内容摘要:当前国民经济正处在由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阶段,并不存在过热现象。我国经济尚未出现通货膨胀,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消费品价格没有出现普遍上涨趋势;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现实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投资和消费行为趋向理性化,经济周期波动性减弱;部分行业高增长以有效需求为依托,表现为供求两旺;对于供给紧张的行业,一旦市场需求上升,供给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价格上涨和供给不足的局面不难改变。今后一段时间内,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把就业、再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地位,维护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回升势头,尤其是投资、出口、工业生产和金融等多项指标增速为近年来最高。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有观点认为投资高增长造成生产资料瓶颈,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苗头,宏观政策导向应避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实际上正处在由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阶段,是在实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自主性增强的集中反映,并不存在过热现象。今后一段时间内,应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把就业、再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地位,维护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从物价回升力度看,我国经济尚未出现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是指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导致物价水平持续、全面、大幅度上升,是经济供需矛盾最直接、最突出的反映。尽管今年上半年物价水平延续了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向上走势,但短期内物价回升力度有限,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1、生产资料价格等价格先行指标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自2001年5月到2002年10月,生产资料价格一直为负增长。受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和投资增速加快引发中间产品需求增加的影响,从去年11月开始,原油、钢材、部分有色金属等价格大幅上升,带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并在今年3月份达到最高值8%。随着美伊战争结束及联合国取消对伊拉克制裁,国际原油价格逐月下跌,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明显放缓,第二季度3个月的涨幅比3月份分别低0.2、1.9和2.6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是消费价格的先行指标,一般先行1-3个月,生产资料价格回落预示未来几个月消费价格涨幅会趋慢。
2、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消费品价格水平没有出现普遍上涨趋势,说明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虽有所缓解,但摆脱通货紧缩的基础不稳定,根本谈不上经济过热今年头6个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0.6%。其中受非典和蔬菜季节性价格上升的影响,食品价格上涨了2.2%;食品以外的其它7类消费品中只有住房、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这2类价格轻微上涨,涨幅分别为1.4%和1.3%;其他5大类消费品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一方面说明即期居民消费需求仍显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人没有工资谈判能力的情况下,劳动成本增长缓慢,也意味着我国收入不断向资产所有者和经理层集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未来消费动力不足。
3、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存在通货紧缩压力目前,通货紧缩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IMF在2003年4月份公布的一份关于通货紧缩的研究报告中指出,1997年以来,35个工业国家和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落在负增长区间的概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日益严重。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50%,多数可贸易品的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日益严重的条件下,我国可贸易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小。由于外资大量流入和高达3400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可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也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约束经济扩张的资源限制,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4、垄断服务行业的改革,减轻了部分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压力“十六大”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竞争,减轻了垄断行业价格上涨的压力。其中,通讯价格稳中趋降。今后垄断行业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拉作用不会明显增强。
从资源利用和增长持续性来看,经济未出现过热
经济过热也表现在,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资源供应紧张和要素价格大幅上升。从资源利用和增长持续性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还不能称之为过热。
1、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现实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潜在增长率,是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同的机构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摩根斯坦利(2001)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为10%;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认为在7%-9%之间;国家信息中心测算为8.5%左右;经济学家刘国光(2002)认为在9%左右;吴敬琏教授则认为在8%左右。
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经济资源利用的程度来看,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原因在于:1、劳动力利用程度偏低。与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就业压力不仅没有减缓,而且日趋严峻,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上半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2%,比2001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加上农村隐性失业人口,这一比例将更高。中国劳动力资源利用程度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从资本投入来看,虽然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较快,但金融机构存贷差依然呈扩大趋势。截止今年6月底,各类金融机构存贷差达到4.5万亿,比去年同期净增加0.9万亿。3、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在大量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的同时,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因得不到技术支持而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档次、性能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
2、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稳经济过热,还要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如何。如果经济增长仅在几个月走高接着急转而下,只能算是经济剧烈波动而不能说是过热。由此作出经济过热的判断缺乏理论支持。从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或前景来看,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高的因素并不是很多。消费方面,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部分城镇居民住房、汽车、旅游、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教育和文化体育休闲等新消费热点,带动了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业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良性循环,但这些消费热点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到20%的消费群体,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考虑到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原因,短期内消费要实现高增长是不太可能的。出口方面,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朝鲜核危机、中东局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组合、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等,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出口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方面,虽然上半年投资增长达到近10年来最高增速,但目前的企业设备更新投资较快增长有结构调整的性质,是对前几年设备更新投资过少的弥补;另一些则与地方政府加快城市化建设密切相关。如城市改造、路桥建设、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开发等。但不管投资增长多快,它都属于中间需求,其所创造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如果没有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的支撑,越不过“惊险的一跳”(马克思语),其价值得不到实现,这种高增长是不会长久持续的。
从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看,近期不会出现总体过热
从引发经济周期的体制因素来看,我国经济近期内不会发生总体过热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根源在于投资和消费的剧烈波动。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超分配以及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引发消费需求膨胀,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1984和1988年两次经济过热基本上是由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所致。从投资角度来看,我国投资总量中,国有投资所占比例过高。国有企业在缺乏有效产权约束下的“投资饥渴症”,导致投资屡屡膨胀,投资盲目性很强。在经济短缺的卖方市场环境下,生产产品不愁没有销路,企业缺乏市场约束。正是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内在扩张性很强。当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所放松时,总投资就会发生快速膨胀。投资增长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时,经济出现过热。1993-1994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典型的由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所引起的。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我国总投资和总消费受市场约束越来越明显,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减弱。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约束的增强,加之商业银行防范风险、加强信贷管理,国有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的投资理性化程度有所提高。非国有企业由于其天然的市场化特征,投资风险与效益意识较强,投资内在约束机制较强。所以社会总投资的盲目性减少、波动性减弱。
从总消费的角度来看,随着国有企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制度改革,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幅放慢、消费预期减弱等,消费需求呈现平衡增长态势。由此表明,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已经转化为总体上供求平衡甚至某些领域供过于求的格局。1997年政府采取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的政策,也充分说明我国总投资和总消费行为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不会再发生90年代中期以前那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局面。
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是我国自1998年以来采取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性结果。由于这轮经济周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启动期和调整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和自主性增强。既不存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国民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仍将保持较长时间。
部分行业的高增长以需求为依托,不会引发经济过热
不论是持经济已经存在过热观点的学者、还是认为经济存在过热苗头的人,其主要理由在于当前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如房地产、汽车、钢铁等)增长过快,行业风险持续加大。但我们认为,今年部分行业供应之所以出现短缺现象,并非经济过热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增长需求约束”假设的前提下,对部门行业实行限产保价,原有供求条件下的资源供给势必适应不了当前经济扩张的需要。实际上,我国生产要素总体上供应充足,只要政府不再沿用传统的计划手段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一旦市场需求出现上升的信号后,供给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经过不长的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和供给不足的局面不难改变。
从电力工业看,随着上半年经济的高增长,我国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电力短缺现象。有人认为这是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表现。可实际上,当前的电力紧缺只是暂时现象。其原因:一是由于局部水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受今年枯水年份的影响较大;二是煤电价格之争未决,相当部分发电煤未到位,影响火力发电的增长;三是政府为三峡水电预留市场空间,近年来,批准电力项目较少,对电力供应有所影响。上述情况在下半年将逐步得到解决。由于今年夏季雨水较多,下半年水力发电将大幅增长。5月份国家已批准发电煤吨价提高8元,发电煤合约将履行,预计下半年火力发电供应量将明显增加,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将大大缓解。此外,去年以来国家新批准上马一大批电力项目,明年将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电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一直保持30%左右的高增长态势,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达到了34%,高出去年同期1.1个百分点,为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房地产行业就存在过热现象。主要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高增长有实实在在的需求支持。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全国商品房销售增长达44.8%,增幅高于上年同期(22.4%)一倍左右,也高出同期投资近1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中92%以上由个人购买。如果说当前房地产有问题的话,问题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批转环节,开发和销售环节并没有多大问题;二是规范并不意味着限制。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其初衷是出于规范银行信贷行为、降低金融风险、限制需求不大的高档住宅的建设,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在中国融资渠道十分有限的条件下,银行信贷必然成为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房地产新增贷款占整个银行信贷增加额的比重已在40%左右。土地批租成为孳生贪污的温床,房地产业腐败案件频频发生。因此,央行121号文件出台是情理之中的事,并非要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从汽车行业看,上半年全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汽车生产累计增长32.2%。据此有人认为汽车业也存在过热苗头。单从生产或者供给的角度看,汽车生产增速确实较高。但考虑到汽车销售和需求情况,上述担忧实属不必。据最新统计,上半年新品车型不断投放,国内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累计销售203万辆,增长32%,产销率达到97.6%。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汽车出口基数较低,但增长异常迅猛。上半年汽车累计出口4.4万辆,同比增长2倍。可见,上半年汽车业发展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并不存在真正的过热现象。从长远看,目前我国城镇家庭轿车普及率不到1%,家用轿车需求前景极其广阔,汽车工业高速增长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从钢铁工业来看,今年上半年钢铁工业增长较快,价格高涨。有观点认为钢铁工业过热。其实,目前钢铁工业较快增长有充分需求支持。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钢铁,包括修建高速公路、西气东输、城市化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二是工业增长需要大量钢铁,如汽车工业的高增长等;三是房地产建筑用钢量很大。目前,钢铁消费的三方面需求都很旺盛,可以支持钢铁的较快增长。但是局部地区钢铁行业也确实存在低水平产能增长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总体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生产要素供给可以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当前经济发展不存在引发总体过热的现实条件。因此,目前不宜出台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而应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就业、再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下大功夫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过去,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明显,经济扩张期较短而收缩期较长,大起大落的波幅较大。为了尽量延长新一轮经济扩张期、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及时调控,努力使国民经济运行水平向潜在增长率靠拢,并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安全淡出创造条件。
1、调整银行监管考核指标,规范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今年以来的情况显示,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与商业银行刻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有关。在监管考核重点方面,监管当局更多强调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可能部分支持各商业银行在3~5年内通过股份化改造最终“整体上市”的改革设想。商业银行意识到,不断增加贷款,既可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又可增加当期利润,还能够大大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为上市创造条件。银行备付金率下降和银行贷款猛增,是国有银行贷款行为改变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需要对贷款增长速度和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有所约束,关键还在于促使银行有良好的行为方式。现在看来,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并在3~5年内财务上有重大改善,达到整体上市的水平,确实勉为其难。今后,在继续要求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增加利润、加快公司化改造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减少不良贷款的总量,强调防范风险和增加透明度的极端重要性。
2、尽快出台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相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经历非典冲击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国家没有财力为居民增加工资,于是人们把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问题,聚焦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我国现在的800元起征点,是20年前制定的。20多年来随着物价上涨,居民收入也大幅提高,800元的起征点显然太低。上海已率先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执行1000元的个税免征额;广州与杭州去年也将个税起征点,实际分别抬高到1260元和1100元;深圳和珠海分别是1600元和14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势在必行。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是方案出台的最佳时机。目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于树立政府形象、稳定消费者信心、促进消费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在国外,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消费群体。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哪个阶层能被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因而消费需求的增长也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时期通过提高工资、调整税收政策以及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提高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改变我国“金字塔型”收入结构为“纺锤型”收入结构,培养我国的中产阶级,这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调控投资增长,减少行政干预今年各地投资增长热情较高,出现一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现象。对此国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措施,而应制定规范合理的条例法规,用市场办法引导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市场自动纠错的作用。一是国家应制定多种行业发展规划,定期公开披露行业信息,引导企业投资健康发展。二是对国家重要行业建设制定合理的质量、技术、环保、节能等行业准入标准和门槛,各种投资主体只要符合标准,便可进入,减少行政干预。三是防止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热潮,要从批租土地这个源头入手,严格控制各级地方政府随意出让土地的行为。四是整顿各类经济园区和开发区的发展。开发园区建设一定要与解决农民就业和生活问题相结合,不能再走发展工业牺牲农业的老路,不能造成新的“低保无份、就业无门、种地无田”的三无农民。
4、适时出台工业经济反哺农村经济的政策,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消费水平低。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实现的消费额,仅占全国消费的36%。要促进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消费不足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仅从农村这个小圈子来找方法,因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农村本身,而在城市。其中关键在于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两极化。改革开放前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没有外部市场,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因此逐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以农村补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约束及歧视性的政策,造成了城乡收入的两极化。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进一步牺牲农民的利益,必然影响工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现象,就与农民收入过低有关。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出台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应从牺牲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经济、转变为城市或工业经济反哺农村经济。200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经济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经济近期的重点,应当是财政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建设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