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内尔·罗宾斯、费利德里奇·哈耶克和约翰·希克斯都曾经对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状况作出过比较全面透彻的阐述，他们毕竟都是在那个时期对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相比之下，我在那个时候，期初仅仅是一名学生，稍后也只不过是一位资历较浅的教职人员，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未具备充分的理解能力。此外，我虽然是被任命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系任教，之前我已经攻得工商学士学位并已工作过一段时间。可是在留校工作以后，我与罗宾斯本人并无太多接触，同时却与阿诺德·帕莱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虽然我也可以谈一些有关于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进展的情况，但恐怕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形。
1929－1931年期间，我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期间虽已通过了工商学士学位的中期考试，却仍还留在学院；1931－1932年，我获得了卡塞尔出国奖学金，在帕莱特的指导下，赴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这一年的留学可以算作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3个学年，这是学院当时对学生申请学位的硬性规定，现在学院在解释类似规定时已不再那么严格了。1932－1934年，我在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任助理讲师，1934－1935年，转任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直到1935年，我又重返伦敦经济学院任助理讲师。1931－1935年期间，我虽不在伦敦经济学院，但实际上一直并未中断与学院的联系。
留美期间，我在帕莱特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同时，也与我的一位朋友暨同学罗纳德·福勒长期保持着内容广泛的通信。由于福勒已经留校在商业贸易系任教，这就使得我能比较及时地了解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发展动向。在邓迪和利物浦任教期间，每逢假期，我就赶赴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与福勒合作研究生猪的产销周期问题，这也让我能够大致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的各种情况。可是，1931－1935年期间，我毕竟未曾参加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各类研讨班活动。此后，从1935年起，我又返回了伦敦经济学院，直接经历了在那里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20年代后期，我刚开始学习经济学时，学生们所使用的经济分析工具，尽管在研讨许多经济问题已经足够了，然而，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来看，仍然是很不成熟的。只要稍稍翻阅一下H·D·亨德森的《供给与需求》和爱德温·坎能的《财富》，对于那时传授给学生的经济分析工具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姑且不论学生，即使是那些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许多经济问题时实际上也都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20年代《经济学杂志》关于价格理论的争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状况。可是，进入30年代后，经济学家所掌握和利用的经济分析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举例说，教师原先在课堂上一直把边际成本概念解释为边际厂商的成本。大概是在1931年的某一天，我在与帕莱特的谈话中对这种解释表示了不满，帕莱特当时回答说，若把边际成本解释为厂商为增加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可能恰当一些。在帕特莱的启发下，福勒和我做出了一张边际成本表，还考察了边际成本表与平均成本表两者的关系。可是，当我看到《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一个注释时，才知道A·C·庇古早已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话说回来，经济学家虽然开始掌握了边际成本概念，他们仍还缺少清晰的边际收益概念。
我还记得，福勒在1932年写信告诉我希克斯正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课，并在上课时讲解边际收益表，我还真不明白他所指何物；同时，我还同样地对西奥多·亚蒂玛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涉及到边际收益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然而，随着1933年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和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这两本书的问世，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教室的黑板上也开始充斥着最复杂的几何学。这个故事确实说明了在30年代初期经济分析工具仍处于一种相当落后的状况。
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都很乐意接受新的理论观点，在这一方面哈耶克功不可没。人们现在提到哈耶克时，马上就会联系到《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大宪章》这两本名著的作者。可是，这两本著作在30年代都还未曾问世。30年代初期，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时，在提倡经济学严密的思维方式和鼓励学生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他是一位谦逊的学者，由于对于经济学理论富有洞察力的深刻理解，哈耶克在当时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哈耶克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思想力量和极高的学术成就的典范。
希克斯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根据罗宾斯的说法，希克斯于192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职后，“在最初的3年中，他只是在本科学生的一般教学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引人瞩目的平常角色。”①罗宾斯正是用他自己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道出了希克斯并不是一位成功的本科教师。作为一名听说过希克斯讲课的学生，我可以证实此言不虚。人们现在很可能会觉得，原因在于希克斯上的课太深奥了，学生们听不太懂，这肯定与事实不符。对于希克斯来说，可能是对所开设的课程缺乏兴趣，也可能是别的一些原因，他的讲课总是无法吸引同学。可是，希克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地位还是迅速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1年，在罗宾斯的“怂恿”下，加上他原本就有过数学方面的训练，希克斯开始开设高级经济学理论课程，并很快显露了作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的才华。希克斯最初的有关高级经济学理论的课程是与R·G·D·艾伦合开的。艾伦——当时在讲授统计学和数理经济学——是一位极有造诣的数学家，而且也不藐视对数学不太懂的学者，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推动经济理论的严密性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希克斯在这门功课中讲授的内容涉及到洛桑学派的分析方法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对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许多理论观点明显地反映在希克斯后来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中）。而后的几年中，希克斯还开设了垄断理论、非均衡经济学、汇率理论、风险与保险理论、价值理论和动态经济学等课程；同时，他也主讲高级经济学概论，用非数学的方式讲授瓦尔拉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理论。
罗宾斯认为，如果说“奥地利学派与维克塞尔的理论介绍到伦敦经济学院是哈耶克的功劳，那么，希克斯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引入了瓦尔拉和帕累托的理论。”②伦敦经济学院在1935年没有给希克斯晋升职称，也没有能够劝阻他离开学院赴剑桥大学任教，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误。根据罗宾斯的看法，导致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纯经济理论莫名的敌意。”③希克斯离任后，尽管罗宾斯和哈耶克，还有艾比·勒纳和尼克·卡尔多仍在继续开始高级经济理论的课程，但是，实力已经大为削弱。
现在来谈谈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所有经济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人物——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爱德温·坎能于1927年辞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后，阿林·杨格接着出任这一教授职位，可是，杨格教授在1929年又突然去世了。在休·道尔顿先生的大力推荐（也许是非常关键的支持下），罗宾斯很快获得了任命，在1929年担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正是在这一年，我作为一名学生跨入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罗宾斯的任命显然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因为他太年轻了，才满30岁。同一年，哈耶克还不到30岁，希克斯仅有26岁。3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所涌现出来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一批风华正茂的经济学家的杰作。
令人遗憾的是，罗宾斯本人在自传中很少提及自己关于经济学演变的看法，可是，他所谈到的那些内容都是十分重要的。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曾经是坎能的学生，可他却很早就迷上了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透过他那时所写的文章中的脚注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学文献阅读面之广泛。罗宾斯对哈耶克的任聘和给予希克斯的鼓励支持，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于源自英伦三岛之外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注。

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时，其自身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他所开设的课程体现出来的，担任教授职务后，罗宾斯开设了经济分析、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说史等诸多课程。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年度教学计划中关于比较经济理论的课程内容及教学目的的说明，就很能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这门课程主要阐述早期经济学家的思想，讲授的重点不囿于历史流水帐，而通过尽量展示第一手的重要文献资料，提示早期经济思想的兴衰历程，以及她们发展为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本门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学习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一种前期的准备。
在这门课程中，罗宾斯考察了早期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不是让学生囫囵吞枣似地学习，而是重点放在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上，帮助学生搞清楚，为了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于那些早期的经济思想，应该如何加以扬弃和加以改进。最新的理论进展是最重要的。
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通过他的授课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的思想。由他开设的《经济分析理论概论》主要介绍的是价值论与分配论，也就是现在被称之为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罗宾斯生前曾打算将自己的讲义整理出版，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在他后来的自传中，也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出版著作的目录和章节安排等内容。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要求听罗宾斯的课，可我自己还是去听了1－2次，主要是想了解他的课堂教学方法。此外，我还从维拉·史密斯（即维拉·卢茨）那儿誊抄了一份课堂笔记，因此对罗宾斯讲课的内容也比较熟悉，不幸的是，这份课堂笔记却被弄丢了。可值得庆幸的是，邓肯·布莱克从我这里翻抄走的那份课堂笔记至今尚存。所以，现在我们手头仍保留着一份邓肯·布莱克抄自我从维拉·史密斯那儿抄来的罗宾斯讲课的课堂笔记的复印件，其影印件将保存在芝加哥大学的Regenstein图书馆。
讲课时，罗宾斯并不过多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以一种严谨的方式，用流畅的语言，系统地评述了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伦敦经济学院年度教学计划的课程安排表明，在讲授了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分析的性质等导论部分的内容后，罗宾斯先讲静态分析方法、价值和交换理论，再讲生产和分配理论，然后是比较静态分析，最后是动态分析。
这一课程安排结构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的影响。当然，罗宾斯在课堂讨论中所引述的各种经济学文献，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奈特的著作。
值得一提是，罗宾斯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阅读菲利浦·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和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这两本书，这一与众不同的阅读文献的指定，反映了罗宾斯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判断力。如果暂且把詹姆斯·布坎南对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独特的和有争议的看法先搁置一旁，我个人确信，这两本书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学子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通过仔细研读这两本书，使得学生能够扎扎实实地掌握成本理论。
有关帕莱特的贡献，我想谈起来更有把握一些，毕竟我是他的授业弟子。帕莱特也曾经师从坎能，与罗宾斯是同期同学，可他并不像罗宾斯那样对纯理论饶有兴趣。帕莱特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他感兴趣的主要研究领域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我们这些受帕莱特指导的学生在那时对经济学理论以及而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分析方法也抱有极大的兴趣，时常与老师共同研讨，也常在同学间相互讨论。但是，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系统的运作。正是这一原因，帕莱特在教学中继承了坎能重视制度因素的传统，同时也保持了他自己简洁明了的讲课风格，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尽管罗宾斯在多个研究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在学术师承方面，却与坎能基本无关。
帕莱特对财产问题抱有兴趣，在专利和版权的经济学分析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成果。④对于我本人而言，帕莱特的主要影响在于他使我意识到，对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经济家们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帕莱特拥有许多颇有才华的学生，在他们之中有罗纳德·福勒、罗纳德·爱德华兹、阿瑟·刘易斯、阿瑟·塞尔顿和巴滋尔·耶梅，从这一方面看，他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自己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所发表的论文、著作展现出来的影响。然而，伦敦经济学院在那个年代中最主要的影响毕竟是在纯经济理论发展方面，这也是事实，帕莱特的影响也因此无法为世人所关注。
何为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特色呢？答案：破除教条、百家争鸣、兼容并蓄。人们当时所接受到的新观念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大陆，只要是新思想、新观点，人们并不过于在乎其源自何地，而是迅速地加以吸取，以推动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从不自诩为奥地利学派、帕累托学派或瓦尔拉学派，同样也不自封是马歇尔学派。我在美国时听说，一般认为在30年代后期之前，英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局限于马歇尔的理论，至少就伦敦经济学院来说，此言不实。诚然，马歇尔是经济学界的圣人，伦敦经济学院并没有独尊马歇尔，只是把他作为研究对象之一。
作为帕莱特的学生，我只是读过马歇尔的《工业与贸易》一书，没有拜读过《经济学原理》，但是，我们从不盲从马歇尔的理论观点。事实上，马歇尔的成本理论阐述的并不清楚，有关商业活动的分析也有可质疑之处。反思历史，可以看出，在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以罗宾斯、哈耶克和希克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率先推动了经济学的国际交融进程，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在他们的努力下，经济学进入了一个现代发展阶段。
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里，教师和学生同属于一个研究群体，形成了一种催人上进的学术氛围。一方面，罗宾斯、哈耶克和帕特莱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如何从私人企业的角度来观察和解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艾比·勒纳、布赖利·托马斯和伊冯·德比等人（卡尔多那时还未崭露头角）同时也在经济学系的讲坛上发表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观点；政治观点上的歧见总的来说并不妨碍学术讨论。20世纪的30年代，西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在俄国、中国及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和恐怖的事件，世界范围内政经局势日趋严峻。身处大变革的时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们仍在努力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人们在认真地思考着，思考着如何去努力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