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给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了挑战。由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从IMF来体现的，所以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也充分表现在IMF的挑战之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从狭义上来说，也即IMF面临的挑战。

一、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维持和推动多边货币自由兑换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原则。这也充分体现在IMF的宗旨之中。IMF虽然经历了三次修改，且其生效以来的成员国与活动范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基金组织的基本宗旨仍维持不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的规定，基金组织的宗旨为：(1)为会员国在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协作提供所需的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均衡发展，实现高水平的就业和增长，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3)促进成员国汇率的稳定和有秩序的汇率安排，以此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4)为会员国经常性交易建立一个多边支付和汇总制度，并设法消除妨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控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的融通资金，使其不必采取有损于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6)争取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时间，并减轻其不平衡程度。
根据IMF有关年报文件的概括，基金组织的根本目标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货币政策协调并监督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国际货币金融活动中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员国汇率的稳定、有秩序的外汇安排、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和保持国际交易之汇兑自由。
20世纪80-90年代中期，IMF 100多个成员国基本上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并准备进一步推进全面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但是，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日前严重的投机活动、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并未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当重视。最终，1997年7月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一种有悖于国际货币体系原则的现象出现了：一些原来已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智利等，在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又重新实话了资本项目的管制，一些发达国家也对短期资本流动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在偏离IMF与国际货币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现行货币体系多种汇率制度安排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各国推行了多种汇率制度，IMF所总结的八种汇率制度，确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多样化的国家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在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外汇交易规模日益扩大，目前日交易额已近2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外汇交易与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性越来越小，各种短期资金流动和衍生交易已成为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现行汇率制度假设汇率浮动会对国际收支产生自动调节作用并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各国自行确定，自主管理，缺乏应有的国际监督与协调机制。同时，从各国实行浮动汇率的实际经验来看，浮动汇率制度本身有贬值的趋向，加之未受到有效监督，这一趋向更为明显。这也与国际货币体系所追求的物价稳定目标相悖。因此，多种汇率制度安排之下的汇率扭曲和无规则的波动成为常见现象，并成为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多种汇率制度安排的体系之下，首先是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的缺陷。在一战之前，各国执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那个时候，主张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各国经济运转是不可想象的。主张浮动汇率最有力的理由是：浮动汇率让国内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可以任意改变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来刺激经济，或者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对付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不平衡。但历史一再证明浮动汇率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相反，浮动汇率无一例外地总是导致通货膨胀、汇率动荡和经济波动。然而，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决策者（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IMF和世界银行的决策者）相信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世界经济运转，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就永远提不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动荡却永远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2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三、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信用本位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行的是美元与黄金并重的双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步入了浮动汇率时代，1978年，IMF成员国达成协议，宣布实行黄金非货币化，由此开始，步入到了现代信用货币本位时代，实行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对于这种货币体系，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是，这种货币体系，使得储备货币国家在几乎毫无保留的情形下可以大量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进而产生出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数量更为宏大的衍生金融资产，形成金融危机的诱因。
长期以来，这种多元化的信用本位制下，美元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很容易形成美元霸权：世界各国越是需要美元，美元的地位越高，则美元可能享受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尤其是经常项目逆差，并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例如，2003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84%。全球外汇交易68%是关于美元的，全球的贸易结算68%是通过美元进行的。
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元霸权，使得美国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福利：
1．获取“铸币税”
在何帆（2004）看来，美国获取的铸币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元，二是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为其国债支付较低的利率，这种利差也可以算作是铸币税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曾经对此进行了较为保守地估计，美国每年借助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到120亿美元[1]。此外，由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和投资者也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得以大力推行赤字政策，这也是铸币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铸币税带来的丰厚收益使美国大量进口的同时却无需等量出口。
2．享受“无泪赤字(tearless deficit)”
世界需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来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美国可以拿着源源不绝的用印刷机印出来的美元到世界各地进行采购，扩大国内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被高估了的美元价值使得美国不但将其他国家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即所谓的“无泪赤字”。
日本学者吉元川忠（2000）曾经对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美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日本是将自己贸易顺差所产生的剩余资金注入到美国，美国则利用这些资金维持市场繁荣和日本商品的进口，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日本贸易顺差的膨胀。说得极端一些的话，日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产品，并把这种现象当成了贸易顺差。当前，中国也购买了多达18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克鲁格曼(2003)强调，这是美国支持其贸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考虑到2003年，美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之间，美方赤字高达1240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差不多在重复当年日本一样的故事。
3．转嫁风险
其他国家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承担了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将美元贬值的方法，使它事实上免除大量债务。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就曾通过美元贬值变相减少海外债务。当前，亚洲各国持有约2万亿美元外国储备，其中，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到2005年6月底达到7110亿美元，约60%为美元储备。鉴于2002年以来美元已持续贬值，则亚洲各国面临的潜在损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美元贬值是阴谋，在转嫁国内经济风险，在变相获取亚洲国家的经济成就（谢国忠，2004）。美元贬值减少了美国的外债的同时，还可一定程度上刺激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
4．用货币影响他国政策
美元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国事实上成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汇率的决策部门，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波动来影响他国币值波动获取福利。比如，1985年，在美国主导下，通过了“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当前，美国又不断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向人民币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
四、世界金融一体化之下频繁的投机活动挑战IMF稳定汇率的能力
汇率监督是IMF的一项重要职能。IMF实行汇率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有秩序的汇况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消除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避免成员国操纵汇率或采取歧视性的汇率政策以谋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其后的牙买加体系确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汇率经常变动且变动幅度剧大，即使是美元，其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大得惊人，1998年7月，美元兑日元曾达到90年代的最高峰1：147，但到1999年10月，其兑换比价接近1：102。2002年，欧元与美元的最低兑换比例达到1：0.82，而其后受美元大幅度贬值影响，2005年欧元兑换比例一度高达1：1.42。汇率的剧烈波动，为投机者提供了外汇投机的温床，导致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动，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使一国金融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的偏离的幅度加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国际信用的乘数效应，使游资(Hot Money)成倍增长（据估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多达8万多亿美元）；另一方面，世界金融一体化的特征使游资生存的国际环境更具投机性。它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倾向性明显。在其冲击下，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当大量游资短期内集中侵入本国汇市时，往往高估东道国货币，从而不利于东道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导致经常项目的失衡；当大量游资逃离东道国时，又会使东道国货币急剧贬值，诱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当前的日交易量巨大的外汇市场上，仅仅从稳定汇率的角度看，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很难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有效干预。以1997－98年之间的香港为例，危机之前虽然其经济结构较为合理，外汇储备充足，外债几乎没有，却依然遭受到了投机者的狙击。即便是外汇储备量最大的国家日本，1999年9月以来，为抑制日元不断升值的趋势，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日元，买进了价值100亿美元，仍没能阻挡日元的升值趋势，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40个月来的最高点。可见，在当前的无序的汇率体系之下，不但有利于投机活动，而且极容易人为地制造投机机会、投机活动，进而导致金融动荡。于是，金融界期望IMF这样的超国家性质的国际机构在维护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希望建立某种机制，以对日益泛滥的国际游资进行有效的监管，对猖獗的国际投机活动进行某种必要的监管。
五、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之下，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涉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即所谓的“伙伴风险”在不断增大。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风波接连不断，如1992年席卷欧共体各成员国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日本出现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巨额不良资产危机，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显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伙伴风险”以及有效监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继爆发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各国的金融波动，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一个超国家性的组织从全球范围内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
由此看来，为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应提到IMF的议事日程上。
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亦与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相关。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种金融工具推陈出新，如欧洲票据，浮动利率债券等。据统计，至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多达12000多种，衍生工具合约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如此宠大的交易规模，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胀，如美国的LTCM公司，其自有资本不过50多亿美元，而1999年9月从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经多达1.25万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施，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一体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为规避风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累积不断增加，为国际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他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益，甚至一天之内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任何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难以抵挡。衍生工具的发展，逐渐从避险的工具演变为加大风险的工具，加上市场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市场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波动，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纵。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约2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量的两倍，其中85%是属于投机性交易。巨额的游资的无序流动，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远，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但各国甚至IMF这样的国际性大机构，也缺乏对游资的监管，缺乏对投机行为的监管。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由于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规模不一，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影响IMF的监管态度。成员国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影响IMF本来已经不足的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