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宋朝时期，大科学家沈括就在其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石油的发现与应用，并准确的预见到“此物必将大兴于世”。这是世界上关于石油的最早文字记载。近代以来，石油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素有“工业血液”之称。
在解放前，中国历来被西方地质学者判断是传统的陆相国家，不可能拥有大的石油储量。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李四光等著名地质学家的科学指引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广大石油战线职工先后开发建设了大庆、中原、胜利等大型油田，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牢固的资源基础.
但是，中国的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于石油的进口，也从来没有对油价的变动如此的敏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韩国这样的新兴现代化国家都纷纷将其本国的生产线向中国转移，造成中国国内需求高涨，大大增加了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随后将运用现代金融基本原理，为化解能源风险，破解我国的石油困局而提出一个崭新的政策思路。
能源风险加大、石油困局迫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传统大型油田相继进入稳产、减产期，我国石油的供求缺口逐步拉大。从1993年起，我国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4年全年累计进口石油1.2272亿吨。在2005年前4个月，中国已有超过43%的石油消费来自进口。目前中国耗用全球12％的能源，每天平均进口石油250万桶，仅次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吨，届时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有可能达到60％，接近美国目前66.2％的水平。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加快，原油需求量放大；可是另一方面，我国却没有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定价机制，难以转嫁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成本，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中受石油价格波动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对进口石油依赖度接近50％，而其中90％以上又依赖国外油轮运输，石油供应的安全性令人忧虑。而目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均没有自己控制的油轮船队，自主兴建大型油轮船队已属当务之急。发展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一方面可以节约运输成本，降低油价，另一方面亦变相增加了我国的石油储备，因此应加快建船速度，希望到2020年能有50％进口石油由中国船队自己负责运输，2010年承运能力达7500万吨以上，2020年1.3亿万吨以上。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经济与日本比较仍相距25年，中国要达到2004年日本人均GDP的水平还需30多年.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4年，中国人均GDP上升370％（年率6.1％），1950年至1973年日本人均GDP上升460％（年率8.2％），1962至1990年韩国人均GDP上升680％（平均达12.1％），按照亚洲邻国标准衡量，中国过去25年GDP增长率并不算十分惊人。
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一如1950年的日本及1962年韩国，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要素，例如廉价劳动力，大量人员从农业走向制造业，人人工作努力，但中国增长率仍不及50年代日本及60年代韩国，究其原因，是来自于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太高，超过GDP40％（日本是32％，韩国是30％）。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中期，而日本是快速增长的末期。未来25年中国是有条件赶上日本的。
但中国每天只能生产350万桶石油，未来1000万桶石油需求必须依赖进口，油从何来？今天发现一口油井的投资成本已是25年前的3倍，未来全球各国将为石油等能源日渐枯竭而付出沉重代价，上述情况在未来25年将不断严重，除非发现新能源。今天美国人一天消耗2100万桶石油（全球一天产油只有8400万桶）；反之，中国一天只消耗640万桶，即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消耗0.7桶油，中国人却只消耗0.05桶油，美国人消耗量是中国人的14倍。未来15年中国人均耗油量上升1倍，即每天消耗0.1桶油亦非常可观。
能源供应可能有一天会成为问题，但似乎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源不足，而是如何将资源从拥有者手中转移到使用者手中。这个过程涉及勘探、运输，涉及市场、价格，涉及投机和国际政治。上个世纪80年代长期低迷的石油价格压垮了前苏联经济。持续高企的油价也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可以说，石油困局正在向我们迫近。

开发“金融油田”、破解石油困局
那么，如何破解中国面临的“石油困局”呢？笔者以为，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必须要有新思路。在经济发展造成能源需求刚性的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现代金融手段来防范和化解因为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带给中国经济前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开发“金融油田”，来分散石油价格风险，分担石油供应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地位的核心功能，就在于金融制度既能够帮助人们将可以化解的特殊风险分散，也可以帮助人们将难以防范的系统风险分担。具体到中国所面临的石油问题，石油价格的变动可能会根据不同的石油供应渠道有所不同，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因此价格风险可以分散，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是非系统性的风险。而石油供应问题，则受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军事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难以由一般的分散化来解决，因此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讲，可以看作是系统性风险。上述两种风险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思路也不一样，但通过运用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现代金融工具，都可以得到分散和化解。
首先，通过要通过大力推广、发展石油期货、期权，来分散国际石油价格风险，使中国成为国际石油定价中心之一。期货是一种标准化的远期合约，交易双方通过交易所来确定未来交割的标的、时间、数量和价格。这种交易工具的采用，使价格风险得以锁定。未来现货价格上涨，卖方损失有限，买方获益；未来现货价格下降，买方损失有限，卖方获益。价格风险在交易双方分散。而期权更进一步，当价格于己不利时，期权的买家甚至可以放弃交易，仅付出少量的期权费用便可以规避价格风险。
这两种金融工具都是规避石油价格风险的有力武器，在西方国家起步较早，研究深入，应用广泛，获利巨大。而我国仅于近期才刚刚推出燃油期货，尚未推出石油期权，起步较晚，研究肤浅，应用有限，喜忧参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企业刚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常常由于治理机制的缺陷造成应用金融工具过程中的重大损失。如近期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由于违规参与石油期货的投机交易，造成5.5亿美金的巨额亏损，这个教训十分沉痛，值得认真研究汲取。但并不能因此否认石油期货、期权的重大价值。我们甚至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中航油公司的巨额亏损也是交易对手的巨额盈利。不是金融工具的问题，而是中航油公司判断失误，而且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形同虚设，未能及时止损，才酿此结果。只要中国公司以此为鉴，加强研究，强化管理，一定可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有所作为，有效摆脱我国在国际石油贸易定价机制中的从属被动地位。
其次，建立石油供应保险制度，使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由国内外相关用油各方共同承担。这一思路的提出，是基于现代金融的第二个基本原理，即对不能分散的风险，应由各方共同分担。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斗争的一个核心领域。世界各国为争夺石油资源而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其中就包括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充足的石油储量或者安全的有保障的石油供应来源，便不能实现经济腾飞，获得大国地位。
目前，中国石油进口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进口国。石油安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保证石油供给顺畅就成了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我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量依赖进口，而在进口的石油总量中有90%是来自于中东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约旦等国，均是与西方大国有现实或潜在冲突的国家。而中东局势一直紧张，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经占领或控制该地区几个主要的产油国。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冲击，或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激化，凭借其自身占据优势地位的海上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对我国实行海上石油禁运等制裁、封锁措施。这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是有先例的。虽然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善能源供应环境，多方拓展供应路线（如计划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非洲等地区进口），但是目前以中东为主的格局仍旧要存在一段时间。从中东到中国需要经过很长的海路，为保证海运航线的安全，这就需要海军发挥作用，而以中国现在海军实力来看，还不足以在印度洋甚至南海海域取得优势。因此，为了经济顺利发展，化解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必须有新思路。
在无法通过石油供应渠道的多样化这一市场手段来分散的情况下，这种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有什么办法来化解呢？除了降低石油消费，提高使用效率外，只能由相关各方共同承担风险。
我们的基本方案，就是建立石油供应保险制度，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石油供应保险公司，国内各个石油需求单位按用油份额和用油效率缴纳保险费。一旦石油供应中断，国内各个石油需求单位无法正常生产且持续了较长时期，则由石油供应保险公司补偿其经济损失，使其顺利的度过难关。因为保险费的缴纳与用油单位的石油资源使用量和效益挂钩，使用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下决定了费用的多少。这一方面可以适当的抑止对石油资源的过渡需求，另一方面又能促使国内各个石油需求单位改进技术，提高用油效率。而用油效率低下，已经是我国石油困局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一方案的采用，分担了石油供应风险，且可以制约用油单位的资源浪费。它可以促使石油需求各方患难与共，风险共担，自觉的联合成为一个石油需求的共同体，有效的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谈判实力和市场势力，降低原油采购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一些规模小、效率低、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用油企业通过关停并转等多种途径退出市场，降低国内的石油需求，抑止石油价格。
石油供应保险制度是为了破解我国石油困局而设计的一个机制创新。这一方案的原理，是现代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必须强调的是，它只适用于由非商业因素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风险。在政策设计实践中，一定要注意，不能将其与购买力不足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混同。在石油供应依然通畅但价格变动剧烈时，只能采用上述的石油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来锁定价格风险，甚至还可以通过投放战略储备石油来平抑石油价格，但绝不能动用石油供应保险资金。如若这样，石油供应保险制度将会因道德风险而被滥用，成为一种变相的财政补贴和利益输送渠道。最终的结果是以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用纳税人的钱为个别的石油厂商的垄断利润埋单。
综上所述，我们刻画了中国石油供求状况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石油价格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要运用现代金融衍生工具来分散价格风险。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更为严峻的石油供应中断风险，我们除了建立健全石油战略储备，还应用心在国内石油需求各方之间开发出一座“金融油田”，这将从需求调解的角度来约束各方对石油资源的利用和攫取，有效的减轻石油供求关系紧张的压力。石油供应保险制度是我们破解能源困局的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