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史不绝书。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已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包括我省史学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我们特约郑州大学历史系秦佩珩教授撰写此文，就加强边疆各族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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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采，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有很多记载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差不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陈列了很多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显示了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个时期，各民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可想象，在我国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在边疆地区没有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反的，正由于各族人民的往来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愈多，相互影响也日益加深，从而也就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经济勺文化的发展。

解放以后的三十年采，我国的一些史学工作者看到了对少数民族经济、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在编写通史时，注意到了对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引用。为了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杜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也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历史文物，也有一些有关经济史料的历史文物。如在剑川和阿城的一些地下发掘，给南诏经济史和女奥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珍贵资料。虽仅是一小部分，但已足以表明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物的丰富多采。

全面系统地整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是十分必要的．这对认识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在祖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繁荣边疆经济以．及文化学术，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过贡献。他们在悠久的岁月中，辛勤奋发地开发着祖国的边疆。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的这些成绩置之不顾。因此，我们无沦进行何种实际工作，或是何种学术研究，都应当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都应当重视研究我国边疆各族人民的经济和历史。在中国经济史．的领域中，应当如实地反映各少数民族的杜舍经济以及文化思想，而且还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无视或轻视对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研究，既不符合我国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团结。

有人认为，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没有好多资料可写。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古代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是频繁的。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也是很多的。以古代汉，维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为例，就可以知道维吾尔族对祖国经济文化是有贡献的。古代汉，维两族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这在公元一世纪时，维吾尔人的祖先一当时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游牧的丁零(以后称铁勒)部落，就曾帮助汉朝抵抗外来侵略。到了公元四至六世纪，铁勒部落同拓跋、宇文、南朝、隋朝已经有了比较频繁的物品交换关系。隋代以后，维、汉两族人民往来愈加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愈多，相互影响也就日益加深，从而也就更加有办地促进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

再以古代汉族和白族，彝族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为例。隋唐时期，西南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云南西北部的洱海一带，分布着蒙舍、邆赕，施浪、浪穹、越折，蒙 六个较大的部落，也就是史称的“六诏”。居住在最南边的蒙舍诏，称南诏。在贞元10年(公元794年

又以高山族为例。高山族和大陆人民的联系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长期居住在台湾和东南海域各岛的高山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大陆人民很早就有经济文化往来的。隋朝曾派朱宽，何蛮到台湾。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给了隋朝。以后，到公元610年，隋朝又派陈稜、张镇到台湾。当时高山族和大陆人民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到了唐朝，经济往还更加密切，不仅大陆上的各种手工艺品不断运到台湾去，而且高山族人民也不断把台湾的土特产带到大陆上来，近些年来，不断从台南发现唐宋时代的瓷器，古钱等，证明早在唐时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间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已经很密切了。

更以女真为例。在很早以前他们就居住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并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女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很早以来就居住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他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号。古称肃慎，继称挹娄，勿吉，后在隋唐时代称靺鞨，及到两宋时方称女真。靺鞨有许多部落，黑水靺鞨是其中一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女真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还有一支叫粟末靺鞨，曾在辽东一带建立过政权。阿城县出土的大双鱼纹铜镜，就是金代遗物。直径43公分，重24市斤。反映了我们兄弟民族的手工业在很早以前就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是摆在史学，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二)

就目前来看，我们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我国的实际状况很不相称。直到今天，我国还没有一本包括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在内的写得较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的国家来说，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系统研宄，还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处女地。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编著中国通史方面，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讲汉族不谈少数民族的偏向，在整理和研究史料以及学术论著方面，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如在云南，整理了《云南各族古代史。有些地方还整理了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如藏历、傣历等。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可置疑，这些显著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杜会历史及经济现状，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认为应当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积极抢救和整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

搞历史工作，资料工作是“先行官”。史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所以抢救，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献，是一项十分重要紧迫的任务。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大量有价值的民族文字资料，或被烧毁，或被散失。我们必须尽先抢救这部分剩余的民族文字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分类，出版。包括满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等。

其次，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质的研究，包括其上层建筑在内。例如南诏史，我们只知道它是唐玄宗时，皮逻阁在洱海地区建立的政权。但对其社会性质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又如女真史，我们了解到的是黑水蛛揭在隋唐时已和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公元726年(开元14年)，唐政权已在那里建立了行政机构，先后设立了勃利州，黑水都督府等。这证明很早以前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边疆地区已和祖国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如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第三，开展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现存的有关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大部分还没有整理和翻译。为了推进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必须全面组织史料的翻译工作。可喜的是，内蒙，新疆已在组织人力从事翻译有关本地区民族文字的历史资料。西南地区

第四；组织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标点，注释和整理工作，过去有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史料都没有得到整理。特别是一些有关档册类的史料，更加凌乱不堪．如有关云南各族古代史的《云南机务钞黄》(明张沈撰，《惜阴轩丛书》奉)、《蛮司合志》(清毛奇龄编，《西河全集》本)等等。将这类资料加以标点，注释和重新出版，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辽宁大学从事编写《清史图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第五，加强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完整理工作。例如在十三、四世纪时，维吾尔族人民对汉族人民经济生活作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酿造葡萄酒和种植棉花技术的传入。当然，汉族在唐代已知道酿逮葡萄酒了，但只是在宫廷酿造，并朱传到民间。元初，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才由维吾尔族地区传刮内地。棉花种植情况也大致与此相同。汉人知道棉花种植的历史很平，可是普遍地种植棉花却较晚。直到十三世纪时，棉花才从南北两遵分别传入内地。南道是从黎族地区传入珠江流域，北道从吐鲁番盆地传入关中和汉水流域，以后侍入黄河流域。此外从维吾尔族地区传入内地的，还有芋麻等。维吾尔族人民的这些重大贡献是应当给以总结的。

最后，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研究的组织工作．为了搞好少数民族杜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整理。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丰富历史遗产，应适当集中人力，物力，做出长计划与短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各-类专业人员相互配合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才能很快上去。

“千金买马骨，遵有壮士来。壮士不为金，感君重士心”。只要研究部门和高等学梗的领导同志重视这项工作，并给研充人员创造一些必需的工作条件，这一工作的开展和胜利充成是指日可待的。

实践是基础，理沦是指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或经济史，也庄遵循遭一客观规律．在研究边疆各族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必须重视资料的研究，从大量可靠的资料中，如实认识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还历史的本来面貌，纠正历代蚝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史的歪曲和篡改。我们要自觉地以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捕手，使二者攘好地结合起来，蚝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研完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牢牢靠靠，使之对加强民族团结，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