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春秋以前的华北，长期为森林和草原所覆盖，最初的产业形态是谷物生产、畜牧、渔猎、采集多种经济并存。春秋战国时期华北的开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齐—《管子》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保存多种环境的基本面貌；一种是秦—《商君书》模式，把山林草原耕地化，实行“大田谷作主义”。延续至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农本主义” 趋于成熟，以“精耕细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向内延扩大的方向发展。关中的塿土（土垫旱耕人为土）是精耕细作的产物。中国“农本”主义是资源循环型的小规模经营，它的背后隐藏着西北输入成家畜的系统。

关键词：环境史 大田谷作主义 农本主义


　　一、古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

悠久的中国历史，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展开的?　对于中国人，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是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的报告要首先谈谈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原因之一是日本历史学发展的进程。在日本，从明治时代(1865——1911年)以后，开始向西洋人学习历史学方法论。众所周知，那就是成为建设“国民国家，nation”的一种侄危�这种方法缺乏对多民族国家的分析以及评价。所以，对日本历史进行研究的中心是大和朝廷成立以后的生产力发展过程分析，对于外国历史的研究，也罕有超出这一范围的。在其过程中，日本历史学也接受了西洋人的亚洲观和中国观。特别是F．F．von　Richthofen［1］，和K．A．Wittfogel［2］的“黄土”观。他们说，黄土很肥沃，所以不需要肥料，只要灌溉就可以了。根据今天的土壤学研究成果［3］，这个看法是错误。可是在日本，有些人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构造是“专制国家”［4］，其成立的基础就是大规模的渠水灌溉(天野元之助先生已经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错的［5］)。还有，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只涉及作为划分时代标志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到土壤肥力问题。

　　而且，近100年来的日本，为了赶上欧美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生产率的提高和公平分配的实现已成为全杜会的课题。这也是将分析生产关系的性质作为日本历史学研究中心的另一个原因。结果有人说，“日本将是最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这是开玩笑，可是，这也反映出现代日本社会不能忽视的一面。我想，那未必不好，有一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在一个国家，要想让老百姓生活得快乐并且平等，就今天的技术水平来说，不得不增加环境的“负荷”(这不仅污染环境，而且阻害循环效率)，这将对人类100—200年后的继续生存产生影响。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现代日本需要研究的课题，在经济学领域，环境经济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过，日本历史学目前还无法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我不得不注目中国近代以前的环境史。

　　在古埃及，西亚两河地区和印度河地区创造古代文明的人们和他们的语言已经失落了，而且生态环境恶化，即发生了沙漠化，从根本上丧失了支持其文明的集聚“财富”的力量。

　　华北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人持续活动的地区，而且是用同一种语言持续记录这些活动的唯一的地区。可见在中国，即使存在些问题，却还保持着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是能够在最长时期内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地方。

中国为何能够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　我想，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给经济学提供新的理论，这也是现代日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关键。


　　二、古代华北环境的变迁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如下想法。

　　（一）华北原始的环境

　　正如史念海先生已经说过的［6］，第四间冰期开始以来，华北一直被森林和草原覆盖。就连在大西北，也没有今天这样的沙漠，贺兰山早期岩画栩栩如生的描绘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边人们是如何以狩猎森林中的鹿、猪等野兽为生的。而关于河北，松九道雄先生分析了甲骨卜辞，商王每隔数日就去殷墟周围的地方进行狩猎［7］。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河南、河北省交界地区在当时存在有可以狩猎的大面积森林—草原地区。这一点也可以用河北省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酒的原料郁李、草木犀等野生果实来证明。

　　关于西周时期的陕西，从1975年在周原出土的《九年卫鼎》等铭文［8］来看，周王朝治下有以贡纳皮革类为职能的氏族，他们领辖的森林是从周原到朗地(现在的彬县)。因此可以说明，当时的泾水流域基本上也是森林和草原。关于泾水流域，《诗经》豳风《七月》也可以参照［9］。《七月》是《诗经》中最长的诗，其结构复杂，包含了夏历和周历。所以作出判断和解释时要分外谨慎［10］，据我管见，如第一章“田畯至喜”等，将有“田畯”、“公子”、“公”、“农夫”、“上”、“宫”、“公堂”、等字的句子删除，而且把如第一章的“一之日于耜”等用周历唱的句子，改为用夏历唱，这可能是总8章、章10句可以歌唱的其原来的形态。特别是第六章所暗示的酒和火的祭祀是属于商朝的祭祀体系［11］，春秋时代以后整理经书的过程中，其原意开始混殽起来。可是，那仍然表示采集经济(采集造酒原料和燃料等)是《七月》的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从诗中所歌咏的羊的饲养、猪的狩猎(还没饲养)、稻等多种谷物的栽培也可以看出，《七月》的村落还没有像后来的华北农村那样实行单一的谷物栽培。

　　总之，华北最初的产业形态是谷物生产、畜牧、狩猎、渔捞、采集等多种经济并存的。并没有在自然条件许可条件下尽可能地大面积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并以其作为主食和课税品。——这种产业形态，我特别命名其为“大田谷作主义”，来与其它的产业形态相区别。全世界历史上，在强大权力出现的地方，这“大田谷作主义”往往以多种形式作为其权力存在的基础，所以，它常常被认为是人类史一般要经历的道路。可是，到了今天，没有在这类生产模式下生活的人们也存在着，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从人类史总体来看，“大田谷作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是具有局部的性质(所以，关于产业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等个别地域是否适用一般模式，我们可能要慎重的再检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大田谷作主义”的出现，华北的环境面貌开始改变了。

　　（二）开发华北的两个模式

从列国时期金文和《春秋左氏传》等的记载可以看出，东周初，在诸侯都邑、鄙邑的外部的广阔的森林草原，是赤狄、白狄、淮夷、莱夷的非定居农耕民的生活领域［12］。从自然环境变迁的一般情况来说，全地球农耕文化扩大的过程就是草原、森林的农耕地化，所以，那是自然而然的。日本的研究者常常把森林草地说成是“无人”或“无主”，那是不正确的。各国诸侯为了富国强兵，扩大疆域、增加财政收入，其开发的方向，我认为可能有两个模式。

　　其一是齐国采用的《管子》所传的模式，其二是秦国采用的《商君书》所传的模式。

　　1、齐—《管子》模式。

现存的《管子》不是一人一时成书的，这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在过去对《管子》的研究中，有些人认为《管子》是杂驳的书，任意校订书中辞句，抹杀该书的内容中不适合后世“大田谷作主义”确立以后的知识、思想部分。我想，我们要节制任意的校订，让《管子》可以讲述《管子》本身，而应虚心倾听它所说。为了弄清其端绪，我对《地员篇》进行了分析研究。

《地员篇》是关于土壤的文章，记载适合每块土壤的草木、粮食、地下水位、所以我们可以援用今天的土壤学、植物学、农学、地下水文学的成果来确认其记述的合理性。又，如果把《地员篇》中所反映的自然观，比较《管子》的其他的部分，检查其有无整合性，就可以看到《管子》有否统一性。我在拙著《中国古代的开发和环境——管子地员篇研究》［13］里做这方面的研究，其结论如下。

(1)所记的土壤分为两类：A“渎田”—J“山之侧”地域的和K“五粟”—Q6“五凫”地域。在A—J地域，所假托管仲的人们集体将要积极的开发，在K—Q6地域，他们要纪录水土和土著风俗习惯。《地员篇》认为，土壤是可以通过井水灌溉、施肥等人为的改造加以开发的，作为开发的前提，要认识、确认诸如地下水位等该地的自然地理条件。

(2)树木是表示该地土壤特点的指标。这也应该是按土壤特点来保护育成的对象，所以在适合的地方，果树栽培、林业也应振兴。

(3)草类也是表示该地土壤特点的指标。草类还被认为是畜牧的基础，又是可以作为生活必要品的有用的东西。还没有认为它阻碍了谷物栽培而应该根绝。这与《商君书》等法家文献或儒家文献，是有差异的。

(4)关于粮食，特别重视麦类。可是，荞麦、山药、薏苡等，后世没有被划属粮食范畴的东西，也代表作物记载下来。这实际上是把主要以林业为生并经营着农业作为副业的现象，也记载下来了。

(5)对于土壤的评价，在A—J地域的和在K—Q6地域的土壤，都被认为微酸性，适合麦作，可以栽培黄色染料的黄连，而富含腐植质，形成团粒构造的褐土是最好的土壤。碱性，适合小米作的黄绵土是18等级中第7位。

(6)关于土壤评价等级中第2位的土壤地区，有特别记述麻栽培和麻织物生产，尽管记载了桑，却没有提及丝绸织物生产。

(7)对于矿物资源埋藏地等非谷物栽培地，也受到注意。

(8)对于可以畜牧、狩猎的地方，评价很好。

把以上《地员篇》的特点，比较《管子》全书，如(3)—表l，(4)—表2，对应关系可以看到。关于(2)《管子》全书中，言及树木的记载有70条，其中认为树木阻碍谷物栽培等经济开发的仅是《八观篇》的“山林虽广、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江诲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之于生谷也。……”等8条而已。但是，就连这8条，除了对于在耕地内和道路旁的树木以外，也没有主张伐采树木。它们以外的62条，都认为保护树木是重要的政策。所以，《管子》总体上认为林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关于(5)和今天的山东之间，有很多共性。又关于(6)，把《管子》全书中关于织物生产和女子劳动的记载，比较《商君书》、《孟子》、《墨子》等，可以确认《管子》对织物生产相当关心，对于女子劳动要课男子一样的税。所以，从(1)到(8)看，可以认为是《管子》全书的趋向。

《管子》关于社会产业构造的构思是因地制宜，保全多种环境的基本面貌，让各个成员经营富有创造精神的生产活动，政治权力一边干预沟通各个地区的流通，一边保持产业构造的平衡，其结果是提高了一个地区整体的生产率。这是齐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不但统治“殷遗民”，也统治被称为“夷方”“莱夷”非定居农耕民）的必要而有效的政策。

《管子》中常见的“轻重策”，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其基础的环境，另一方面是攻破他们的政治和军事上统一的一个办法。(秦汉统一中国以后，可能是作为如上的政策的统治对象的人类，可不可能还广泛的存在并且有一定的政治势力?　所以，一向认为《管子》成书在汉代的有些学说，可能要再一次检讨。)

2、秦—《商君书》模式。

这类政治思想、政策主张一般称为“农本主义”。它开始于商鞅之时代，影响《商君书》等战国诸子之书，现在《吕氏春秋》上农篇里有最典型的主张。有人会反驳说，“农本主义”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不过，我想，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以后，儒家巧妙的采用法家系思想，改变那以前成立的书籍(不必尽因王莽的新汉交替期的政治变动)使这问题更复杂化，所以我们要用新出土资料严密检讨传世文献。不过，眼下可以提示其大概是如下。

关于早期儒家文献，在《论语》中，“老农”——谷物栽培熟练者和“老圃”——园艺栽培熟练者是被区分开来的。在谷物市场不可能大的春秋期，城市近郊型农业的基础也不可能大，所以我想这区别的起因与其说是农民间分工的发展，倒不如说他们出身之差别，即他们的原来的生活形态、生产模式之差别。因为《孟子》滕文公记载，新来到滕的“氓”——许行们，在文公给他们的种植谷物土地以前，可以依靠编制席来维持生活，表明滕国近郊有许行们可以用的草地。又关于牛山的遗事，表示齐临淄近郊畜牧的盛况。早期儒家还没要驱除谷物生产以外的产业。《孟子》所描述的的农村图景，农民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饲养猪鸡，有妻从事养蚕，以及老人可以食肉穿丝，是假托周文王的，并非战国农民的现实，倒是孟子自己的理想。

然而，《商君书》描写的树木草类却作为应当驱除的东西，而这是为了谷物生产。特别是，“草可垦矣”之言，在过半的篇数中都可见到。用草木作成的日用品需要不在政策的对象中考虑。而且竟然主张进口金属(应该是也为武器材料，也为货币)，企图多进行谷物贮藏(《去强篇》)，认为军事大国化必需的武器，可以从技术先进的楚国进口(《弱民篇》)。

关于所谓“商鞅变法”，有许多议论，不过，许多学者指出其本质是要求把人民的劳动力密集于谷物生产，这是正确的。它指令“从末业而贫，倍其赋”，这末业不尽指商业，也指畜牧、狩猎、采集等谷物生产以外的产业。从“变法”实行时的秦国征服义渠等非农耕民过程中来看，这点是没有无疑义的(汉武帝时代巫相公孙贺出身义渠，而在那时他也被叫做“胡”)［14］。秦与齐同样是一种多民族国家，而且是“后进”农业国。一般而言，在一个技术一个文化的发展、传播过程中，会产生把该技术、文化合理化、纯粹化的趋向。当时秦国采用这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其兵源和粮饷，这在中原诸国和齐国是一样的。可是，秦国采取的办法和齐国截然相反，企图把作为非农耕民的产业基础的山林丛泽和草原耕地化，把其统治下的人民都变成生产谷物的农民。

　　到了《吕氏春秋·上农篇》，随着旱地农法的技术发展(见《任地篇》、《辩土篇》所记)，这政策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统一被统治者的思想基础。如(上农篇)所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此篇认为“农”不喜欢迁移，有纯朴性格，主张把“民”作为“农”是必要的(我想，上引的“农民”有“以民为农”的意思。因为在后面的“民农”就是“如果民做为农的时候”的意思)［15］。

　　可是，这思想的发生可能反映秦国另一方面的情况。到了始皇帝时期，如《天水放马滩出土地图》所示［16］，在秦国内还有大森林存在，畜牧、狩猎、采集业也有可能存在的环境。当时还有像乌氏倮这样的大畜牧业者。所以，激烈主张驱除畜牧业等，驱除没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非定居农耕民，可能是反映了一种“近亲憎恶”的情绪。

在这方针之下成立的“耕战之士”和丰富兵粮为基础，当然使严格信赏必罚的军事统治奏效，秦国统一六国了。

(三)“农本”主义的成熟

秦始皇以军事胜利“统一”中国，用战国秦统治原理来统治华北、华中，可能是一种蛮干。

　　西汉初期100年，思想史上是“黄老思想”统治，从“垂拱而治”看得到，经济政策上，那是一种“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说是齐型的再兴。《史记》货殖列传所写的汉初产业分布反映了西汉总体的地域分工。以此为基础，为了征调对匈奴作战的军事费，采用《管子》型流通课税、农地灌溉、在西北实行军事屯田等，企图实现生产力向外延的扩展，这是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政策。可是，只用《管子》轻重策型办法制压，可能还对付不了庞大的匈奴。于是西汉在和齐不一样的陕西自然环境中，发展了大规模引渠水灌溉，为了实现大型渠灌工程，必要用自然涌水为水源，开设郑国渠型的水稻田，而白渠采用的“引洪漫地”方式的旱地灌溉，则可能有次生盐碱化的危险性［17］。

　　又，白渠水源泾水的可以肥田的泥沙起源于泾水上流，战国以来大规模的耕地开发、森林伐采引起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也带来狭域气象的干燥化。而且，在全地球的寒冷化环境下，西北屯田效率逐渐降低［18］。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经济政策大转换。轮台之诏以后，汉代以“精耕细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向着内延扩大的方向发展。《吕氏春秋》《任地篇》、《辨土篇》所载精密的作畎形态，加之使用犁耕地的代田法，其结果，出现了使用犁铧、耧犁等可能使劳动效率提高的技术，以及对恢复因灌溉排水系统设计错误形成的次生盐碱地很有效的旱地农法。同时，把除草、耨耕作为农耕技术体系中不可缺的环节。东亚洲，在犁耕地方面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劳动密集［19］。

　　那就是完整“华夏”生活的样式。它即是理念上规定，需要广大草地的畜牧牛羊的活动应该在“塞外”进行，把食用可以用废弃物饲养的猪，以及用少量饲料和田埂杂草饲养的鸡，作为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的办法。在成帝时期，因为环境寒冷化，畜牧所能使用的土地减少，投降于汉者人数增加。这时候成书的《氾胜之书》所记载密集农法，为了提供书中所规定的大量肥料必须有大量的家畜饲养。可是书中所规定的耕地面积狭小。所以我想，它可能是为了让没有土地只有家畜的新的“氓”成为“华夏”的民［20］。如此完成的“精耕细作”农法，以其精密耕地作业，在土壤中形成团粒构造，而且以细心投下的成熟谷物茎秆等所含有的丰富腐植质，固定空中氮离子。以后，这里出现塿土(今天有人命名其为“土垫旱耕人为土”) ，那就是Richthofen的误解的原因。

但是，作为现实问题，人口增多要求增产粮食，也就是说相应地增加氮素，其中必要增加部分是靠域外输入牛马羊维持的。就连在经过北魏统治以后成书的《齐民要术》，不管关于饲养牛马羊的记载有多丰富，却没有关于其繁殖的记载，而是认为这种家畜应该是购入的、育成以后卖掉的东西。不管军事上的界限如何设置，通过家畜输入方面，中国“农本”主义也可说是暗地里依赖西北地域畜牧。那么，长城可以说是“巨大的邑的土墙”。

　　另一方面，同期采用的“儒家思想”在《公羊传》、《左氏传》等《春秋》学系统中，汉初以来“华夷思想”趋向精密。认为“华夏”风俗以谷食、丝衣作为基础，跟“兽衣饮血”的夷狄是不相同的。而且，与麻生产比较，有更多合适的栽培地的桑树的种植和丝绸的生产，扩大到全国，直至可以实施均输政策［21］。秦始皇石刻文中“男耕女织”的目的在于创造民众的“单婚小家族”，以确保军事实力，(事实上，如《睡虎地出土木简》所示，当时男人也有裁缝能力，而且在一般市场里充斥着专门业者生产的织布，女人也利用它们)到了汉武帝时期，可以说把“男耕女织”口号在每个民众“家”里实现已变成一种可能。因此，《孟子》提倡的“五亩之宅”理想也出现了实现的可能性。这一措施也有把养蚕的副产品蚕矢还原于耕地的效果。后来华北一带以谷物栽培地化为主要趋势，对桑树的栽培有了留下点树木的意味。同时，这也是把女子关在“家”中，出现了女子是依靠男子生存的观念。后来，法定的按每“家”、每“丁男”的织物征税把女子为爱情而给家族生产的衣料和被国家榨取的剩余劳动浑为一体。不过，中国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提供丝绸这一世界性商品的［22］。
三、古代环境史在世界经济史上的意义

以上所说的中国古代环境的迁移，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

第一，可能是“精耕细作”农法形成了塿土(“土垫旱耕人为土”)。今天存在于陕西等地方的这肥沃塿土(“土垫旱耕人为土”)是谷物生产带来的人工土。在德国的北方也有人工的肥沃土Plaggenesch。可是，那是起因于多年投下的堆厩肥，是畜牧所产生的［23］。对于，在黄绵土等黄土质土壤的表层受到风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堆积的地方，在经过连续施肥、耕作以后形成团粒构造，这是塿土(“土垫旱耕人为土”)。一般来说，除了容易堆积在表层的钾素以外，没有豆类的根瘤菌的时候，团粒构造也固定空中氮素。所以植物必须的营养素很多。关于团粒构造固定氮素的功能［24］，对于其关键的腐植质的研究还没有进展，所以还不能够弄明白其全部的内容。可是，这土壤中有人们的劳动力集积的事实是无疑的［25］。所以，当与一般施肥等地球表层上氮素移动相比较，可以说，原来这还有别的意义。关于人们劳动力所具有的价值，塿土(“土垫旱耕人为土”)的形成过程和西欧货币进行价值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事例。因此，关于地代论、货币论、劳动价值论等分野，我想可以进行研究的问题是不少的。

　　 第二，中国“农本”主义的形成从理念上驱除了畜牧、渔捞、采集，这一历史事实全部的意义。从今天的观点来说，这可能是地球规模的产业立地论的问题。中国“农本”主义的理想是资源循环型的小规模经营，环境的“负荷”比较少。可是不可能将全地球作为“大田谷作”地。原来，中国“农本”主义的背后隐藏着从西北畜牧地域输入成家畜的系统。在西欧，到了今天，来自草地的动物蛋白质超过全摄取量的三分之一［26］。就连采用定居农耕的地域、民族，尽管有内陆部之限，谷物栽培和一定畜牧搭配以后就可以摄取人类必要的营养元素。所以用采集经济从大诲摄取动物蛋白质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方，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特别的地域。不过，在这日本，从佛教传来以后、特别从17世纪以后到近代，食肉习惯稀有起来，草原太少的自然环境出现了。这一方面超因于原来平原太少而国土70%以上是山岳地带的地理条件，还受到和佛教同时期导入的中国律令以及政治思想中存在的“农本”主义的影响，比中国更加彻底的“农本”主义形成了。这个情况，可能是构成汉字文化区域的东亚洲全域共通的问题。为了实现资源循环型社会，一边学习着中国的历史，一边还要探求其应用办法。

第三，是起因于男女家内分工生产的世界商品——丝绸的创造过程。不仅工厂制机械工业可以生产出世界商品。在中国，以家庭单位确立的完备的榨取系统和课税体系，也可以产出世界商品。如果说，这就叫课税的非经济的强制和其下部的单位，即可以从“家”中榨取的，那就更容易理解了。可是，我想，在这里不仅象那样的“劳动”的质的问题，还残留着。而且，可以说，关于“赠与”“贡纳”“公共”等概念，我们也能够以更精密的理论来更新。

我虽然不是“领导”。不过，去“见马克思”的时候，要问他的问题，也有很多。

注

［1］F.Fvon Richthofen,China，Berlin，1877.
［2］K．A．Wittfogel，Wirtsch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Leipzig,l931．
在拙稿《中国农史研究的明天——以在关中的灌溉形态为线索》（《中国近代史研究》2,1982年)中，我自己也接受了他们的看法，关于“黄土”，写错了。　
［3］熊毅、李庆适主编《中国土壤》第二版(科学出版社、1987年)。张宗佑、
张之一、王荟生《中国黄土》(地质出版社、1989年)。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编
《中国土壤》（1998年3月，中国农业出版社）。龚子同著《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1999年3月，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物局译编《英中日土壤学用语集》(丸善，1979年)，等。
［4］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它成立的基础条件》(不昧堂。1965
年)等。
［5］天野元之助《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诸条件——大会所感》(《历史学研究》)(223号，1958年)。
［6］史念海《古代的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黄河中游森林
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7］松丸道雄《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田料地——为了殷代国家构造研究》(《东洋
文化研究所纪要》31，1963年)。
［8］歧山县文化馆。怀清，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镇锋。念恕．志儒《陕西
省歧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发掘简报》(《文物》1967年5期)。白川静《金文
通译》第49辑(1987年)。张钧成《颜林交易》(《林史研究》第一辑)，等。
［9］原宗子《寄盛风七月》(《学习院史学》第35号，1997年)。
［10］参见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从天文和历的检讨》(汲古书
院，1996年)。
［11］赤冢忠《诗经研究》(《赤冢忠著作集》第五卷，研文社，1986年)。松本
雅明《关于诗经诸篇的成立研究》(《松本雅明著作集》五．六。弘生书林1961
年)。
［12］参见上原淳道《齐封建的事情以及齐和莱的关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第二》(吉川弘文馆，1965年)，小仓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青木书店，1970年)。
［13］原宗子《中国古代的开发和环境——《管子》地员篇研究》(研文出版，1994年)。
［14］原宗子《从环境史看商鞅变法》(《流通经济大学论集》no．125，1999年)。
［15］原宗子《农本主义采用过程和环境——古代中国通往“共生”的一条道路》(《思潮》新40号，1996年)。
［16］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Z期)。
［17］原宗子《关于所谓代田法记载的诸解释》(《史学杂志》第81编第11号，1975年)。
［18］原宗子《陕北黄土高原农耕、畜牧》(《日中文化研究》别册《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1997年)。
［19］原宗子注［2］前揭论文。
［20］原宗子《中国农业历史的基础——从缺乏草地来看》(《小岛丽逸先生还历记念论集》，绿荫书房，1997年)。
［21］影山刚《桑弘羊的均输法试论》(《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4号，1981年)。
［22］原宗子《生产技术与环境》(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3卷，1998年)。
［23］Desfleches，永冢镇男·小野有五共同翻译《世界土壤生态图鉴》(古今书院，1986年)，等。
［24］岩田进午《科学分析“土”》(日本放送协会，1989年)，等。
［25］史成华、蔡风歧《塿土的形成和分类初探》，(《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进展》，
科学出版让，1993年)。田积莹、雍绍萍、贾恒义《塿土土体型及其诊断层特性的探讨》，史成华·龚子同《塿土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新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
［26］川岛博之、冈本胜男、山川修治、横泽正幸《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和地球环
境问题》(《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年报》13，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