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北朝齐郡益都(今山东益都)人,约生于延兴三年(473),卒于东魏武定(543-550)年间,还很可能跨入北齐(551-577)时代,作过高阳郡(今河北高阳东)太守。 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到东魏武定二年(544)期间,他撰成《齐民要术》,[1]10卷,92篇,凡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该书内容丰富无比,是一部有关6世纪及其以前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学术界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封建地主家庭经济管理方面对《齐民要术》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此外,从经济史学的角度来看,《齐民要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部6世纪及其以前的中国农业史,体现了贾思勰高明的史识和编纂技艺。[3]
一 一篇承前启后的重农史论:《齐民要术·序》
在《齐民要术·序》里,贾思勰通篇择录三代以来的重农言论、重农事迹,全面表述了自己的农本思想和在其指导下的以农林牧渔副为基本构成的大农业观,并提出了以历史考察为出发点的编纂《齐民要术》原则,体现了贾思勰鲜明的经济史意识。
1.以农为本
《齐民要术·序》博引三代以来的重农言论和事迹,主要意思有三:
其一,食为政首,要在安民和富而教之。序文伊始就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4],这是对治理者的期望。
其二,勤于力田,勤则不匮。序文说,“《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传》曰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古语曰:‘力能胜贫,……’盖言勤力可以不贫,……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5],这是对生产者的要求。
其三,尚俭,节用和备荒。序文说,“《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胔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饥者有过甚之愿,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或由年谷丰穰,而忽于蓄积;或由布帛优赡,而轻于施与:穷窘之来,所由有渐。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二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盖言用之以节”,[6]这是讲应该合理消费生产所得。贾思勰就如何确保粮食的生产和满足粮食的消费,在这里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解决方案,这是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农本思想。
2.大农业观
所谓大农业,是指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多种经营的农业活动。由序中所举历代重农事迹看来,贾思勰是主张大农业的。他除极力劝勉耕织以外,还很欣赏其它的治生方法,如“欲速富,畜五牸”,如“十年之计,莫如树木”,可见种树和畜牧不止是免于饥寒还是走向富足的捷径。此外,他在序文中还说到召信臣在南阳“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民得其利,蓄积有余”[7],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贾思勰对此也是有所注意的。
3.博综古今的编纂方法
在此基础上,贾思勰确立了编纂《齐民要术》的方法,可以从三方面作具体分析:
其一,资料搜集的范围和原则,序中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历史发展,选录有关农业文献,揭示农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同时作为补充说明和充实农业内容;采收农业谚语,谚语是经过长期考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活教材,从尊重现实出发,必须重视;向富有经验的老农和内行请教,群众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技术源泉;最后通过亲身实践,将来自各方面的生产经验加以验证和提高。[9]据统计,《齐民要术》利用各类相关图书达150多种,[10]搜集各类农谚34条[11]。可见撰著之际,贾思勰不仅充分尊重了农业生产的历史发展,而且始终能够以当时农业生产的实践作为检验历史记载的根本标准,这突出地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神。
其二,分篇次序和写作范围、内容,“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其有五谷、果蓏非‘中国’所殖者,存其名目而已;种莳之法,盖无闻焉。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齐民要术》全书的编目就落实了这一原则。前六卷大致按照农林牧渔的主从次序分别记述,这是全书的主体,卷8和卷9讲农产品的深加工,最后卷10收录了“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12]同时这也对大农业观的具体化。
其三,读者群体和文字表述,“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13]。“家童”,也称“家客”、“奴客”,就是在贾思勰的庄园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奴婢,[14]《齐民要术》是写给他们看的,因而在文字表述上,一方面是避免无关农业生产的不必要的修饰,另一方面是做到朴素易懂,满足科学性和可读性两个要求。通观全书,贾思勰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从事撰述的。
这样一篇重农史论和以其为纲领的农业史巨著的出现,有着多方面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文献的传播当然是原因之一,[15]但北朝拓跋民族接受和再建中原农业生产的历史进程则为《齐民要术》的出现提供了客观而必要的条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均田制的施行、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农牧业的交汇共同促使北方旱作农业体系走向成熟,时代需要有人对此及时而恰当地作出系统的完整的总结。[16]贾思勰生逢时会,出身世族,不仅有读书学习、藏书的条件,尤其有从事庄园经营管理的丰富实践,而正是庄园经营管理的迫切需要促使他在客观上及时而自觉地回应了这一时代任务。
二 原始察终、汇综古今的分篇编纂
《齐民要术》关于农林牧渔的分篇编纂大体上由解题、正文、引文三部分构成,[17]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考察意识。正文记载当时各项农业生产和技术,是全篇的主体,但解题和引文则从不同的方面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考辨和追溯了该项农业活动的变迁和源流、充实丰富其内容,赋正文以深广的历史背景,各篇实际上成了以该项农业生产技术活动为中心的历史描述。这里试以《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为例作具体说明。[18]
先看其解题。解题的首要任务是“正名”,但怎样辨订名称呢?贾思勰首先对“谷”的含义作了一般性的解释,接着就大致依照时代顺序引用《尔雅》、《说文》、《广志》、郭璞注《尔雅》等历史记载对“谷”的含义和品名作了简要的回顾与说明,接着对当时所知的86种“谷”按照其命名异同、生物性状、加工难易作了细致的分类。同时,贾思勰“又通过细密调查观察,对某些种并有亲身实践经验,在这基础上作了分析比较研究,总结出形态和性状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相关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六类:植株高矮和产量的关系,植株高矮和茎秆强弱、籽粒颜色的关系,植株高矮和成熟期的关系,植株高矮和地宜的关系,植株高矮和种植布局,籽粒糯性和产量、口味的关系。[19]这种辨订名称的方式兼顾历史经验和种植实践,让人信服。
次看其正文。这里具体地描述了一年中种谷的方法和过程,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总原则,“种庄稼必须遵循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总原则,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要言不烦,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20]。正文虽然几乎没有作历史描述,但由其所注引的农业谚语尤其是刘章的《耕田歌》则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考察意识。
最后分析其引文。贾思勰于此历引《杂阴阳书》、《氾胜之书》、《礼记·月令》、《尚书·考灵曜》、《庄子》、《孟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盐铁论》、《孝经援神契》、《说文》、崔寔之言、杨泉《物理论》、《汉书·食货志》等14种历史记载,从各个角度深化了正文中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丰富和充实了正文的内容。比如,引《礼记·月令》提醒人们注意做好一年的收获工作:“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孟冬之月,……谨盖藏,……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引《庄子》长梧封人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昔予为禾,耕而卤莽忙补反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引《孟子》、《淮南子》以强调天时地力人功之间的辩证统一,《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淮南子》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而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璧而重寸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趋时也,履遗而不纳,冠挂而不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引杨泉《物理论》以突出稼穑为农事之本:“种作曰稼,稼犹种也;收敛曰穑,穑犹收也:古今之言云尔。稼,农之本;穑,农之末。本轻而末重,前缓而后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农之务也。”
除此之外,贾思勰还详尽引录了氾胜之的区田法和赵过的代田法。区田法和代田法是“我国著名的两大独特的耕作栽培法”[21],这充分显示了贾思勰对田间耕作管理制度的重视和选录相关经典文献之际的卓识,从而大大深化了正文的主旨。区田法原来是《氾胜之书》当中一项著名的耕作技术。它的特点是,在区内深耕并集中施肥和及时浇水,省肥、省水,同时减少肥水流失,不耕旁地,使区内土地充分发挥增产潜力,再加上密植、全苗及其它的严格管理,这样在干旱条件下也能实现高产。由于区田法集中肥水于区内,所以高陵瘠薄地也都可以采用。《氾胜之书》最早记载区田法,却托名于商代伊尹,这是古人作书的一种习惯,实际上当为氾胜之总结过去的群众经验而来。不过,区田法虽然有抗旱增产的效果,但也有挖区、负水灌溉、精细管理等浪费劳力太多的缺陷,这样势必只能局限于小面积的经营。所以,后世始终没能将之作为持久性的大田耕作法加以推广。代田法则是甽和垄每年轮换着的耕种方式,今年的甽明年换成垄,今年的垄明年换成甽,在土地利用上做到了劳息交替和用养结合。同时每次中耕都要把垄土锄些下来,到盛暑时,垄锄平了,根部也壅深了,不但能防风抗倒伏和保墒抗旱,也为明年沟垄互换打好了基础。
如上所述,可知像这样的文献选录不是补充正文一类简单的认识所能概括的,必须从《齐民要术》整体的历史结构入手才能对贾思勰其人其书的科学价值和贡献有更为深刻的领会。贾思勰之所以援引前代大量各类相关记载,并非有意好奇和夸饰博物,终究是其原始察终、汇综古今的编纂思想的深刻表现。总起来看,解题和引文构成了种谷篇的历史部分,但却不因袭历史,而是紧密地和正文所载现实农业生产的要求相结合,这样一来,不止历史的经验借助农业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大展其效,同时生产的实践也因为有了这种汲取历史经验的精神而得到了深层的总结和提高。
由此看来,《齐民要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史学记述的主体之一予以审视。贾思勰所确立的农业史编纂方法,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如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农学史部分,将其编纂体制与《齐民要术》对照之下,总体上看来两者有很多相近之处。
三 《齐民要术》在传统经济史学上的地位
中国很早就有了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并且绵延不绝,形成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22]食货和农书两大记述传统构成了传统经济史学的主体。其中,把食货的记述传统视作传统经济史学的主体,学界已有共识,但农书是否也可以列为主体之一,则有待深入讨论。
就前一个时期对传统经济史学的理解来看,学界一般认为两汉以来正史当中的“食货志”和唐代以下政书当中的“食货典(考)”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体,其所记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这些记载主要反映了传统社会“官经济”的发展,因而,相对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来说,它的广度、深度和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23]这样看来,传统经济史学便有了很大的“欠缺”。其实,最迟从周代开始,传统农业就以其明显的经济优势,益渐超越其它经济活动而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约在战国秦汉之际,以农业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基本形成并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与之相随的先秦以来形成的传统农书的著述传统,[24]则对这种“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对自觉而根本的反映,从而“弥补了”传统经济史学的“欠缺”,因为农书所记录的恰恰就是人们如何协调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以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这在传统社会不仅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活动。所以,从农书的历史考察意识及其所特有的编纂形式看来,农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农史著作,因而农书也可以像食货那样视作经济史著述。食货与农书一起反映了古代中国“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由此看来,《齐民要术》不仅奠定了后世农书的编纂体制,而且它所奠定的这一著述传统还与食货共同建构了完全意义上的传统经济史学。
[1] 据梁家勉:《有关<齐民要术>若干
问题的再探讨》,华南农学院农业
历史遗产
研究室主编《农史研究》第二辑,1982年3月,第1-13页。
[2] 参见:1、肖克之、张合旺《<齐民要术>研究概说》,《
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2期;2、郭文韬《试论中国古农书的
现代价值》,《中国农史》2000年第19卷第2期。
[3] 缪启愉从传统农业生产和技术
发展史的角度对《齐民要术》的思想体系、总体结构和分篇编纂作了深入的剖析(见《<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8月),这为本文从史学角度考察《齐民要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页。
[5]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1页。
[6]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17-18页。
[7]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9页。
[8]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18页。
[9]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0页。
[10] 范楚玉《贾思勰》,卢嘉锡总主编、金秋鹏分卷主编:《中国
科学技术史》(人物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11] 参见马宗申《<齐民要术>征引农谚注释并序》,《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他还将这34条农谚分为六大类:关于农时及播种期者8条;关于耕作整地者4条;关于种植及田间技术者10条;关于家畜饲养者2条;关于合理利用土地及多种经营者8条;其他2条。
[12] 详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目录》第1-5页。
[13]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19页。
[14]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0页。
[15] 北朝的官私藏书是很丰富的,单从《齐民要术》、《水经注》征引
文献的情况便可窥其一斑。
[16] 参见:1、《<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122-126页;2、范楚玉《贾思勰》,前揭《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第202-206页。
[17] 这里
参考了缪启愉的说法,他命名为“解题”、“本文”、“引文”。(见《<齐民要术>校释》第22页)当然,并非每篇都严格地有这三部分,这里只是就其总体而言,下文所据以
分析的《种谷篇》就是三部分全备的典型。
[18] 所引该篇文字均据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60-100页。
[19]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68-69页。
[20]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69页。
[21]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98页。
[22] “传统
经济史学”这一用法,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的若干问题》(未刊稿)。
[23] 李根蟠对此论之甚详,他所说的传统经济史学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参见:1、《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的若干问题》(未刊稿);2、《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4] 古代农学的发展,可以参见:1、《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胡道静《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14-130页。2、李根蟠《农学》,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主编《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9月,第1020-1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