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农村研究

近代农村经济发展：

张丽评析流行的中国农业衰退论、增长论，和农业增长过密型增长论、停滞论，认为它们都无法解释中国农业危机。中国近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旧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无法形成，但在20世纪20年代，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结构性变化已经发生。中国农业的困境由外部因素造成，如政局动荡，缺乏一个有经济兴趣的精英阶层等。(中国农史99／2)向玉成认为中国农业30年代危机在总体水平长期下降情况下，由战乱、日本侵略、连年灾荒等诱发。(中国农史00／4)王建革运用生态经济的分析方法，指出华北农业在人口压力下，转向减少畜力、更多投入人工的经营方式，这既不造成大小农场生产率的差别，也不一定增产。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增长”不存在。还分析了在如此恶劣的生态条件下，华北农业社会关系的一些特点。(中国农史99／1)行龙也反对过密化增长说，他认为就华北地区而言，农业发展走上了发展技术农业、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的道路。(历史研究00／4)彭南生区分了静态人口压力与动态人口压力，他主张近代农村静态人口压力始终存在，动态人口压力是通过静态人口压力起作用的。(历史研究99／6)周中健比较了二三十年代苏南不同阶层、不同经营规模、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支。(中国农史99／4)郑起东利用近代学者的系统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判断近代华北自耕农普遍盈利，随着农户收入增加，衣食住用的水平都提高了，农民生活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以往对于中国近代农业评价的沉沦观和停滞观是模式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１)针对郑文的乐观估计，刘克祥逐一辨析郑文所引用材料的来源、内涵和使用，认为郑文作动态研究和纵向比较的材料缺乏可比性，作静态研究的资料可信度低。作者呼吁实证研究应当建立在对资料的鉴别和细致分析上。(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３)张东刚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作了总体考察。(中国农史00／4)莫日达估算了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间关键年份农业总增加值和种植业、林牧等各业的增加值。(财经问题研究00／1)

农业经营方式：

胡成在前人“雇工工资高涨使农场主退回家庭经营”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工价上涨并未使农业工人实际购买力增加。农业收益下降、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使农业雇工转向其他行业。农场主也并非简单地回归家庭经营，而是把农业降为季节性劳动，主动地经常地从事于其他工商事业。此为小农经济在近代条件下对以生产力为主的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历史研究00／6)赵冈指出，人口压力使土地零细化，租佃制应运而出，可整合土地。(中国农史99／3)张岸元从不完全竞争、产量风险、交易成本、监督费用等方面分析地主如何在分成、定额、工资三种出租方式中选择。(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３)戴一峰指出在生态人文环境制约下，闽西农民很早转向商品经济生产，但只是维持了极脆弱、日益贫困化的小农经济，其发展是内卷化的。(中国农史00／4)周中健认为，近代苏南农村传统以粮为主的种植业收益与种植经济作物、从事工业或手工业的收益差距不断加大，苏南农村劳动力开始加速向其他行业转移。(中国农史00／3)钞晓鸿指出租佃关系在陕北、陕南盛行，在关中则异常稀少。关中雇佣生产与当地商业不发达，宗法传统浓厚相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99／3)张佩国论述了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东方论坛00／2)陶德臣对比生产方式、种制技术、管理方式、贸易体制等方面，说明印茶打败华茶是资本主义种植园打败小农个体经济。(中国农史99／1)

农业技术：

刘家峰指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部分基督教传教士和差会中出现了教会乡村化思潮，主张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传教手段。金陵大学农林科在这一潮流中，为教会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教会与农林科合作的若干试点颇见成效。(近代史研究00／2)刘阳指出，清末及北洋时期引进美棉方法只重引种，结果失败。南京政府注意改良驯化试验，并由棉业统制委员会指导，设立棉种管理区和美棉运销合作社，成效可观。(中国农史99／3)张佩国认为近代山东农技体系仍属传统农业范畴，农业经营集约化有所发展，但土地零细化限制了对农业技术改良的投入。(中国农史99／4)衣保中、刘洁论述了近代农学演变的方向和历程。(中国农史00／2)

农村社会：

王建革指出，清末民国时期，人口压力及农村贫困化使乡村社会的亲和力下降，偷盗、哄抢盛行，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精力和物力，成立看青会等组织加以防备；“合具”等农业合伙生产组织的重要性超过了血缘关系。(中国农史99／4)他还研究了河北地区各种灌溉水利形态及相应水利社会规范。(中国农史００／２)池子华认为淮北流民是在土地兼并加剧、生产条件恶化、租税压力下产生的近代性质流民。(中国农史99／2)常书红、王先明研究了随着清末农会兴起，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99／2)张佩国研究了近代山东乡村征税的摊派体制下村落权力结构的变化。(文史哲00／2)
其他：李金铮、邓红研究了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合作社的贷款通常能保证用于生产，但也常用于还旧债，有时被地富操纵，对于乡村高利贷有冲击，但不能动摇其地位。(史学月刊00／4)刘克祥指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农业恐慌中，全国各地的各种农产品价格狂跌，地价随之大跌。经济不景气和沉重的赋税负担，迫使农民出卖土地，而地主、商人等富户在此时无意投资土地。地价下跌与土地买卖淡静情形并存。(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１)刘椿论述了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田赋整理(中国农史00／2)李三谋、李震介绍了民国前期山西的林业活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00／7)侯建新评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史学月刊00／4)

工商业研究

工矿业：

张丽认为，受惠于联邦特惠制，以及日本侵华后内地企业和资本迁港，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发生质的飞跃。(近代史研究99／1)马俊亚比较了传统的商业中心苏州、扬州、镇江和后起的工业中心无锡、常州、南通，指出前者虽然货币资本积累多，但保守性也重，不如后者能充分利用上海产业、技术、资本的幅射优势。(江海学刊99/1)张海英论述了海外贸易对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指出在苏州丝织业盛期，当地丝织和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等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江汉论坛99／3)徐建生指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国基础化学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建立若干制酸、制碱及综合性化工企业，部分实现了重要化工产品自给。在这一过程中“北范南吴”贡献最大。(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２)刘海燕认为1927年—1937年南京各类小型轻工业发达，机器、化工等基础工业兴起，具有政治、商业、消费中心城市的特点。(学海00／6)姜新研究了近代苏北食品工业发展(江海学刊00／6)唐凌指出近代广西矿业开发与广西历界柄政者筹款裕饷的需求密切相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99／3)

交通业：

朱荫贵指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10年间，中国轮船航运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运力和运量增加，而且业内进行了重要的制度改革。民生公司的崛起有划时代意义。他还对轮船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经营作了个案比较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１)张笃勤论述了近代交通方式和路线变化对华中城镇格局及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求索00／6)
商业：庄维民高度评价近代山东开埠以后兴起的行栈资本的先进性和在近代市场网络中的中枢地位。行栈资本为洋商和内地一般行商、号庄交易提供中介服务，进而从事购销代理业务，又进而从事批发以及期货业务、金融业务。扩大了洋货内销和土货外销的市场，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使产地的小生产者成为近代意义的商品生产者。另外，行栈资本家见多识广，积累一定资本后，热衷于投资新式工矿业。(近代史研究00／5)庄维民还论述了广帮三江帮的行栈资本取代近代山东传统商人中资本势力最大的晋帮盐典钱三业的过程及其意义。(山东社会科学00／1)谢国权认为，近代芜湖米市的地位，自1876年芜湖开放为口岸、李鸿章奏请将镇江米市迁往芜湖，以及1898年在芜湖设立米厘局，方能固定，政府的作用相当明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3)与此相对照，无锡米市则是另一种情况。孙杭生、李博指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无锡米市历史悠久，近代发展势头不减，它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洋米的竞争和战争破坏下衰落的。(中国农史00／2)陶良虎认为进出口商品的波动和竞争、世界经济危机、国内自然灾害、铁路运输替代作用、上海金融恐慌等导致20世纪3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衰退。(江汉论坛99／6)张晓辉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内战争和出口统制背景下扭曲的沪港经贸关系。(档案与史料00／4)

企业及企业家：

陈争平分析了大生企业集团以机器纺纱业为中心、工农结合、多角发展的产业结构。此种经营策略，不仅使企业自给自足，而且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发展。适应南通地方条件和特殊的国内社会经济环境，也反映了张謇个人建设样板企业、救济民生的思想。(江苏社会科学00／6)朱婷分析了中纺公司显明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特征，但认为其生产经营是高效的。(上海经济研究９９／３)陈德华探讨了继昌隆缫丝厂几个关键问题，如蒸汽机用于加热釜水而非机器缫丝动力，设厂规模为几十人而非百人以上，停办迁澳的主因是地方官惧祸畏事的禁令而非经纶堂工人的抵制等。(浙江社会科学00／1)李玉、熊秋良分析了民国初年公司法规对荣氏企业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99／6)彭南生分析了清末川路公司股份制的误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00／4)


财政和金融

财政：

戴一峰分析了晚清中央政府如何利用海关避免中饱，增加税收，同时尽力将已分散下移地方的财权收回；海关则借机扩大征税权力和增加税收以维护外商和列强债权人利益。在与地方几个回合的较量中，中央政府的目的有时达到，有时受挫，而随着海关税收越来越多地充当赔款和外债抵押，海关与中央政府的共同利益纽带破裂。(中国经济史研究00／4)吴景平分析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建立和运作及其中蒋介石与苏沪财界互相利用、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近代史研究00／1)刘慧宇论述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组建及其角色定位。(民国档案99／3)张连红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方案，及其实施过程和阻力。(江海学刊99／6)仇华飞指出，南京政府成立即行整理和偿还外债，特别优先美债，主要目的是再借新债，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牵制日本。作者叙述了中美在整理债务上的矛盾和交涉、整理事务的具体内容及结果。(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２)宓汝成利用档案资料，校正和重新计算了庚款“退款”的真实数量，并考证了各国退款机构的活动及其实际成效。(近代史研究99／6)石楠对宓文中俄款部分提出质疑。(近代史研究00/3)袁成毅论述了中国对日庚子赔款，他指出日本仿效西方国家的“退赔庚款”有名无实，不仅完全垄断庚款处置权，而且尽数用于侵略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抗日战争研究99／4)张侃界定北洋时期地方政府外债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地方财政体系崩溃、军阀割据局面形成的背景下，由地方政府出面，以地方财产担保的外债，占北洋政府总外债的4.6％，约6200万元，以奉天省向日本所借债最多。此债多用于地方军阀的军事开支，期短息重，因担保不实或未经中央批准而影响信用等，实为恶性债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1)冯亚光论述了抗战时期毛泽民对建立新疆财政的卓越贡献。(甘肃社会科学９９／５)

货币政策：

任东来论述了法币改革与白银危机的关系，完全因美国内政问题而产生的《购银法》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利用美日英在中国角逐的国际形势，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把金融危机转化为币制改革的契机。(历史研究00／3)汪朝光系统论述１９４７年２月黄金风潮始末。国民政府既有改革战时金融管制政策的需要又有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物质基础，但严峻的政治局势和市场心理预期不稳，使新政策适得其反，国民党就此丧失了以经济手段解决抗战以来通货膨胀问题的最后机会。(中国经济史研究99／4)李金铮系统叙述了金圆券发行背景、发行方案出台经过和内容及其破产的结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1)贺水金认为抗战后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巨大而以发行弥补是远因，战后在中储券、法币对美元汇率、进出口政策、取消战时统制等经济决策失误是其爆发的近因。(上海经济研究99／6)陈民认为，法币发行初期制度较严密，发行额得以控制。但自1937年修改准备金制度、1940年放开限额发行以后，法币发行失控，通货膨胀势不可挡。(江社会科学00／4)

税收：

樊卫国认为，1929年—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改善了进出口商品结构，保护了民族经济，同时有利于在华外资企业，使民族企业进口机器成本增加，刺激外商更多地输入资本，走私加剧。(学术季刊00／3)禚召海则认为关税自主运动有半殖民性。(黑龙江社会科学９９／２)金志焕特别关注1933年提高进口关税对日本的影响，指出提税后对日本国内纺织业打击最大，日本在华纺织业反蒙其利，但日本在国内压力下仍然极力反对新关税。(抗日战争研究00／2)黄建富论述了南京政府初期征收“特种消费税”的内容和弊端。(上海经济研究００／４)董长芝评述了宋任财长时对中央税制的改革和孔任财长时对地方税制的改革。(民国档案99／3)张生认为：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税收的特点是征税费用过高，高税率压抑了经济发展，税率涨而税收减，税种不尽合理，具有过渡性质。(江海学刊99／4)而赵新安用拉弗曲线测定１９２７—19３６年最佳宏观税负，认为实际的宏观税负基本适当。纳税人感觉税重，主要是税负不公，以及征税不规范。(南开经济研究９９／６)赵新安还作了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６年中国税收增长的相关分析。他认为此时的税收增长是税制不断改变，多次提高税率的结果，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２)

银行和钱庄：

汪敬虞指出，汇丰银行在中国获取丰厚利润并成长为在华最大的外资银行，与传统认识中的银价下跌有关。但汇丰之所以能避免银价下跌损失，得益于汇丰的特殊性质：它是真正由经营中国生意的“本地殖民者”建立的、总行在中国、以银元为单位的殖民地银行，它具有管区银行的地位，从中英政府所获得的特权甚至超过一般的管区银行。(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１)杜恂诚高度评价1927年以前自由市场条件下金融制度的发展。他认为，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虽然不易在全国统一和规范，但制度市场定位性强，市场规范具有精细性和可操作性，适应客观的经济、金融条件。与经济平行发展，市场需要起决定作用，形成业内自律的不成文法。政府垄断条件下的金融制度出自人为强制，无央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套制度，企图由政府操纵经济，任意分配资源。(中国社会科学00／2)他还论述了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下华资银行业内部紧密而富于创造性的合作关系。(上海经济研究99／5)以及在自由市场状态下金融业内形成的行业规则、不成文法、行业协会有效运作。(学术季刊00／3)王业兴总结了民初金融业在银行布局、开办各种金融业务、银行经营与管理三方面的近代化趋向。(学术月刊99／9)刘永祥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私营银行超常发展，投机公债为最大动因。(社会科学辑刊00／6)何益忠研究了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华资银行业的活动。(史林00／3)林地焕指出，30年代的金融环境变化，钱庄业以合伙制充实资本，继续以信用放款支持中小工商业，是传统钱庄的更生。(贵州社会科学99／10)他还对此时期天津钱庄业经营方式进行研究。(史学月刊00／1)

资本市场：

张忠民考察了上海产业证券从19世纪70年代招商局招股到1948年金圆券发行的演进，其特点是社会公众性差，企业债券大大低于股票，债券以财政债券为主，外商产业证券交易兴旺。整个上海产业证券的制度约束不足。(社会科学00／5 )彭厚文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兴衰。(近代史研究99／1)白丽健分析了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原因，指出此时段债券以政府债券为主，其价格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债信程度和债券收益率，担保基金及其保管是否稳固。(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２)她还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的效果，认为虽然发行有限，但设计规范，如果环境改善，可为大量发行的基础。(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１)顾关林、王明采访朱博泉，介绍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经过、运作和历史地位。(档案与史学00／2)任荣逐一分析了财部裁兵及还旧借款银团、企信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的成立和运作过程，银行界在此过程中运作日益规范，事业心和规避风险意识增强。(档案与史料00／5)郑会欣分析了中国建设银公司经手的成渝铁路借款，债务人是商办川黔特许有限公司，借款由中方出建设费，外方出料款，并搭部分现金。他认为这种新的引进外资模式公平而符合市场规则。(档案与史学00／4)施正康分析了近代上海企业吸收存款、限制付息、集团内部融资、以其他投资带动企业投资等自筹资金方式的利弊。(上海经济研究99／3)马俊亚认为近代江南地区早期工业资本多来源于土地积累，并在发展过程中与工业资本相挹注。向土地回流的工业资本的性质，当然不排除复制封建土地制，但也有在农业中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而且应当注意到，30年代以前资本大量向土地回流时，正是商品农业发达、农村经济繁荣兴旺之时。投资于城市房地产就更不能视为一种倒退。(史学月刊99／6)郑会欣在档案中查得银公司原始股东名单，证明银公司组建时中、中、交三行持股最多，而抗战中后期银公司股东私人化，取得股份者都是相关的官僚和银行高级人员。银公司成为作者定义的“官僚资本”的又一案例：即官商勾结，利用特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损公利私。(历史研究99／3)贺水金分析了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江汉论坛99／7)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商会：

徐鼎新将近代上海商会发展分为前28年的兴盛期和后20年衰落期，并分析了兴衰的内外因。(上海经济研究99／2)马敏认为晚清商会从发起、领袖、运作来说，很难判断它是民间团体还是半官方组织，但是，商会成立以后，无疑促进了有别于缙绅的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99／5)宋美云认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直属组织、附属组织、周边其他社会组织结成网络，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持者，北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天津社会科学99／1)她还论述了２０世纪初天津商会出国考察、开展贸易、开办公证和监督，交换信息等活动。(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３)胡光明论述了国民党政权覆灭之前的天津工业会脱离商会独立的过程。(天津社会科学99／1)任云兰分析了天津工业团体成员的出身、教育和职业背景。(天津社会科学99／1)张俊义根据英国外交档案资料，确认英国政府并未支持操纵广州商团叛乱，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反映了部分英商的局部利益与英国在华整体利益的冲突。(广东社会科学00／3)

商人阶层：

王冠华用奥尔森个人利益在集体行动中的支配作用理论，分析抵制美货运动集体不可避免的分裂。承担抵货最大经济损失的美货批发商，在改善华工待遇的运动目标中获利最少。“合理”私利考虑是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历史研究99／1)虞和平认为五四期间，商人的外交活动达到了由被动而主动、由间接而直接、由依附而独立的新高度。(近代史研究00／2)朱英指出，近代商人已不再热中于添置族产、兴办家塾义学、祭祀祖先等传统宗族活动，他们把利润投资于家族式企业，子弟上公立学校。宗族仅具有象征和观念上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99／6)朱英研究了中国商人诚信观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99／4)

陶水木指出，丝业危机以后湖州商帮衰落，不是由于丝业的打击，而是由于将前期丝业的厚利错误地投资于典盐丝绸业和地产，而不是象宁帮那样投资于新式工业和金融业，这与湖帮的保守性有关。(浙江学刊00／3)何佩然指出，19世纪香山县买办商人由血缘而地缘扩大其社会联系，随着买办业的失势，这种血缘地缘集团也随之消散。而20世纪香山百货业商人则由同业而地缘，再进而缔结姻缘关系。(广东社会科学99／4)李吉奎研究了１８４５—１９１２的广帮，他们随洋行北上，建立广肇公所，出现了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著名买办。２０世纪初势力被宁帮取代。(学术研究９９／１２)

其他社会阶层：

马俊亚认为帮会是近代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的中枢，就业竞争的压力、社会治安不良和互助的需要，给帮会活动制造了空间。不仅工人必须依附帮会，资本家也不得不依附帮会。(江苏社会科学００／５)王印焕估计民国时期全国人力车夫约大50万人左右，他们多是最无办法的破产农民，劳动强度极大而所得仅足糊口。(近代史研究00／3)袁熹研究了清末民初剧增北平贫困人口的数量、分布、男女比例、家庭、生活水平等。贫困人口大量滋生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使市民破产，北平工商业不发达，就业机会少，外来人口竞争。一个特别而重要的原因则是骤失生活来源的旗人群体。(北京档案史料00／3)梁勇民研究了民国初年川西的匪患，川西土匪在辛亥革命后社会无序状态下滋生，他们划分势力范围，向本地绅民和往来商旅收取保护费，外出抢劫，合伙抢劫，设卡收费，用各种手段掠夺钱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００／３)张百庆认为，在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娼妓社会化、商业化和复杂化了，原因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男女比例失调、城乡二元对立、城市畸形发展、商业多于工业。(史学月刊99／1)韦浩明认为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开发桂东矿产，吸引本省汉瑶壮各族及外省湘、广、赣人集中于矿区，促进生产技术、语言、民族的交融。(广西民族研究00／4)


抗战时期经济

东北地区：

朱绍文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特别注意分析日本对金融手段的运用，九一八事变后攘夺东北四官银号，建立为军事掠夺服务的伪满货币金融体系，以通货膨胀手段掠夺东北资源和人民财富等等。(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３、４)魏庆杰论述了1905—1912年日本对抚顺煤矿的掠夺。(东北沦陷史研究99／2)孙玉玲叙述了日本通过满州谷粉管理会社等垄断组织，以及农事合作社、兴农合作社等农产征购网络，对满州国实行全面的农产品摊派征购。(东北沦陷史研究99／2)刘凤军研究了伪满时期的大豆产销。(北京商学院学报99／1)郑敏、孙彤指出东北沦陷时期伪满建立了与日本国内一致的林野局—营林局—营林署体系，用“林场整理法”剥夺中国人的林场权，然后通过满州林业株式会社等殖民企业，对东北林业资源进行了空山净林式的采伐。(东北沦陷史研究99／3)韩俊英论述了二战前日本吞并夹皮沟韩家金矿，调查黄金资源，分发采金证等掠夺行径。(东北沦陷史研究99／3)

张振声从招募、工资、待遇、组织各方面研究了1931年—1937年满铁土建工程中使用华北打工民夫的基本状况，民夫约占全部土建工程劳动力之半，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承担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不干的工作。(抗日战争研究00／1)郭洪茂指出，满铁铁路中国工人工作繁重，待遇恶劣，劳动力来源紧张。七七事迹以后，运输日益紧张，铁路劳动力更严重不足，以至从业人员体质下降，事故增多。1944年以后，铁路运力不断下滑，“抗战体制”时期经济崩溃，与此有很大关系。(抗日战争研究00／1)与其他日本殖民企业不同，昭和制钢所的劳动力一向由附近农村直接招募。赵光锐认为当地劳动力招募虽有农忙时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但节省成本，便于管理。(东北沦陷史研究99／1)傅波研究了日本侵占抚顺煤矿期间迫害矿工情况，仅有记载的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就达30万人。(东北沦陷史研究99／2)孙玉玲、孙永安研究了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日伪对于流入东北的劳工，由限制而招诱，劳动力仍感缺乏，最后实行强制性的劳务新体制。(社会科学辑刊00／5)

王元周研究了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日本移民财产数量、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于中国农民，而且享受津贴和低工资役使中国人之优惠，但不适应东北自然条件和耕作方法，生活费用亦高。(抗日战争研究99／4)黄耀慧论述了第13次兴安日本东京荏原“开拓团”强行驱赶16村屯中国农民的移民“开拓”始末。(东北沦陷史研究00／1)

沦陷区：

解学诗指出，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视华北为侵略中国的兵站，以华北开发会社为中枢、一业一社的方式管制华北煤铁资源，将煤铁原料源源输往日本。战争后期，为供应侵华日军军需，在华北执行原料产品化，企图建立制铁工业，但未及见功。(抗日战争研究99／4)张利民分三个时期论述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演变，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以事先详细调查为基础，以“经济圈”之类的周密计划为布局，但也不断地随着中日战局的演变而调整。(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２)解学诗指出日本对华北物资统制以煤铁盐棉四大物资为首，其中又以煤铁居先。由满铁特殊资本与其他财阀资本瓜分统制权。1943年以前日本物动计划中煤铁的32％由华北供给。(抗日战争研究99／4)

黄美真论述了1937年—1945年日伪对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全面物资统制，由中日商人联合组成的商业统制机关操作，实际一切以日商为马首。物资统制使华中生产萎缩，贸易衰退，投机盛行，物价腾飞，粮食短缺。(抗日战争研究99／1)陈正卿研究了华中宏济善堂与戒烟总局、特业公会三位一体的贩毒体系，以毒化华中为其“以战养战”的手段。(抗日战争研究99／1)刘志英认为汪伪粮政以供应军需为目标，完成征购所余甚至不足以维持汪伪政权人员的口粮。无节制的征购导致粮荒和走私舞弊投机。(抗日战争研究99／1)王裕秋、刘光吉认为，日本侵略海南按照侵略的主导力量可分胜田间家族、台湾总督府、日本海军三个阶段。日本对海南的侵略，首先是封锁中国海上交通线，其次是掠夺海南的热带作物资源。(海南大学学报00／1)

国统区：

刘卫东重新评价印支通道的重要作用，作为1938年港粤通道中断到1940年6月间最重要的通道，1939年曾占到国统区对外贸易总值的近一半，并运送大量战略物资和武器，打破了日本封锁。(近代史研究99／2)李湘敏认为重庆战时生产局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立，力图集中战时经济的一切管理权利。为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支配打下伏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包爱芹分析了工合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00／2)吴秀霞论述了在蒋介石的督饬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00／4)杨菁认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1937年—1939年为缓性发展阶段，1940年为转折点，进入急性发展阶段，并论述了通胀的原因及措施。(抗日战争研究99／4)

陈国生认为战时四川的农业在农事机构、水利、农村金融、农村合作、改善土地利用等方面有所改良，但在征兵、征实、征购压力下，农民生活异常困苦。(抗日战争研究99／4)梁家贵评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东部工厂内迁中的作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00／3)
根据地：卓汉平研究了抗币的产生及其作用，华中根据地抗币在法币、中储券、抗币三元并立的局面下，根据战争和经济、金融斗争局势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保法排伪、联法排伪、限法排伪、禁法排伪等不同的货币金融策略。(学海99／6)黄正林论述了边钞发行过程，边钞克服滥发通胀及不流通等困难，取代法币，解决了边区财政困难，扶植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并支持边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近代史研究99／2)阎庆生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农贷1939年以前附属于国民政府的法币农贷。禁止法币以后，成立了边区农贷委员会，形成了边区银行—(县)农贷办事处—农贷小组三级的农贷体系，对农民低息贷款，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同时，具有提高边币信用，改变阶级结构的作用。(抗日战争研究99／4)刘彦威从减租减息，农业合作，生产与科技等反面论述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中国农史00／4)阎庆生研究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利用。(甘肃社会科学９９／１)黄正村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盐业产区分布、产量、所有制、经营以及盐业在边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金融上的作用。(抗日战争研究99／4)

其他：

王真从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战争策略角度，论述了日本在农工商财政金融各方面全面开展的经济掠夺。(日本研究99／3)吴天威根据现有资料估算在1931年—1945年间，日本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抗日战争研究00／1)夏明方认为抗战时期中国自然灾害并不严重，但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抗灾能力，小患成大灾，到抗战后期愈加严重。对农村人口迁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00／2)张根福研究了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由于这是战乱造成的人口迁移，迁移过程和方向都十分复杂。(历史研究00／4)

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进程：

汪敬虞指出，包括经营管理在内的生产技术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力，在中国，这一动力完全是由西方引进的。民间活跃人士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总是先行一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命运是不得不先后依附于外国势力和封建统治者。(中国经济史研究00／4)
严立贤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中国近代国民收入分配，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衰退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的剩余，这是近代工业化缓慢的主因。中国近代工业化需要一场农业革命。(近代史研究99/3)

林刚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为主体，以及人口与资源比例十分紧张。不论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现实中选择现代化建设的途径，都必须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而节约其他资源，来适应中国的国情。作者认为长江三角洲棉业—手工棉纺织业—机器棉纺织业以灵活的形式互相补充、合作而共同繁荣，是符合这一历史要求的成功例子，其前景是工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一体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４)林刚还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既不能说明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为中国指出走向“一元化”的道路。他提出以近代棉纺织业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协调发展的三元论来认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００／３)彭南生将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关系归纳为行业结构型、市场关联型、市场水平型、劳动技术型四种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２)王翔肯定近代工业中手工业比重大大超过机器工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呈各种互补格局。但这种格局是过渡性的，即使持续时间十分漫长，总趋势是手工业被机器工业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２)

制度：

王处辉重新评价中国近代企业劳动组织中的包工制。他认为开滦煤矿包工大柜组织，实为劳力资本家，大柜承包生产任务所得的管理费，并不完全等于工人工资。而江南纺织业通行的买办包工制，本质上实行计件工资，劳动投入与收益挂钩。包工制适应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发达、企业管理不发达的现实，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姻缘、地缘关系引入近代企业劳动组织中，降低管理成本，有其合理性。(南开经济研究９９／５)刘佛丁指出中国近代的制度变迁不是system 而是instiution的变迁，这一变迁的过程是被动的，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又是制度的需求者，从而产生一个在近代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买办阶级，他们倾向于攫取政治权利以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非渐进于以法制巩固获利机会。(南开经济研究99／5)王玉茹认为，有独立利益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官僚集团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近代依然故我，寻租活动活跃。官僚集团对于新兴企业有三种态度：对直接触犯其既得利益的打击；对与传统利益分配及传统意识无直接冲突的听任；对较旧制度更有利于统治、且可借机牟利的支持。(南开经济研究００／１)她还指出，近代中国国有产权不仅活跃在公共产品领域，而且在一切民用工业中与民营企业争利，这与孙中山等人节制资本、制约贫富分化的思想有关，但更反映了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官僚集团的意志。(南开经济研究00／1)张东刚从近代中国制度安排与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商会的功能。(南开经济研究00／1)

张忠民按照晚清到民国公司律、公司条例、公司法条文严格界定，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司的类型及其特点。(上海经济研究99／2)姜伟从公司组织形式和现代企业制度两个层面讨论股份制有限公司制度在清末民初的演进，他认为近代中国股份制有限公司前一层面的实质意义大于后一个层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00／1)胡文涛认为1946年《中华民国公司法》由大陆干涉主义向英美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扩张资本，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00／6)

经济政策：

朱英认为晚清新经济政策的诸多缺陷，有的在决策过程中已经产生，原因是政策制定体系混乱，信息不全面；有的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原因是缺乏配套的保障措施、执行官员和洋商掣肘等。这些缺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政权性质的局限。(中国经济史研究９９／１)徐建生认为民初由张謇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持制定的经济立法，锐意引导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鼓励举办实业和农副业生产，吸引华侨资本等，但从法律政策的实效来看，保护、扶植实业类立法，不如创立公共机构和设施条件的立法，又不如界定和规范类立法，总体上停留于文本。而且，受时代局限，政策有财政本位的倾向。(近代史研究99／1)朱英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保护工商、奖励实业、恢复市场、倡导农垦等内容，在政府鼓励下，企业与实业团体繁荣，政策的局限性在于无力实行。(华中师大学报99／1)朱宝琴认为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可以看出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影子，但根本是以国防为目的的统制经济。政策奖励私营企业，但政府自营不少行业，且力图通过操纵金融业介入各业。(南京大学学报00／1)刘淼认为1936年民国政府对祁门红茶产销统制的实质是夺取茶号栈商的经济利益，因而滞碍难行，有失将传统茶叶市场整合为近代市场、加强中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的本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邱松庆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和30年代农业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姚群民论述了1927年—1934年国民政府禁烟的不彻底性。(江海学刊99／6)

经济思想：

张守军论述了严复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变法及建立民主制度是商务发达之基的经济思想(财经问题研究99／10)朱英认为清末商界有识之士如郑观应等人政治不改良实业不能振兴的主张，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主流思想，商人阶层不再甘于“在商言商”。 (史学月刊00／5)黄岭峻分析了30—4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以及个别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近代史研究00／2)顾鉴塘认为民国时期现代社会科学特征的人口学初具规模，不同专业出发的人口观、人口主张频出，人口问题及调研涉及了节育、优生、移民、人口统计、户籍、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各各方面。(北京大学学报00／6)张国宏认为，张謇癸卯东游引导他主张立宪，注意教育，反对自由平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00／4)蒋大椿认为孙中山民生史观是以民生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民生有别于物质，而注重人的因素。是一种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中国社会科学００／２)郭剑化论述了孙中山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农史99／2)李本义论述了孙中山《实业计划》对武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江汉论坛99／5)

华侨经济：

戴一峰指出20世纪20—30年代以李清泉为代表的李氏家族积极倡议和参与的“闽侨救乡”运动，是在菲律宾排华的背景下，兼具“造福乡梓”和“安排退路”两种考虑的投资。可视为与“先施—永安模式”和“陈嘉庚模式”不同的另一种“李式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陈衍德指出民国时期侨汇和华侨往来影响厦门消费经济，华侨热衷于投资厦门的房地产，其次才投资于工商业。华侨的经济活动集中于城市经济，而对农村并不在意，农村出身的非厦门籍华侨反而集中于厦门。所以华侨对于闽南腹地与厦门的勾通贡献不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2)陈春声认为经营侨汇的批局，是华侨与侨乡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的中枢。这种乡族色彩的商业组织，与邮政、银行等近代机构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中国农史00／4)

城市化：

熊月之、沈祖炜分三个时期论述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1840—1898年为区域、段域关系时期，沿江城市联系松散；1900—1937年，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等事件作用下，沿江城市迅速发展，联系紧密，沿江城市带特征明显；1937—1949年，战争导致城市发展困顿、挫折，但内迁使沿江城市联系更紧密。在沿江城市带的发展过程中，开埠是契机，航运是前提，和平是环境，按照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路径前进。长江沿江城市是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但各城市发展不平衡。(史林00／4)陈自芳认为民国以后行政区划变更为杭州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工商业发展和外国工商业的进驻推动资本主义城市市场形成，规定了城市化的方向和格局。(浙江社会科学99／6)张海村认为苏州工业化的有利条件是传统工商业发达，有外部环境支持。不利因素是近代经济低迷，官民交困，外国竞争与掠夺以及动荡的政局。(南京大学学报99／4)樊卫国研究了20世纪前期长江沿岸城市的外贸互动关系，他认为重庆、汉口、上海三大贸易圈，以上海为传感中心，内地与世界市场之间影响与反应通过上海发生。三大贸易圈有一体化趋势，但这视上海市场的交换水平而定。(档案与史料00／5)张瑾认为对于相对低度发展的重庆来说，上海的榜样力量大于西方的直接影响，上海是重庆城市发展常在常存的参照系。(史学月刊00／3)

其他：

江西省赣州地区中央苏区史课题组介绍了中央苏区时期的统计工作。中央苏区统计机构，在红军和基层党组织设置统计调查科、统计调查干事开始，苏维埃国家则有调查统计局。统计内容包括：政治形势、经济基础、群众基础，以及春耕、优属、查田等重点典型调查。统计工作受到苏区上下高度重视，毛泽东本人亲自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决策，各级党、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统计分析报告。(统计与决策99／2、3、5)

朱英以上海为主要示例，勾画近代消费习俗中赶时髦、重社交功能和交易功能、崇洋、虚荣、奢侈等风俗。(江苏社会科学00／1)高石钢认为民国时期随“货物价昂，人趋奢华”，婚姻论财成风，与前清民俗大不相同。其严重后果是由此造成负债、财务纠纷、娶嫁失时、畸形婚姻等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９９／５)张红安指出，民国时期江苏灾荒的特点是连续发生，诸灾杂陈，水患最烈，35年中发生17次。严重的灾荒使苏北地瘠民贫，人口流失，而且造成普遍的消极心理，根本无心抗灾救灾。苏北灾荒主要根源是淮河、沂沐河、废黄河水灾，成灾的人为因素明显：扒河、乱砍乱伐、以邻为壑的防灾措施等。(江苏社会科学00／5)张博根据陈彦、马秉麒、马得福等当事人案卷，叙述马步芳运走青海黄金事件真相。(青海社会科学99／4)齐春风从路线、手法、品种数量等方面论述了1946年—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中州学刊99／2)董仪、方立霏论述了民国时期北平烟毒泛滥情形及禁烟机构、法规、措施。(北京档案史料00／4)张艳芳论述了民国前期移民政策。(文史哲00／6)王印焕探讨了1928年—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安徽教育学院学报00／3)

杜君认为1917年—1924年苏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是坚持保留中东路特权，中俄合作经营中东路，架空中方人员，实质上不平等。(史学集刊00／4)梁元生指出近代乡族的、小区域的、单一对象的慈善事业，发展为得到官方支持的综合性大型善堂；慈善事业组织者也可由堂董升为官局委员，再成为地方自治领袖。(史林00／2)贺水金认为近代中外资企业间的竞争公平与不公平，正当与不正当，充分与不充分，各种类型并存。广告战，价格战，营销战，以及综合的实力战并用。(史林00／2)褚静涛认为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保证行政不间断的名义下征用大量日本移民，一方面有利于过渡阶段保持经济政治的正常运行，一方面引起台湾人的怨恨矛盾。二二八事件以后，遣返日本移民的力度加大。(史学月刊00／6)王健分析了近代上海经济中，历史经济背景不同的中东赛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德奥犹太人给予上海经济的不同影响，前者投资“两土”而后二者是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史林99／3)周兴��NFDB3�Ｂ凼隽�1929年—1936年陈济棠治粤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计划，及交通、粮政、农林渔、工业等方面的成就。(中山大学学报00／6)陈荣华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经济发展缓慢原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战乱中江西人口的巨大损失，其中剿共损失人口1000万，抗战损失人口200万。(江西社会科学00／12)


书

汪敬虞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撰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00／1)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从历史条件、时代大环境上考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该书是以各位作者专题研究为基础的集体著作，研究深入而体系完整，资料丰富，发掘及采用第一手资料，在近代国际收支和资本问题、农业雇工和地主经营、工业多元化结构和手工业功能分析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９９／１２)概述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历史轨迹，分析其发展的特点动因及客观存在的若干关系。从近代中国企业制度演进过程中各种法规所起作用入手，分析其对商业、工业、金融制度三大领域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分别论述外资企业、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和社会环境对企业制度与企业发展的影响。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参加乡村建设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有６００余家，各种试验区１０００多处，但研究者注意力集中于梁漱溟、晏阳初，忽略其余。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００／１)是第一部较全面、系统搜集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

此外，笔者所见专著还有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００／１１)，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９９／１２)，周育民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００／１)。罗肇前《清末私有化浪潮》(福建教育出版社００／８)，郭庠林《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９９／１０)，王玉茹等《制度变迁与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为分析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００／５)，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００／６)，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９９／１１)路遇、滕泽之主编《中国人口通史》(近代部分见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００／１)， 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００／５)《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丛书编委会继９８年１１月推出税务管理卷以后，又陆续推出《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盐税卷》(中国财贸经济出版社９９／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９９／４)。许毅主编《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经济科学出版社00/12)。

江太新编辑、汇集李文治先生一生治学杰作佳构的《李文治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００／９)，幸于李先生去逝之前出版。


会议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５—２７日在海口市召开，提交论文３０篇。“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暨庆贺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８—１０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５０余人。“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研讨会”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２０余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０年７月６—８日在香港召开，提交论文３０多篇。“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４—１７日在湖北十堰召开，提交论文７０余篇。“第三界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０—２２日在北京召开，经济类论文２０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