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是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基础学科，又是随时代脉搏跳动的前沿学科。面对新世纪的开端，学科研究出现了跨阶段放宽、放长视野的趋势。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学者认真对待旧中国的经济遗产问题。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则将研究领域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纵观20世纪中国经济的文章、专著不断问世。一批中华人民共国经济史学术资料、著作与改革史也大量问世。

学术资料包括：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商业卷、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多卷本《中国工业5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苏星、杨秋宝编《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50年》(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陈云年谱》、《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等。纪念改革开放20年的著作包括：吴敬琏的《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2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张皓若主编的《辉煌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商业出版社)、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和前瞻》(中国发展出版社)、张卓元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改革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纪念建国50年的包括：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刘仲黎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投资建设50年》(计划出版社)、中宣部编《共和国50年》(学习出版社)、中国报业协会编《中国经济辉煌的五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董辅��NFEB2�Ｖ鞅唷吨谢�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吕政《中国经济50年》，项怀城主编：《中国财政50年》、《中国会计50年》、尚明主编：《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随着中共中央西部开发决策的出台与实施，探讨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特别是西部建设经验教训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关的城市化、生态环境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也多了起来。长期研究的一些热点又有所深入。现分述如下：
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分期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和99纪念建国50周年期间，有一种很普遍的提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年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仔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种分法则不够确切。不论从经济增长、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看，两段论都是站不住的。
赵德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明显地呈现出1949—1956年、1957—1978年、1979年以后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高—低—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是好—差—好；经济波动状况的变化是高位平缓型—大起大落型—高位平缓型；人民生活提高速度的变化是快—慢—快；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单一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产业比例状况的变化是比较协调—严重失调—比较协调。以上7个层面都呈现为1957—1978年对1949—1956年的否定，1979—1999对1957—1978年的否定和对1949—1956年的肯定。(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中国经济史研究》00/1)

关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近年研究注重新中国经济建设与其之间革命和继承的双重关系。提出：50年代前叶，我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方针时慎重对待历史与国情，实施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优先发展重工业、区域协调布局与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发展战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一五计划完成之后，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作了片面的认识和解释，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脱离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使发展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其中经验教训无不与对待历史和国情有关，值得认真总结与汲取。(董志凯：《旧中国遗产与50年代经济发展的四个特征》，载《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关于1949—1957年的中国经济

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恢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将单一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来，此后几十年停止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思想的确立，打开了这一研究禁区。其中的观点包括：

王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五大创造：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微观机制中市场是主要中介和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宏观调控总体有一定计划性；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对私人资本“发展―利用―限制―改造”协调一致的政策和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合作制。建国初期历史盛况的成因，本质之处在于创造了“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三者统一的总体格局。(王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五十年》，《工人日报》99.9.29。)武力指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产品市场的控制，对于治理长期战争和剧烈通货膨胀造成的短缺和市场畸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99/3。)徐建青考察了牙行业、行栈与交易所、合作货栈、国营信托公司这些商业中介组织在建国初期的兴衰和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在促进城乡交流、活跃城乡市场、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陈廷煊指出政府在“公私兼顾”原则下，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以扩大商品流通，对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应、沟通各地经济联系、活跃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由吴承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运行、绩效和多种经济成分互动中的矛盾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与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其在劳资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既定认识基础上，补充了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并存、兼顾、统一的思想，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既矛盾对立又可以“两利”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此外，林蕴晖对刘少奇“剥削有功”的言论作了历史考察与分析(林蕴晖：《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载《百年潮》98.6。)；郑有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论述了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00/5)；这些研究对于了解经济史的本来面目，深入探讨新民主主义经济均起到推动作用。

对于新民主主义为何过早结束，如何由市场因素起主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转变为单一的计划经济？张勇探索了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四个重要修改：1.从“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2.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要任务是解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束缚到“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从“新资本主义”到“新民主主义”。4.从“让私人资本经济获得广大的发展的便利”到“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这些修改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勇：《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四个重要修改》载《北京党史》00/2)王智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早终结，使得发展商品经济、吸取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奠基工作仓促收场，使得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存在的“先天不足”，未能抓住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佳选择获得一个根本的“后天弥补”。(王智、文红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创制与放弃》，载《党的文献》00/1)赵德馨指出，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体制的重新肯定。(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1)赵凌云认为，1949—1952年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为市场体制因素与计划体制因素并存，二者相互补充的同时出现相互冲突，计划体制作用广度深度日益加大，市场因素日益萎缩。1953年到1956年市场化走向中止。(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中断过程的历史考察》，载《教学与研究》98.4。)市场化进程中断为“三大改造”急速推进创造了条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早结束的深层原因。武力提出转变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四面八方”政策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些不相适应；苏联不容忍我国长期保持这种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当时很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戴光前提出，建国前后的构想是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完成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种“先后战略”。总路线的提出，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并举战略”，这样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看作过渡期(戴光前：《试析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当代中国史研究》99/2)。

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1952年底，金融业和城市建筑业已全行业国营和公私合营。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与公私合营经济已占了81%；私营工业总产值中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比重达56.04%。这些作法顺应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需要，被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应有之义。由于将苏联单一公有制视作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长期将1953年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分析当时的经济结构：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基于这个认识，1953年6月，毛泽东批评了“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李力安的文章认为：1952年改变了原来在十年到十五年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成为从现在起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从原来的先建设，后改造，转变到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这是合乎中国实际和历史发展需要的英明之举。三大改造除了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的缺陷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片面追求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和高级形式，不重视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混淆了不同的经济性质和阶级界限，对大量小工商户或个体劳动者也进行了公私合营(李力安：《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5/6。)。赵凌云、苏少之、王年咏和向新从形成过程与路径等方面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析，认为其在形成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前苏联模式的一些具体内容，但内在因素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照搬论”无法解释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中国特色。(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一五”时期国家银行的信贷投资是推进三大改造、促使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工具。赵学军撰文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家银行的工商信贷政策，指出：“一五”时期金融中介为中国人民银行垄断，工商经济成份单一化，国家集资金供给与需求于一身产生了不将资金当作商品看待的观念。其消极影响一是利率脱离资金的实际供求情况，二是政府作为主要的储蓄者、投资者、资金需求者，对投资风险缺乏强烈的责任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赵学军：《“一五”时期国家银行工商信贷投资再探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2)

对于1953—1956年涉及亿万农民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新的视角不同，看法也不同。郭书田认为，解决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农民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和发展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这为150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50年代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都是农民自己建立的合作经济组织。遗憾的是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变了型、改了性，因而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历了曲折历程。(郭书田：《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组织化程度》，市长参考99/10)高德步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消除土地私有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封建传统经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再生的基础。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彻底消灭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从而也就将传统经济最根本的基础消灭掉。(高德步：《五十年来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思考》，载《教学与研究》99/9)靳相木认为高级社产权是集体经济的经典形式。高级社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彻底崩溃以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的标志；农村改革创设的新型社区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向高级社的产权制度回归。集体成员有“退出权”，即享有携带其所属产权份额离去的权利，集体经济才能兴旺发达。(靳相木：《高级社的产权制度及其启示》，载《农村经济研究》(济南)，99/5)刘增舍认为：农业合作化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占极为重要的比重。此后直至“文革”一脉相承的社会构造模式，受到中国历史上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它乌托邦思想养料的影响。(刘增舍：《毛泽东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发展走势论纲》，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98/1。)严闻广认为：集体企业、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这些概念的产生违背社会发展规律，集体经济要退回到50年代的合作社经济，不是倒退，而是前进。(严闻广文，原载于《发展导报》00.10.27，转载于《经济研究资料》01/1。)

刘国光、董志凯认为，50年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到一元又到多元的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1997年中共中央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意味着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即是全民与集体所有的两种公有制形式。这种说法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载《当代中国史研究》99/5—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与产权意识的增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已经关系到现实经济工作中有关产权关系的政策界定。如王小映提出，对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引致了城市土地的全面国有化。改革开放后，企业制度变迁是引致我国城市土地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外生条件，中外合资企业的出现打破了无偿使用土地的传统用地观念。必须进一步明确各种土地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王小映：《我国企业制度演变中的城市土地制度变迁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3)还有一些文章则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对待三大改造以后的私人产权问题。(参见《南方周末》98.9.25；《北京晚报》01.2.12。)

此外，对于如何认识建国初期“苏联的无私援助”？董志凯比较全面阐述了“156”项立项的历史经过、项目内容、名称、变化、投资规模、开工竣工时间和产出状况等，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是指在资本主义封锁的严峻环境中，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封锁，获得了相当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低利贷款使资金极端短缺的新中国减少了利息负担；以及当时中苏双方相互尊重与体谅，配合默契与高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种援助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特别是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9/4)

关于1958—1978年的中国经济

这20年是所谓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以来，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从推进改革开放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近年来对这个时期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与客观。许多文章与著作在肯定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其与历史的关联。近年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高伯文从“大跃进”运动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以及干部激励机制的改变三个方面，分析体制变革的失误与“大跃进”灾难的相互关系，说明经济体制变革是一柄双刃剑，没有经济体制变动为“大跃进”提供基础与支撑，这场狂热的运动是很难兴起与持久的。(高伯文：《从“大跃进”看经济体制变动的负效应》，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9/1)张涛认为“大跃进”运动是不成功的，但其中有合理内核：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从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有其理论价值。(张涛在：《“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评价》，载《安徽史学》99/1)胡绳将1958年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归纳为民粹主义：“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99/3。)
兰夏的文章认为，国营企业如果不从经济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消费规模，就是仅仅在政治上规定了公有制性质，但有可能在经济关系上却背离公有制原则。对私有制改造以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是否扩大取决于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是否增加。1956年后，20多年中职工调资升级总共只四次，升级面90%，每个职工平均不到一级；1976年全民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621元，比1961年的665元还少44元，下降了7％。(兰夏：《1957—1976年我国经济积累与分配状况》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00/1)余红从农民的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其计算1957—1978年农民通过“剪刀差”提供的积累为1404.8亿元。其中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使农民少收入955.9亿元；工业品高于价值使农民多支出449.0亿元。这部分积累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7年的71%下降至1978年的39.4%。形成了农民这部分负担的历史原因在于工农差别、城乡分治；造成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的反差以及工业倾斜政策、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余红：《中国农民社会负担与农村发展研究》，第48、12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对于人民公社、“共产风”的历史，近年的研究更注重其形成的经济、政治以至思想文化背景。罗平汉提出：所谓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弊端早就暴露，但它与公共食堂一起竟然维持了四年，原因主要在于认为：(1)实行粮食供给制，“彻底消灭了粮食投机，堵塞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2)家庭被认为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毛泽东说过：“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个人，而不是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3)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应该意识到正确的认识往往是经过曲折和坎坷之后才得来的。(罗平汉：《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00/3。)辛逸提出，与农业集体劳动的低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员家庭副业以5％多一点的耕地和一部分闲暇时间、家庭辅助劳动，却完成了将近1／4的农业产值。其原因在于：(1)家庭副业是公社时期社员家庭拥有的所有权最完整、自主权最大的一项经营分配制度。(2)家庭副业以社员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符合农民的经营习惯，能够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从产权制度的角度讲，家庭副业已包含了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家庭副业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00/5)

《奠基》一书在阐述人民公社体制弊病的同时，肯定了以下正面作用：将原先独立分散的农业生产者组织在一起，能够在十分落后的农业基础和生产条件下，集中力量完成了大量单个农户无法进行的大型农田水利基础工程，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相对封闭孤立、视野狭窄的农民群体中培育了集体主义观念，社员在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互助协作，帮困济贫；对于我国集中全国特别是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也起了一定作用。(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99。)朱玲认为：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行，与集体经济的强弱息息相关。1965年，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公社卫生院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队财务的支持。1950—1975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提高到65岁。其变化趋势反映农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朱玲：《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00/4)

60年代前叶，为了克服严重困难，我国对农业与工业体制均做了农村包产到户、工业企业试办托拉斯试点等调整或改革试验。近年来的研究阐述了从1956年到1962年包产到户屡禁不止，几起几落，由生产方式的选择变成激烈的政治较量的历史，指出毛泽东当时是以统一经营存在与否，作为区分单干与合作的标志；而历史现象预示了苏联集体农庄形式难为中国农民自愿接受。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经历，表明在农业生产体制上实事求是精神与“左”的指导思想的矛盾与斗争。(杜润生：《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载《百年潮》00/2；江鲲池：《曾希圣：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载《百年潮》00/9)对于60年代试办托拉斯的试验，一些文章指出这是刘少奇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重要观点的实践。与包产到户不同，试办托拉斯是中共中央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规划时明确提出来的。试办中遇到的矛盾主要为：全国性托拉斯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新建立的托拉斯中仍存在过分集中和统得过死；某些托拉斯在专业分工和组织结构上不够合理；与当时的财政、物资、价格等各类现行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之处。“文革”爆发后试办托拉斯的工作最终被打断了。(唐根华：《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刘少奇与60年代初试办托拉斯的理论与实践》，《党的文献》98/5；张忠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00/2)还有文章以为：1956年至1976年间，在还不可能认识和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条件下，中国对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以1958年和1970年两次最为典型。这些改革强调权力下放、自力更生，突出群众运动和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它们降低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和体制化程度、使国家的计划控制程度大大低于苏联等国家，趋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散决策，为非国营系统的成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这对于1978年以后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载《中共党史研究》00/5)

对经济阶段发展作国际比较，是评价经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王德发指出，1956—1966年中国经济原地踏步，虽然总的看国民经济没有倒退，但是和同期其它国家相比则是停滞不前。1956—1966年是战后世界经济腾飞的第一次机会，50年代初与我国经济相类似的日本等国和我国的台湾省抓住了这一黄金机会。日本经济增长率最高，达14.28％；德国次之，达10.01％，美国、法国、英国、苏联在基数远高于我国的同时，年均增长率也远高于我国。我国的台湾为8.53％、香港为12.89％。而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率为3.86％，是经济增长率最慢的国家之一。(王德发：《中国1956—1966年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之比较》，载《上海党史研究》1999.增刊。)

“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破坏，但是也有不同评价。一说为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直接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中国“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另一说是，整个10年中经济是有所发展的，尽管是缓慢的；“濒临崩溃的边缘”状况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陈东林认为，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 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与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同样的一份家当。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根据不同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与1953年至1966年的十四年年增长率6.2％相比较，应当得出的十年增长收入是��2 793��亿元。这些计算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说我们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陈东林：《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7年第4期、《真理的追求》99/5)

关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走上改革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启动改革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的重要特征。这是研究中国改革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载《中共党史研究》00/5)

朱佳木撰文谈了“鸟笼经济”这一著名比喻的来源：“鸟”与“笼子”的比喻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黄克诚首先提出的，他向陈云反映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后说：“要把经济搞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两个月后，陈云用了这个比喻。这一比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搞活经济。(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献》00/3)

对于所有制改革，近年的研究概括为：在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标准上，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和唯意志论，重新确立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在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突破了单一的公有观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所有制评价的判断上，突破了公“是”私“非”的观念，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上，突破了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简单形式，确立同一性质的公有制也有不同存在形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突破了只看比重大小的量的观念，确立了重控制能力与实际效果；在对公有资产的权利上，突破了权力越集中越好的单一占有权利，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等。(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99/5、6。)

对于关系改革成败的价格体系改革。马凯撰文认为经过了四个阶段：改革的初始阶段(1979年至1984年)；改革的展开阶段(1985年至1988年)；改革的巩固阶段(1989年至1991年)；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开始至今)。(马凯：《中国价格改革：2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载1999年1月18日《经济日报》。)吕政则将上述的第二、第三阶段合并。(见1998.10.20《中国信息报》，还可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00/3)即便如此，杨帆指出：价格改革问题并未完结，垄断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见00/9/1《中国经济时报》。)

关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研究：郑有贵论述了市场化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农业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使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有利于农村的民主化进程。赵农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制度变迁的不平衡，对不同省区市场化的测度就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董志凯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在咨询能力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朱文强通过对建国后河北省清苑县农村集市的个案剖析，指出清苑县集市至少有过4次较大的曲折，认为在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是别无选择的办法，但限制了价值规律在集市贸易中的作用，影响了集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

对1993年以来我国通货从膨胀到紧缩的原因是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江晓薇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政策作用是表象，经济发展阶段导致发展处于转型期是实质。1979—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多，从低收入国家跃居为中等收入国家，居民剩余增加，消费选择形成多样性，消费需求层次提高。消费需求变化的瞬时性和供给调整的滞后性形成了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矛盾。(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载《新华文摘》00/7)与此相关，董志凯通过新中国公职人员工资制度的四次变迁的历史及工资总量与GDP的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认为我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曾发生失调，在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我国各类职工平均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与世界各国相比均偏低。在人均GDP相当低的基础上，工资比率又明显低于世界各国，这是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董志凯：《从工资制度变革的历史看调整分配体制》，载《经济研究资料》99/7)

而关于中国制造业是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殷醒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比重的对比说明制造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那么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是巨大的。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不可能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格局。(夏业良：《中国制造业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载99/07/21《光明日报》。)

关于改革以来农业的变化，武力认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最大变化是由30户左右的生产小队集体生产经营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1992年以后，农业经营条件变化：外部变成了市场经济，使规模经营所具有的承担风险能力、市场谈判实力可以发挥作用；集体经济具有了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和外部的市场；国家对户籍管理的放松为部分农民退出集体经营提供了可能，从而减少集体内部的摩擦成本；国家已渡过了工业化初期阶段，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而集体经营在争取贷款、减免税收、接受科技投入方面有优势；在维护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投资、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北京郊区的不少集体经济取得惊人发展，即说明了这点。(武力：《过犹不及的艰难选择——论1949—199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2)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中国改革同苏东相比有何特点？美国德.希.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穷得多；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99/3、《新华文摘》99/9。)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的教训，薛暮桥分析：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甚至是“改革的误区”。第一，被称之为价格“闯关”的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是在1988年6月间仓促推出的。当时对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和“一步到位”。但是，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8.5％)，双轨价格的磨擦也很严重。8月间“闯关”的消息刚刚被媒体所披露，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和商店抢购风潮。这一风潮把主观设想的加快价格改革方案冲得无影无踪。第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过以下三种不同的评价：很高，甚至把它当作改革的战略方向；一般，仅仅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阶段；误区。看成是“误区”的理由为：第一，在机制的设置上，强化的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纵向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关系或谈判关系，而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多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第二，在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上，从短期看，国家似乎可以得到稳定的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国家总是吃亏的。在承包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恰恰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之一。承包制延误了国企改革的时机。(转引自赵人伟上文。)苏星总结了1984年下半年至1986年的货币投放过多和紧缩政策的经验教训。指出，1985年1月，国务院决定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但这次紧缩仅仅实行了9个月就夭折了。直接原因是紧缩力度大了一些，有些措施出台过急，而且有“一刀切”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通过调整紧缩力度，改“一刀切”为实行总量紧缩政策下的择优扶持，但各方面“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有些人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这种主张为国家领导人所接受。为了保速度，放弃了紧缩政策，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在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不是去坚决制止货币扩张，而是采取行政限价手段，强压物价。许多种类繁多的日用消费品无法限价，因价高利大而盲目发展。促使产业、产品结构恶化，还使许多企业亏损年年增加。(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

总结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是研究的新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建国以后的西部开发，有两次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是在“一五”期间，把工业建设重点逐步移向内地，主要是西部。这次开发总体成功。第二次是“三五”时期：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三线建设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有比较大的失误：(1)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在部署上要求过急；(2)建设规模太大，工期一拖再施，在1966年至1972年的6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以上；(3)“山、散、洞”的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4)重工、军工项目安排太多，项目不配套。以上问题导致1978年以后三线工业是国民经济调整最困难的部分。(苏星：《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载《中共党史研究》00/4；董志凯、吴江：《我国三次西部开发的回顾与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00/4)

对于东西部差距与以往西部开发效益，苏少之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尽管国家对内地大量投入，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原因在于经济布局西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要素主要与区外循环，没有发挥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功能。赵凌云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是西部没有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条件，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开发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陈东林主张：三线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是暂时性的，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际安全支出成本。(参见《“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讨会发言摘登》，载《教学与研究》00/8；吴江：《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00/7)杨帆则从百年来生产力布局向西部倾斜都是外部战争环境逼出来，及三线建设使大型军工企业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占30％，主张大力发展国防工业。(杨帆：《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四大战略措施》，载《战略与管理》00/6)

此外，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对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增多，生态经济史的研究也在发展，并且将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特别是对西部开发史、灾害史，如长江、黄河生态破坏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等方面，正在形成热点。(参见刘沛林：《从长江水灾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载《新华文摘》00/7；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中国环境服务贸易开放策略研究》，载《国际贸易》00/6；蓝勇：《长江上游森林砍伐与保护的历史思考》，载1999.07.30《光明日报》；王保庆：《西部开发历史的几点启示》，载2000.3.8《中国国防报》等。)各个行业、部门史的研究正在深入，如中国的盐业发展、电信发展等等。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唤

随着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党史、国史、经济学的学者面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他们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既有意识形态，必然使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要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所认识，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00/4。)
赵德馨对高等学校的经济系教学提出建议：1.当前多数高等学校经济院系的中国经济史课程是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少数另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建议统一设置“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空间上包括台、港、澳地区。在时间上将1949年这个界限打通，并将下限延伸到90年代，以与现实经济衔接。2.将以生产关系变化或阶级斗争作主线，改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以准确反映中国150年来经济发展的本质与基本趋势，总结本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教训。3.加强理论分析，使中国经济史成为理论经济学科群中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基础学科，成为按时序讲授的中国经济发展学，使学生能从中学到理论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现象能力的、富有启发性的课程。4.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中国经济过程中和世界经济发展整体格局之中，使学生具有长远的历史观与广阔的世界观。(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的思考》，《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苏星说：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为什么要写一部经济史呢？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说：“有许多文章很少是根据中国统计材料的研究，往往只是用若干事例来证明某些结论：例如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直接发生作用……；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依据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等。近年来由于这一类文章的泛滥，竟使人发生一种误解，好像写文章、作报告只有加上上述结论，才算做了理论分析。”这段话，批评自己多于批评别人。研究经济理论，应当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苏星：《我为什么写“新中国经济史”》，载《北京日报》2000.3.27。)近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预言，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最热的研究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

这些认识与80年代将高等教育中的经济史课程由经济学科必修课变为选修课的作法相反，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深思与反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