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自太史公作《货殖传》和《平准书》，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本世纪初由一批接受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但迄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学科基本上停留在资料收集整理和若干专题研究的阶段。“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潜积力量。在“文革”后的“科学的春天”，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也勃发出来，经济史一度被视为新时期整个史学发展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社科规划中的史学部分，均把有关经济史课题放在重要位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兴趣向文化史社会史转移，但经济史研究仍在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队伍有所扩大。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部分的研究力量；后者发展为现在的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和历史所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一些地方的社科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也成立了经济史的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老一辈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又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富于开拓精神的研究骨干。在经济史研究者迫切要求加强联系和交流的情况下，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建立了经济史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专业学术刊物《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分别于1986年和1982年创刊，为经济史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学科的繁荣发展。

2． 研究领域大为拓展。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从地区讲，偏重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不大注意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断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很大程度上依附一般史的研究，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文革”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传统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对我国传统经济特点及其近代化道路进行全面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围已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生产力和流通受到特殊的重视。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均已全面展开，尤以区域史、部门史的勃兴引人注目。除近代经济史继续积极进行外，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的和中外对比的研究均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3． 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窒息了学术研究的活泼生机，以致文革中形成万马齐瘖的局面。文革后拨乱反正，沉闷空气为之一扫。经济史研究者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的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进。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和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这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最显著的特点，实乃文革前所不可同日而语。

4． 学术论著大量涌现。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出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齐鲁书社），收录了1900年—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近二万种，其中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最近我们编的1986—1995年的中国经济史书目和论文索引（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联合增刊），仅收大陆出版物所刊载的，也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我们所编的索引中，总论、跨代研究和古代研究的专著近千种，论文逾万篇。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见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坛之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5． 资料基础更为雄厚。首先是整理出版了有关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如乾隆刑科题本、明清实录、巴县档案、孔府档案、自贡档案、徽州契约文书、中华民国档案等。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还扩展到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和各种专题，尤以近现代为盛。现代经济史基本建设的浩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档案资料选编》也在积极进行。历代农书和食货志亦有整理校释者，如梁太济对《宋史·食货志》的补正，颇见功力。也有对资料进行深加工的，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不但极便利用，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著作。除文献档案外，层出不穷、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的材料（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吐鲁番敦煌文书等）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给经济史研究增添活力和动力。现代仍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资料，包括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资料，以其浩瀚多姿和生动真切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并加以利用。各地方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为经济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中国经济史学的史料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和雄厚。

6． 方法的多元化和学科理论建设的推进。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国外新理论方法的引入，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理论方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有些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注重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还有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环境生态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形成不同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新时期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而是力图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尽可能作些 量化分析，并出现了一批计量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动趋势的专著和论文。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一大进步。也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总体的论述。如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86，这是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简写，后仿此）系统总结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老一辈经济史学者的治学经验，提出破“四就”（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史论经济史，就事论事）、立“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口号。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96），对传统的和近年引入的各种有关经济史的理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给以系统的评价，提出任何伟大的经济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一种经济史的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史研究中的发展观、内因论，强调交换、流通、市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把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