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

以上的简要综述虽然还很不全面，但从中已经可能看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园地是万紫千红、欣欣向荣的。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得力于思想理论的更新，现实需要的推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以及各学科的交流、协同和融汇等。这些因素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回顾这一历程，给人以启迪。中国经济史的继续发展仍然需要动力，需要形成新的生长点。

关于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严中平和吴承明更有精辟的论述。在这里，我们综合各家之言，参以己意，对若干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 关于学科的任务

经济史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关联中阐述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但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科应负担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为现实服务，另方面为理论建设服务。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史学科一根扁担要挑两头。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人们总是从他们 所处时代出现的问题、提出的需要出发，并从他们所处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准去重新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新的意蕴，并从中获得行动的启示。正是“文革”中封建主义泛滥，促使“文革”后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反思。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种种要求，则是经济史许多新领域、新课题得以开拓的原因。因此，经济史研究要面向现实，为现实服务。这不但是现实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史学科社会价值之体现、生命力之源泉。所谓为现实服务，并非要扮演现实政策铨释者角色，并非要拿历史与现实作不恰当的比附，而是要通过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滑这种独立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经济史研究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人人直接为现实服务，但研究者胸中总应装着现实，为学为文要有时代感。当前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两张皮，应该加强两方面的对话和沟通。

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经济史研究者不应消极地、被动地接受理论，而应积极主动推进理论，尤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独立地经历过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有的形态（如封建制）发展得很充分、很典型。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由于各种原因，不少民族在民主改革前分别滞留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中，保留了活的社会化石。近两三百年来，我国在内外交逼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而又艰难地转变，新旧杂陈，呈现出丰富生动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态。所有这些，不但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而宝贵的素材。中国经济史工作者如能在史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理论，定能为理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经济史理论的本身即广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吴承明先生说：“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他的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创建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因此，它不但要为经济学建设服务，也要为历史学建设服务，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基础和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史学科也是一根扁担挑两头。

（二） 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调整

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已纠正了过去重生产关系、轻生产力、重生产、轻交换和流通，重典章制度、轻经济运行及其机制，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重经济因素、轻社会文化因素，重阶级斗争作用、轻人口因素作用，重断代研究、轻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重汉族研究和先进地区研究、轻少数民族和后进地区研究等偏向；从集中研究若干传统专题的阶段进到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但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文革”以后形成新热点的一些领域和课题，如小农经济、传统市场、城市史、人口史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需继续深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另一些领域和课题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仍属薄弱环节，甚至是刚刚起步或鲜有人问津，如社会再生产中的消费环节，部门史中的某些手工业部门，反映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史，国家对经济的参预及其经济职能的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等。这需要适当调整力量，收缩那些重复研究较多，又无多少新资料可供发掘的课题，加强那些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和学科发展需要的课题。事实上这种调整已在自动进行着，近年来一些传统课题逐渐降温，另一些新课题则在变热。

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后生产关系急剧变革时代不同，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时代的主题。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经济史学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新时期已经形成的一些热门课题：如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小农经济及其现代化改造、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等，均可视为这一中心课题的子课题。围绕着这一中心课题开展的一些专题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概括，可以为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创造条件和提供某种基础。一句话，这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史学科挑两头的任务。

围绕“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个中心，研究时段的重点应放在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社会大变动。第一次是虞夏之际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从宗族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第三次是明清以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国明中叶在传统社会中已产生若干新的因素，可视为这一转变的蕴酿，这一转变至今尚未完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开创的新局面，均可视为这次大变动中的几个发展阶段。吴承明先生多次提出中国经济史的重点应放在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的时期，最近他又从市场经济转变的角度予以论述，指出市场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时期无疑是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最有借鉴意义，因而也最应受到经济史学界重视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时段不重要，不值得研究。历史不能割断，传统经济不能割断，学科不能割断。现实的需要是多样的，学科的任务也是多样的。在研究力量的配置上应该是既有重点，又照顾全面。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经济史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对农耕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忽视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对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和海岸的研究，相对忽视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研究。这种状况和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国不相称。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研究亟须加强。这不但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学科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的两翼。既有主体，又有两翼，中国经济史学科才能更好地腾飞。

（三） 破除西欧中心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经济史不但悠久丰富，而且有鲜明的个性，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马克思讲的“古代东方”诸国。人们在研究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的历史应该破除西欧中心论。但彻底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亦非易事。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往往“事与愿违”。如以“变态”、“早熟”标识中国封建地主制，本意是找出中国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就隐含着以西欧中世纪为封建社会典型形态或正常形态为前提。反对以在西欧经验基础形成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黄宗智，他以工作日报酬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观，并不符合中国农业以年为周期的情况，实际上还是欧洲工业社会经验中形成的观念。人们似乎难以走出西欧中心论的巨大阴影。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倾向。例如有人批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西欧中心论时，连以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作为划分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放弃了，而以另外的什么东西代替它，这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那么行时了。流行的办法是“淡化”。但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的理论。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理论和经济理论，主要地也是从研究欧洲的历史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我们能做到既破除西欧中心论，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而不是看作教条。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史只能以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这种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第二条是分清共性与个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主要是唯物辩论法。至于马克思从西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模式，应作具体分析，其中既有带普通意义的东西，也有缺乏普遍意义的东西，不能把它无条件地套用到中国来，也不能因为要破除西欧中心论，把其中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抛弃了。分析时应多作比较。第三条是把坚持马列和发展马列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我国丰富生动的经济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科。不去发展、死守老一套，也是不可能“坚持”住的。

（四） 百花齐放，兼容并蓄

经济史是兼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于是有人问：它以历史学的方法为主呢，还是以经济学的方法为主？它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呢，还是研究“经济的历史”？对什么是“历史上的经济”，什么是“经济的历史”，理解各异。我们认为不妨把它们统一起来。研究经济史首先要弄清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这是最基本的，可称为“历史上的经济”但不应停留在这个层次，还要分析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掲示经济的运行及其机制，这可称为“经济的历史”。在这里，历史学的各种方法、经济学的各种方法都可以派上用场。在实践中，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资料性质的不同，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不同，各人可以各有侧重，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至形成不同的风格和学派。

鉴于我国研究经济史的队伍中出身历史学的较出身经济学的为多，目前还是应当提倡加强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包括其他西方经济学。这也是由经济史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这些理论都应作为方法，经济史研究者要有经济学的头脑，而不是把经济理论当作只需填充资料的框架。“文革”后不少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理论方法被介绍到国内，但浅尝辄止的多，认真消化吸收并加以运用的少。有些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独树一帜，为经济史百花园添了色彩，是值得鼓励的。

但有的学者说经济史研究采取经济学方法越纯越好，这就值得商榷了。历史上实际上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经济过程，它总是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的，你用纯而又纯 的经济学方法又如何能把它完全说清楚呢？研究经济史切忌见物不见人。陈振汉先生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可算得上采用“纯粹”的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典型，也是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这意见值得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基本矛盾决定着人类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又指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两者本是统一的，但人们往往记住前者而忽略后者。“文革”后有些学者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批评了这种倾向。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我们研究经济史时决不可忽视社会与文化的因素。社会是由人所构 成的群体和这些群体的结合，文化，简单地说，可称为“人化”，因为广义说来，文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化中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往往更能突显一个民族的特质，又反过来对经济活动发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史学界不少人的兴趣向文化史和社会史转移，有人称之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特质与价值的反思。经济史学家不必有冷落感，问题是善于从这些学科的发展中吸收营养，扩大眼界，推动研究的深入。经济史界也有一些同仁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深入基层社会，作社会、文化、经济诸方面的综合考察，似乎是对经济史的偏离，实际上对经济史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当然，经济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是古今中外历史千百次地证明了的，我们认识上不应动摇。

应当提倡借鉴和吸收友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向之一。不少新成果以至新学科正是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生长起来的。例如农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农业考古，对农史学的发展是很大的推动。如果没有历史地理学家的加盟，农业史、城市史、交通史、人口史、区域史、生态史等等决不可能有今日之成绩。事实上有些领域是历史地理学家在唱主角，经济史学主要是吸收其成果而已。目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互相渗透，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学术潮流，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今后我们应当加强与友邻学科的主动联系与协作，努力了解和学习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获得更广阔的基础。

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主要是按断代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亦大体如此。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繁，按断代收集史料开展研究有其方便之处，也是很自然的，断代经济的研究为今后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断代研究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经济史虽然也要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主要是要搞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事件史适于短时段研究，形态史、结构史则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过去即有“清史不明”、“明史不清”之讥，这是批一般历史研究而言，更何况本身就要进行中长时段研究的经济史！如果有部分研究者能打破断代的局限，缩小范围、拉长时段，作前后贯通的专题研究，对经济史的发展将大有裨益。能从古代延伸到近现代则更好，利于面向现实，促成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结合。可以一个人在其原来断代研究的基础上上伸下延，也可以几个人同时研究一个专题，各从不同的断代出发相互靠拢。《中国经济史研究》曾围绕“传统与现代化”这个中心组织过若干专题的研讨，参加者有从事不同断代研究的史学和经济史研究者，现实经济研究者，不同学科以至世界史研究者，用意即在促进贯通古今的研究和多学科的结合，打破过去相互隔离的状态，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并不反对断代研究，也不要求每个断代研究者都作跨代研究，但站在自己的断代上，瞻前顾后，开阔眼界，总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横的方向注意对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综合考察，纵的方面努力作贯通古今的专题或地区研究，则大有利于整体的综合研究，整个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总之，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套路上要百花齐放、兼容并蓄、见仁见智、不拘一格。这就是吴承明先生所说的“史无定法”和开放搞活吧。

（五） 继续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利用上下功夫。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对新资料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论述，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在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所起保证作用和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本增刊刊载的古代、近代、现代经济史综述所列举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哪一个领域的兴盛不是与此有关，没有哪一部著作的成功不是与此有关的。中国经济史学科今后的发展仍然有赖于此。
中国经济史资料的蕴藏十分丰富，确实是“无尽的资源”。历史文献“汗牛充栋”不足喻其多，但其中很多是经济史研究可资发掘利用的。经济史文献资料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很有成绩，经过收集整理的资料，仍然是很少一部分。目前资料书的出版相当困难，整理资料的成果在有些单位的学术成绩的考核中不受重视，致使一些人不敢或不肯在系统收集整理资料上下大功夫。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并予以解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的困难在于工作量大、出版费用高。但现在已经有了电脑，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在这方面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已先行一步，他们把《资治通鉴长编》输入电脑，极便利用。可以预期，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出现一次跃进。除历史文献资料外其他资料也应引起我们的进一步重视。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每次新发现都刷新人们的认识，一次又一次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例如最近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数量达数万枚，字数超过《吴书》数倍，据称其意义与价值可与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等发现媲美。其中主要为经济类文书，如佃田租税券书等，三国经济史将会因此而重写。民间文书和其他现代仍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资料，其蕴藏量的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华南一些社会经济史学者与港台学者国外学者合作，建立了华南区域史资料中心，准备陆续出版一批他们调查所得的资料，这对历史学、经济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界，无疑是一个福音。我国不少民族近世保存了各种古老的社会形态、生产形态，解放后几次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已经出齐，还有许多活资料等待人们去调查收集，这是一个特大号的富矿。其实不止是民族地区蕴藏有这些资料。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处处可见，在一些地方还保存得相当完整，迈开双腿走下去往往会有令人有惊喜的收获。这些活材料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相互参证，更能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使“死”材料变“活”，使旧材料翻出新意蕴。对于近现代经济史，这类“活”的调查资料意义尤为重大。

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者面前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矿藏，但如何发掘利用这些矿藏，还是需要我们作加倍的努力。

（六） 坚持“四新”，开展学术批评，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史学科在新时期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空前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片面追求数量相对忽视质量的倾向。浮燥的空气在学界弥漫，急功近利式的求快、求多、求大行为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与年俱增的经济史论文和专著中，真正质量过硬的佳作不能说是很多的。利用大体相同材料、作大体相似论述的所谓“低水平重复”的作品，仍占一定数量。学术论著中粗疏失范以至抄袭剽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虽不是主流，但对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颇大。

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质量的第一要求是创新；没有创新，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严中平先生生前倡导“四新”，要求经济史论著一定要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方法、新材料；四者兼备最好，但至少要有其一。这种要求目前仍有重大意义。新问题、新方法、新材料上面实际已经提到。所谓新观点，当然不是指转抄几条史料，拾掇几个新词，拼凑体系，标新立异，而是指在扎扎实实研究基础上提出真智能灼见。研究当然要有开阔的思路、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但首先还是要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上下苦工夫，同时要加强基础性研究。例如，基本的经济事实不考证清楚，很难谈得上经济规律的概括，产量、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等基本数据不计算清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就会落空。可见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可能一蹴而就，来不得半点调皮和取巧。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警句，我们仍然应该牢牢记取。

如何才能提高学术论著的质量，克服不良倾向？前些日子，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同志呼吁建立学术规范，控制失范行为，形成文化积累的机制，这是必要的。当然，所谓“规范”只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不可能是僵死的框框。但更重要的是开展严肃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目前经济史学界明锣明鼓的争鸣和交锋的空气不浓，认真的学术批评很少开展，书评往往变成廉价的颂扬，或讥之为“书托”。这大概是对“文革”中和“文革”前粗暴的打棍子式的学术批判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遇到比较尖锐的批评，就神经紧张，如临大敌；或者在批评和反批评中掺杂了非学术的因素。这都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已故孙冶方先生曾经说过：外交上要“求同存异”，学术上应该“求异存同”，这话说得何等呵！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辩难中才能发展，这是学术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同时，对学界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如果我们熟视无睹，或一味容忍，不展开批评斗争，也势必危害学科的发展。因此，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认真的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提倡思想交锋，批判不良风气，实在是提高学术论著质量、推进学科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

学界的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光从个人方面找原因，我们还应在推动学科发展的机制和措施方面作一些检讨。例如前些时候有些地方在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中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要求，有的出版单位和支助出版的单位和个人也追求丰碑式的大书、套书，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学术界上述浮燥空气的蔓延。摊子铺得太大就难免左右支绌、穷于应付。目前呼唤“精品意识”，实行“精品战略”已越来越引起学术文化界的重视。党和政府早已明确提出经济建设中要实现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针。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是否存在类似“粗放型增长方式”问题，是否也应实行相应的转变，现在是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