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趋势、中心线索及社会性质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这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吴承明指出，过去有一种定型的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直到70年代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述中仍“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他称这种历史观为“沉沦观”。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对这种“沉沦观”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上。有些学者针对有关“民族工业在‘黄金时期’以后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的传统见解，论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认为三十年代出现了衰退和破产；也有学者更进一步强调1920～1936年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吴承明认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他认为国家统计局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是实事求是的，在他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三卷里对近代有关年份的各类资本、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值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算，从这些测算中可以看出1936年前近代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刘佛丁等更进一步认为，不但从1850～1936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都有所增长，还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887～1914年为第一周期，上转折点为1905年；1914～1936年为第二个周期，上转折点为1931年。刘佛丁等认为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过程中两次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是经济繁荣和衰退的直接原因。[22]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或曰“基本线索”）的争议。

李时岳提出近代中国存在“两个线索”：“反映半殖民地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他进一步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并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半殖民地化指国家地位的变化，半封建化指社会形态的变化。二者本无必然联系，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并非同步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个历史的沉沦过程；而半封建化始于洋务运动，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发展，这是个历史的上升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汪敬虞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既造成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又造成了中国的半封建化；他指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 是一个富有指导意义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他发挥了严中平在60年代初有关“红线”的观点，主张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提出要通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内在症结和它的历史走向。他认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直接地、简单地比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并不一定能够收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他指出，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中国本身经济条件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就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引发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点与面的不协调，形成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他通过对在人口和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分析，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

汪敬虞的上述主张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少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1）一些学者赞同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例如，虞和平认为这一中心线索既概括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又体现了这一总趋势的遭遇和特点。马敏认为这一命题“兼及了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面，从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过程中某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性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难困境，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延续，等等”。杜恂诚认为汪敬虞的意见表面看来似乎有点矛盾，却是把握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脉搏，因而具有深邃的理论性，他进而认为研究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就是要研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他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是主导的方面，提出研究不发展比研究发展“具有更重要和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王方中认为在旧中国社会并存的三种资本主义经济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2）一些学者从强调“不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修正意见，这其中又可分侧重外因和侧重内因两种意见。前者代表性的意见有严中平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才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的主张（他修正了自己在60年代时的观点），及代鲁关于“外国资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轴线”的提法；后者代表性的意见有章开沅认为“长期滞留于封建宗法结构的农业经济”，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体”，“主体拖累着主线”的观点，及章有义“要重视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内因”的主张。

（3）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发展”的一面，例如，凌耀伦对汪敬虞的主张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这一提法为宜；丁日初主张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心线索，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居于主导地位”，“中心线索不宜归结到不发展上面”；李时岳认为汪敬虞的提法“实际上是‘沉沦观’的一种新形式”，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沉沦观’不可取”；有些学者认为应以（近）现代化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线索，例如朱荫贵认为从1840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索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化，从这一大背景考察问题有助于打破过去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研究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时常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交织在一起，争议较为激烈。

对于前述李时岳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多，例如，陈旭麓指出，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因为它在揭示中国主权丧失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正表达了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时代特征；张磊认为半殖民地决非“主要指国家地位”，它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本质的意义，“两半论”科学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汪敬虞认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居优势和统治地位，致使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又不能充分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准确地把握了民族资本主义既发展又不发展这一基本特征。姜铎、谢本书、马敏、聂希斌……等也持类似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进李时岳自己也承认，80年代时他“把半殖民地严格限于政治范围，而在解释半封建时，又完全回避了外国资本主义，从而留下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疑窦。”[23]

吴承明从另一角度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王亚南把“半封建”置于“半殖民地”之前的提法深有见地，他同时指出，1987年后有些文献恢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称谓。他还提出“近代封建主义”这一概念，认为近代封建主义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由于吸收商品市场经济，“较古封建似是略胜一筹”。[24]

总的看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促进了对中国近代史多层面多角度的思考。而经过这一段时间激烈的争议以后，国内学者中赞同“两半论”的仍然占主流。

四、关于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学者们加强了对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对过去的有关论点进行了反思。这方面的作品较多，仅1986～1995年十年间发表的专题论文就有600篇左右，有关专著也接连问世。1987年还专门以“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为题在武汉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经济渗透活动，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极大。但对这一影响的主要表现、正负两面各自程度、中国社会在这一影响下是如何变化的等等，各人观察问题的角度多有差异。例如：汪敬虞、凌耀伦等认为近代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双重作用，而两者相比，压迫作用是主要的。李时岳等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十分突出，当中国资本主义要求发展时，其阻碍作用日益严重。[25]

对于这一大课题，人们更多地是将其分为以下几方面来讨论：

①关于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1979年以来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外贸易的论著约有300多种，学者们分时期、分口岸或地区、分贸易对象国别、分进出口商品品种，以及就有关贸易增长、贸易平衡、贸易条件等问题，对近代中外贸易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考察。关于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学者们多认为近代对外贸易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贸易对中国剥削及在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排挤，也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人强调近代贸易的半殖民地性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有人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积极作用，还有人提出在任何时候对外贸易都是促进经济进步的。例如，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被动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失去了对付外国竞争的保护性屏障，在许多情况下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即使是在这种劣势下的对外开放还是胜过盲目的闭关和排外。”张仲礼等考察了近代中美贸易，认为它对中国经济有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是它带来了显著的比较利益、促进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技术转移等。对于进口贸易，有的学者强调洋货的市场竞争推动了中国企业管理的改进；有的学者则提出中国近代工业正处于“幼年”时期，洋货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对中国市场的占领是对中国幼年工业的摧残；对于出口贸易，过去一些论著中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原料掠夺的一面，80年代时有学者提出对出口贸易的作用应重新评价，有些学者认出在近代“扩大商品出口总是有利的；不少论著论述了近代外贸对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汪敬虞对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有关近代中外贸易不等价交换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笼统地用不等价交换说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属于不利的地位，这是不够的。”中国近代外贸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丧失了关税主动权和价格主动权。他进一步分析了近代两个主动权丧失的情况，认为这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条件有关，“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条件，中国的对外贸易才能走上开拓、繁荣、发展的道路”。[26]

②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和技术转移与中国近代化。这一时期关于近代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研究有逐渐加强的趋势，研究的视角也多样化了。郑友揆、张仲礼将近代外国在华投资分为“外人直接投资”、“通过国际间募债的间接投资”、“外国银团垫借”、“中外合资经营”、“华资为主的技术技术合作”等五种方式，分别分析了这五种方式对旧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并指出在今天我国吸收外资也可从中吸取可供借鉴的经验。一些学者分析了外资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例如，张仲礼、陈曾年考察了近代沙逊集团在华发展的历史，指出沙逊集团在华发展的历史，指出沙逊靠贩运鸦片起家，它后来在华工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在中国经营鸦片、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的利润；陈其广通过对民初上海外资工业的研究，也认为外资工厂的开办资本相当部分来自在中国积累的商业利润。一些学者强调外资在华企业的消极影响，例如何均、全慰天等认为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企业投资对中国 “有害无利”，至少是“害多利少”；汪敬虞认为，过去有关西方对华企业投资是建立在中外企业利润高下悬殊的基础上的观点，未能加以证实，但是外资企业的优势地位，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仍然存在。他认为，造成民族资本处境的艰辛，除了外国资本的强大外，还有旧中国半殖民地政权的存在。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权问题，例如曾山分析了合资企业管理实权的分配情况，认为中外双方对企业的管理不仅无平等可言，而且企业管理权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中国法令的，这是因为“近代中国实际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支配，加上中国政府的昏庸腐败”；杜恂诚对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作了秒统的研究，认为日本企业投资同中国利益的根本对立有几种情况：①日资直接压迫和兼并中国企业，这方面以棉纺织业的情况最为典型；②由于攫夺了中国的路权和矿权等，因而压抑了中国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潜在的发展能力；③虽不直接压抑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但在总体下和战略上同中国的民族利益相对立，重工业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还指出，当时的中日合办企业名曰“合办”，实际被日方所控制。吴承明等指出，从技术上看近代重要产业如机器制造、机械采矿、铁路、钢铁等都是由中国自筹资金创办，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而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关键性产生是在中国人创业15～30年之后，并未起什么先驱者或“示范”作用。直到1920年，外资只是在电力工业上比较先进，其余都无足论。也有一些论者，如沈祖炜、朱镇华、胡光明、皮明庥、隗瀛涛等在对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近代化进行研究时，肯定了外资的积极作用（他们中也有同时批评外资对城市“畸形发展”的作用的）。曹均伟对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与国外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做法，及30年代国民政府与美、德等国合办航空公司的经验作了较多的肯定。另有一些学者，例如姜铎等，认为外资企业带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它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也起了阻碍作用，对这两方面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宜简单否定。[27]

③外债。这一时期发掘出很多有关近代外债的档案资料，出了不少资料书，有关论文也接连发表。80年代初期张国辉分析了外国资本对洋务企业的贷款，认为甲午战前平度金矿、中国铁路公司、湖北织布局……等所借外债，并无逾越一般贷款之外的苛刻条件，而外国金融势力对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的贷款，则是怀有特定目的、带有资本输出性质的贷款。代鲁、裴长洪、商建国等分别对汉冶萍借款、西原借款、甲午战争赔款借款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宓汝成将1853～1949年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分四个历史阶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近代外债之真正用于建设铁路航电、工矿企业等生利事业的，在总额中至多不超过四分之一，而且此中多半属于资本侵略性质，再结合借款条件，可以表明近代外债“确是一种祸害”。汪敬虞指出，利率的高低是分析外国借款影响的一重要因素，例如，近代中国铁路借款的利息支付几乎耗尽了铁路营运的盈利；但是利率以外的借款条件更起决定作用，善后大借款的利率在北洋政府历次借款中属于最低档次，但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一借款取得了控制中国财政的一系列权利。他认为，在丧失独立自主权的条件下，这种借款，不能指望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推动力，这的主要使命是推动列强的对华政策。夏良才、赵军……等也论述了近代外债对中国近代化的消极作用。曹均伟认为从利用外资的角度，对清末、北洋和国民党政府三个阶段外债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近代中国借用外债呈现出“三起三落”的演变轨迹，即各阶段借债都是由前期的“利大于弊”转化为后来的“弊大于利”，由有所成效走向失败。他认为其失败原因是深刻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只是一种外部原因，还有其根本的内部原因：丧失主权是最根本的失败原因，政治不稳定、腐败、推行“过度借款”政策和盲目投资等也是导致外债弊大于利的重要原因。[28]

④关于对外经济的其它方面。一般学者都谴责近代鸦片贸易、战争赔偿等暴力掠夺对中国的损害。陈争平通过对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认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几次侵略战争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对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极大；从国际收支要素结构上可以看出旧中国国际收支的落后性；在收支平衡问题上，首先是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投资收支上也很快出现逆差，其差额也迅速增大。巨额国际逆差主要是靠华侨汇款弥补，其次靠外人在华开支来抵销。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及其弥补方式反映了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脆弱性，半殖民地性，潜伏着深刻的危机。[29]

五、关于近代市场

这一时期关于近代中国市场的研究，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内容更为广泛更为具体，并形始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鸦片战争后至抗日战争前中国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近代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特点及其相关因素的认识上。

（一）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表征。而农产品一直占据旧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它的市场变动成为研究者们谈得较多的话题。吴承明等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定量分析上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指出，粮食商品率在1840年时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呈不断提高趋势；但粮食商品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作物；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这表明近代农产品商品化虽呈加速度发展，但是总的进展速度还很慢，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王相钦等提出，农产品商品化还表现在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垦公司的产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方面。一些学者具体考察了不同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情况，例如，刘克祥考察了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情况，将他得出的有关数据与上述吴承明等所作的相应年份全国农产品商品率的定量分析相比较，可以看出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如从翰香等关于华北地区、杨光震等关于东北地区、曹幸穗等关于江南地区、王笛等关于长江上游区域、刘文俊关于广西……的考察，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30]

有关国内市场贸易总值的估算，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过去美国学者D.H.珀金斯曾推算1900～1909年中国长途贸易额每年约8～10亿两银，加上进口约12～14亿两（约合17～20亿元）。吴承明估计1936年中国全部埠际贸易额约47.3亿元，比鸦片战争前的长途贸易额约增长43倍。王水认为珀金斯的推算有严重误差，他利用吴承明的研究成果，根据各行业生产情况推算流通额，经多方考订，他估计1900～1909年长途贸易额每年约25亿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估计方法，该书分析了近代各个时期有利于国内市场扩大的条件及不利因素，分行业进行详细考察，用各类产品的商品量或消费量进行估算，认为全国埠际贸易额1894年约14亿元，比1840年增长1.5倍，年率1.8%；1920年约70亿元，比1894年增长4倍，这一期间年率6.4%，比甲午战争前高出了很多；该书还提供了1920、1936年国内市场分部门商品值的数据。之后，吴承明又用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和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估算了1869～1908年的市场商品量，并将上述估算按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汇总，得出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这些数据使人对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的数量概念。[31]

也有学者用其他方法做估算，例如杜恂诚以国内工矿、运输等部门的产值及进出口贸易量等指标组成公式来测算，他参考巫宝三等所作1933年国民所得数据，估算1933年国内市场商品总值为108.6亿元；沈祖炜也估算国内市场商品值1905年约34亿元；1910年近10亿元，1920年近65亿元，1925年近85亿元。[32]

上述估计都表明近代国内市场是在不断扩大，但是各家估计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尚需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

（二）关于近代各类市场发育状况等

对于近代市场的分类，研究者们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按市场空间的大小或流通路线的长短来划分，一般分为农村集市（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长途贩运贸易）等几个级别；二是按市场客体的区别来分类，可分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等等。

关于各地农村市场，有从翰香、乔志强等（关于华北），谢放（关于四川）、唐文起（关于江苏）、宾长初（关于广西）等人的研究。崔晓黎通过无锡与清苑的比较研究，指出农村社区在与城镇工业品的交换中处于货币净流入状态，这些货币一部分进入租、税等非市场的货币循环流，一部分进入沉淀状态；他认为工业品替代传统农副产品有棉布型、煤油型、煤炭型这3种方式。[33]

关于城市市场，张仲礼等以上海为典型作了系统的研究，罗澍伟等也详细论述了近代天津城市市场发育过程，类似的研究还有茅家琦等关于长江下游城市、隗瀛涛等关于重庆、皮明庥等关于武汉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市场发育有在全国居超前地位、门类齐全、同腹地联系紧密、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等四大特点，这使上海成为多功能的全国经济中心；近代上海市场的交易方式日益先进，现代市场运作所必需的金融、保险、中介服务机构等也有相应的发展。樊卫国为近代上海等口岸城市由于在市场定价中具有制导权，而获得大量货币“血液”，上海等口岸经济在内外市场传动运作中由于具有相对优越性而较早地迈向近代化，同时也造成其对外依赖必强、市场不确定性强等局限。[34]

关于区域市场，这些年也出了不少成果。上述从翰香、王笛、张仲……仲等所作专著中也包括了对有关区域市场的研究。此外，还出了一些专论各区域市场的论文，如陈家泽关于四川市场、王福明关于云南市场等研究论文。还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某一类商品在某一区域市场流通状况，如张利民关于华北棉花流通系统、单强等关于江南丝茧市场的研究、徐正元等关于长江流域米市的研究等等。[35]

关于全国性市场，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例如吴承明等关于一些主要商品全国性市场的研究，常为人们所称道。王相钦等也详细考察了棉花全国必市场情况。魏永理总结了过去有关“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近代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其表现为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没有统一的内地税，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封建势力的地方割据、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微弱等原因，造成市场的地方独立性依然存在。[36]

沈祖炜考察了1895～1927年中国的商业市场，认为当时已形成了楔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在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这三重结构，它们彼此呼应，互相制约，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的过渡形态。[37]

严中平等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扩大，南北各省都存在。张仲礼等认为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都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而王玉茹则指出，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然发育得很不完善。她认为关于明清时期已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看法缺乏根据，季节性的农业短工或丝织业临时织工不是现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在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及某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出现，是本世纪30年代的事情。洪葭管等详细考察了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各种长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发育过程与有关特点，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等问题。赵津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经营方式、与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等。上述学者的论著，反映了有关近代生产要素市场研究的进展，至于关于要素市场的意见分歧，除了对资料掌握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市场”的理解不同的缘故。[38]

（三）关于市场价格体系

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发挥其用用的。但是过去关于近代中国市场价格史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几年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观。

贾秀岩、陆满平所著《民国价格史》一书结合民国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等背景，用翔实的史料探索价格历史运动和变化规律，填补了民国价格史专著的空白。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近代价格指数资料，为价格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39]

郑友揆对19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等关系作了出色的研究。汪敬虞详细论述了在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近代主要出口商品丝、茶价格决定权丧失的过程，他指出这种价格决定权的丧失使中国丝茶生产与贸易完全受制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赵津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地价对城市土地利用、近代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促进作用。王方中考察了本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大范围地价下跌现象，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仅用土地供求关系是难以解释土地价格之升降的，这是因为当时除了土地供求关系及灾荒等各国共有的影响地价的因素外，还存在旧中国特有的两个影响地价的因素：一是封建军阀、官僚、豪绅的恃强掠买、赋税的影响，二是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后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主要通过操纵中国农产品出口来影响土地收益和土地买卖、土地价格，最晚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因素已成了影响地价升降的主要因素。[40]

崔晓黎对吴承明有关“使用价值的交换”理论作了某种发展，提出了农村社区市场均衡价格的“硬核”（最低限度）是成本本身，传统农村市场是“非利润约束市场”等见解。马鸿谟也指出在农村市场上农产品售价最低限度必须高于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劳动力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41]

陈其广对1840～1949年中国进出口综合物价指数及工农产品物价指数、城市批发价指数、农民所售商品与所购商品物价指数等资料，用相对水平分析、变动趋势分析、加权平均及分级汇总等方法进行研究，系统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工农产品交换比价的实际变化状况，并从工农劳动差异、近代人口及工农产品价值……等10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工农产品交换比价利益偏向、变化成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王玉茹则认为近代中国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她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有关近市场价格研究的新见解，例如，她指出由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中国近代物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线，经历了两个中长周期（约25年）的变动；她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发育等原因，中国借贷资本利率呈下降趋势，有利于资本集成加速；她指出近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中国农村土地价格较劳动力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使土地精耕细作和集约化程度有增无减，并使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采用租佃制经营，这使中国资源配置向传统农业倾斜的状况极难改变，近代产业结构难以优化。[42]

从上述著述中可以看出，有关近代中国市场及价格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在从表层研究向深层次研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