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的中国经济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民国时代的经济表现一直很感兴趣。经济学家们常常从中发现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而历史学家们则往往看到贫困与危机的情况。他们争议的中心是：民国时代的经济与前此的清代的经济，到底有何不同？

至少可以出自以下四种性质不同的原因促进经济成长①：第一，一个基于劳动分工和相对优势而出现商业扩张的过程，允许人们专力于那些更能发挥其生产能力的活动。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种动力(即前述的斯密型动力一一译者)。如前所述，这种动力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都存在。第二，经济成长可以由投资增加引起。如果为了扩大未来的生产能力而减少消费并投资，经济就会成长。无论在中国或是欧洲，都有一些生产比其他生产需要更大的投资(例如在中国，水稻与蚕桑的生产需要比旱地粮食生产更多的资本与劳动)。当人们专力于这些生产并增加投资时，经济就扩张了。第三，技术进步会使得对资源的使用更加有效，从而引起经济成长(例如在前一章中，我已讨论了工业革命以及若干雷格莱[E．Wrigley]所强调的关于无机能源的关键性技术变化)。第四，出现更有效的经济组织来提高产出而毋庸增加投入。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看看这些情况。
——————————
① 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在其《富裕的水平》一书中，作了一些类似的区分。在读了此书后，我进一步发展了正文中列出的理由。莫凯尔的四条理由包括了斯密型成长和由于投资增加引起的成长。但是，他把由于规模变化引起的成长也包括在内，而我认为规模变化大致可说是由斯密型劳动分工和投资增加所致。他将我提出的第三与第四条理由合而为一，但我认为二者应当分开，因为这两种情况可以独立地予以考虑，并日有时甚至可以独立地发生。


二、企业的组织变化在中国与欧洲的作用

在1550—1750年间，欧亚大陆的许多工业都位于农村。古典的工业革命，包括某些生产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欧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城市环境为新技术的有效运用所提供的组织与制度环境，远比过去分散的农村环境优越。正如从前一章所见的那样，这个转移是一种被雷格莱用来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变化。我们可以保留对于“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包容近代早期以来欧洲发生的许多变化。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承认：第一章中着重论述的斯密型经济成长动力，并小一定与某种特有的制度特征同义，因为斯密型经济成长也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却未有欧洲出现的那些制度机构。中国发展了许多复杂的商业组织以引导斯密型市场扩张的动力，但是这并未注定中国的纺织业生产会以欧洲所经历的方式转移到城市。

欧洲与中国有若干可以确认的重要相似现象。在此二地，随着工厂机纺纱的引进，开始都有一个农户织布业的发展。在英格兰。手工织布者的数量从1795年的9万人增至t831年的27万人和1833年的30万人(波拉德[Pollard]1981：25)。在中国，工厂机纺纱与手工织布之间的联系，可以1915—1920年河北高阳织布业生产的兴盛为例见之，因为这一兴盛，系以工厂机纺纱及铁轮布机的获得为前提(赵冈1975：188)。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与欧洲都出现了织布技术的进步。①但是欧洲的织布生产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而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产手工织布尚能成功地与工厂机织布竞争。赵冈认为织布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四倍于手工织工，但是他怀疑由于手工织工的工资及家内织布的生产成本均较低，故手工产品仍颇具竞争能力(赵冈1977：174—179)。欧洲机器对手工的最终胜利，是因为机器的生产效率改进和产品质量较高(罗森柏格[Roseaberg]和伯德塞尔[Birdzell]1986：178—180)。但是由于在不发达国家中，近代棉纺织厂的生产率大大低于最佳运作状况下的生产率(克拉克[Clark]1987)，因此欧洲近代工厂与手工业之间的那种生产效率差距，似乎并未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因为中国的近代企业的劳动效率低于英国或美国，所以中国手工业者与中国近代企业的竞争，比他们与生产效率更高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更为有效。正因如此，中国手工产品仍然颇具竞争性。纺织业是范围广大的农村手工业的缩影，而农村手工业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仍旧十分重要。例如在长江下游的苏州地区，过去几个世纪中手工业一直很发达，在1949—1957年间，手工业总产值仍占年工业总产值的50％—60％(段本洛与张圻福1986：57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对于中国情况的研究，比较差一些。琳达·格罗夫(Lmda Gmve)关于河北省高阳县纺织业的研究(未刊稿)将会增进我们的认识。而在格罗夫研究的论题目录中，就有关于新织机对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以农村为基地的手工业生产的延续，体现了工业向城市工厂生产的不完全转移。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欧美工业生产已全部位于城市。有些产品如汽车，要求大规模生产；另一些产品如肉类加工产品，在集中的屠宰场方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到20世纪初期，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已创建了通用汽车公司，而古斯塔夫·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亦已使肉类包装业务发生革命性变化。近代企业开始出现于美国与欧洲后，过去通过市t场来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变得服从于企业的决策。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这种工业企业决策内部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做出以下解释：“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更有效的规划货物流动，又使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与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行政协调也提供了更加确定的现金流动和更加迅速的到期偿付。这种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钱德勒1977：7)。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之所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角色，其所凭借的逻辑具有几个因素：“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它的继续发展，使得那些由日益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只有在那些技术和市场允许行政协调比市场机制更为有利的产业和部门中，它才会出现和推广。由于这些领域(汽车工业等)在美国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也由于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取代家庭、金融家或其代理人而成为这些领域中的决策者，近代美国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管理资本主义”(钱德勒1977：11)。市场继续在确定企业所面临的需求状况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企业也努力改变市场以及创造需求，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受那些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动机的市场原则所驱动。

从欧美经济史上的两个根本变化，可以看到近代企业确是进行分析的关键单位：第一，19世纪初期工业生产向成长中的城市的转移，创造了近代工厂；第二，纵向联系的近代企业在20世纪初期的完备化，为经济成长提供了桥梁。这两种组织变化，都促进了人们利用新技术，更多更廉价地生产货品。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变化，就不可能抓住技术变化的可能性。仅有制度变化，也能增加生产的可能性，不过只是在某一限度之内——一旦达到一种高水准的效率，就必须有另外的成长源(如技术进步)，方能避免停滞。

中国没有经历过这类关键性的企业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一成不变，而仅仅是说此时期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未包含有那些在欧美早已变得十分重要的特殊类型的组织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的生产发展，是通过农村生产者增加生产量来取得的。在1870—1930年间，中国的企业活动有若干重大发展。官员和商人在不同形式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共同参与，首先出现于重工业，随后又推广到轻工业。这种情况在19世纪后期新企业中颇为典型，但在1910和1920年代，官督商办又让位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一方面以通商口岸的外资企业活动为榜样，另一方面又以以往的国内业务活动为基础。1937年日本人侵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不是一个像钱德勒所说的那种近代企业支配的时代。

中西发展在企业层面上的差异，具有进一步的含义。首先，由于以纺织业为首的中国传统手工业面对近代工业的发展而持续下来，所以城乡之间潜在的差距开始扩大，而这种差距在欧洲经济史上并不很大。其次，中国企业活动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显示：新兴的资本家虽颇为成功，但其发展路线及方式与西方大相异趣。他们只是正在超越中国以往所存在的活动而已。当我们的分析从企业层面转向更大的经济时，这些差异仍将十分重要。这里我们要问的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国，是否正在突破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有限成长的世界呢?

三、中国农业经济中的斯密型动力与马尔萨斯型动力

对于近代工业在中国成长这一基本事实，没有人会提出质疑。学者们对于自1914／1918至1933／1936年之间中国近代工业年成长率的估计，自7．7％至8．8％不等(罗斯基[Rawski]1989：272—274)。这一成长，系由于采用了能获厚利的新技术和新组织活动所致。但是，即使工业成长能够以一种健康的速度继续下去，我们仍不能确信农业生产与人口的成长率会支持这些发展。

围绕1920与1930年代的农业状况，一向争论颇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众事堪忧，例如社会结构的总体不平等，资源贫乏，生活水准低下，等等。救世良方形形色色，从广泛地号召社会革命，到较有重点地建议改变制度，为农民建立信贷与贸易合作社等，不一而足。各人都不能肯定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陶尼(R．H．Tawney)在其初刊于1932年的名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呼吁改进信贷、贸易、供应与保障。他相信这些基本的制度变化将会促进积极的变化(陶尼1966)。到了1930年代后期，他却怀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是否能够进行制度改革。他说：“毫无疑问，农作方法的改良是必需的。但由于耕作者被寄生性的利息压榨得一干二净，并不拥有其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向他们进行说教是很愚蠢的”①姑不论陶尼不能肯定进行改良必需什么变化，他所表现出的感情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感情，即中国农民非常贫穷。最消极的评估，揭示了一个坡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超过资源的可怕情景所萦绕的农业世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农业中国》1938年版第18章。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与近代早期欧洲大略相同。由于工业革命，欧洲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处时代的局限。但中国却面临着人口超过资源的潜在威胁。与斯密型动力所带来的好处相联系的生产扩大，允许中国经济在18与19世纪中增长，但地区差异十分显著。中国的可耕地扩大所受限制很大，是明显的事实。尽管拓荒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耕地数量的增加也微不足道(黄逸平与张敏1988；戴鞍钢1985)。因此，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通常意味着使用更大数量的劳动，并精心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值的作物轮作方式。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用雷格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形式的技术投入，土地与劳动的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

此问题并非新问题。李伯重认为难于获得大量能源，是16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之一。他也指出了煤资源的局限以及由此而致的冶金工业规模的狭小。对于农户而言，最普通的燃料来源是木柴和秸秆(李伯重L984B)。在相对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之外，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更显现出深受有机能源短缺所苦。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华北内陆部分地区的研究指出：即使按照最宽的估计，这些地区的人均燃料供给数量，仍比今日研究者认为是仅能维持勉强生存的燃料供给水准低出1／3。其数尚低于今日孟加拉国贫困地区的水准，而仅与20世纪后期非洲萨哈拉的一些地区的水准相当(彭慕兰1993：第3章)。纵使这些地区的情况比起中国其他许多地区更糟，但较之当时华北与西北许多别的地区而言，这些地区也很难说是特别贫困。

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能源状况恶劣，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没有开发矿物能源。抗日战争前，传统的与近代的采矿方法都已得到运用。近代煤矿所产之煤主要供给东北(满洲)与长江下游(上海地区)的工业。季节性开采的小型煤矿遍及各地，其产品则供应手工业，并供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怀特[Wright]1984)。手工业包括全国各地生产农具的铁工业。其实，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已拥有规模相当的铁工业。那些小型铁工工场中所使用的技术，不仅延续到20世纪初期，而且还在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大出风头，因为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兴建小高炉(瓦格纳[Wagner]1985)。

能源制约在农业中很严重，但并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的障碍。在西方，农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工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晚得多。化肥的运用更是20世纪的现象。对于工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工业部门的规模一直很小并且明显地无力置换那些不能大规模地开发矿物能源的传统生产方法。

这些严重的障碍，使得雷格莱所说的那种“突破有机经济”并未出现。但是尽管如此，市场交换仍继续为彭慕兰所研究的华北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即使地方生态与资源状况恶化，斯密型动力仍能以一种似乎未曾预见到的方式运行。其总的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既取决于积极的斯密型动力，又取决于一个地区所受的消极的资源限制。这些可能性，解释了为什么从1930年代以来直到今日，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都有很大分歧。斯密型动力能够延续，但却不能克服日益稀缺的资源所带来的制约。那么，1920与1930年代经济成长的前景又如何呢?

四、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层面

新古典经济学中有许多简单化的重要假设。其所假定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仅适用于某些事例，即仅适用于那些出现经济成长或发展的事例。从逻辑上来说，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逐渐结合并非必然现象，而只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中所发现的经验事实。有很多其他例子已表明这些假设并不能成立。正如在本书第一章里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的危险，在于假定经济成长是自然的，以及假定如果经济成长未出现，那么肯定是有某些人类的武断行动(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介入其中。但是，经济并不会简单地像这类分析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地成长。如果把一种理论上的典型当成事物的“自然”状态，经济学理论便很难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变化是如何透过经济制度与机构的建立而达成的。然而正是这些制度和机构(如市场与企业)，使得各种经济可以结合起来，以抓住合作与劳动分工的好处，扩散新技术，以及把资本与劳动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换言之，经济成长是因应不同的社会状况、透过创造各种机制而相应组合达成的，并非因该社会与理论相符才能导致经济成长。中国在1930年代才开始发展许多这类制度与机构。许多地方早已有为农村商品开设的产品市场，但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以及近代工业产品市场则刚刚开始形成，而充分利用近代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企业更尚待创立。当然，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难以创造结合更加紧密的市场。例如，在离开主要水道和铁路线的地区，缺乏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政府未能在发展基本设施或促进经济变化方面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等等。

当然，经济发展必定从某个地方开始。由于通常从全国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出现。中国广土众民，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国的很多省份，都大于那些较小的欧洲国家。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们应当先看看中国各地区，然后再将其与欧洲国家作比较。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成长的许多方面，看上去可能与欧洲的若干地区差别不大。欧洲的工业化也是发生在一些特别的地点。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nard)说：“虽然总的方向是由西北向他方，但是工业革命是从一个工业地区跳跃到另一个工业地区。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国家，如果也会出现工业化(或至少说是近代化)，也将迟得多”(波拉德1981：45)。到1914年，欧洲各地从经济上已经结合了起来。对于那些未赶上最初几波工业变化的地区来说，它们与资本、货物与服务的流动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了。欧洲落后地区仍旧不如先进地区繁荣，但不论怎样，二者已相互连结。这种结合进展很慢，因此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情况也不应感到奇怪。在20世纪的中国，发达地区(上海与满洲)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依然不很清楚。近代工业部门的形成表明：即使中外学者的著述透露出对中国人口一资源不平衡的忧虑，但在20世纪的中国，至少有部分地区的经济正在脱离斯密型成长动力。但是近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这种不确定联系，使得评价20世纪工业变化的影响十分困难。

对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术界近来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方面，黄宗智关于长江下游的新著似乎表明：城市工业化对相邻的农村，并没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罗斯基(7homas Rawski)关于抗战前中国经济成长的新作，则假设城乡之间有一组平稳的联系，所以中国城市的进步也引起了农村的进步(黄宗智1990；罗斯基1989)。尽管黄宗智明确地否认他信奉二兀经济论(至少是某一形式的二元经济论)，但其关于城乡经济发展动力的评价，却与二元经济论有着暧昧的关联。大体而言，在一种二元经济模式中，存在着制造业与农业的组织不对称，而在制造业与农业之间，又缺乏相关的制度机制来沟通各种生产要素。这意味着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品，不能在此两部门间平均化(康布尔[Kanbur]和麦克英托施[McIntosh]1989)。W·亚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一直认为此种结构状况与劳动力过剩相结合，使得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即使在工业中的工资大大高于农业之时，情况亦然。因此之故，人们普遍承认：在近代工业成长过程中，在农业改造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难题（路易斯1954）。

黄宗智认为：尽管有城市工业化，上海附近的农村仍然保持着一种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准。只有到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长江下游的农村才有经济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有了提高。他的这些发现，与其他学者对别的地方的二元经济所作的分析，彼此呼应共鸣。例如，在许多拥有农业大庄园齣发展中国家，王业生产要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确是一个主要难题。

与黄氏的看法相反，罗斯基认为城乡经济活动之间没有障碍。罗氏收集了很多资料来证实生产中有许多重要变化，并对其他变化(诸如劳动生产率等)的规模进行估计。他的基本论证，开始于近代制造业部门。他认为：该部门的发展是通过增加新式生产中的投资而达到的，同时交通运输的改良和新金融与银行制度的建立也支持了这一发展(罗斯基1989：65—238)。罗氏还认为：有很多种类的传统生产与传统贸易，补充了近代生产与近代贸易的发展，而非被新形式的生产与贸易所摧毁。他再三地努力，以期发现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合以及生产和分配在城乡的结合，而他的一些论证又以这种结合为依据。例如，他在估计农业的成长时，假定城市工资的上升必定意味着农业工资也同样上升；接着又假定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才会上升；因而，从城市劳工工资的上升可以推论出农业的成长(罗斯基1989：299—321)。然而，如果城乡工资维持相当的差异，罗氏关于农业成长的论证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罗氏在其书的结论中说：“在本世纪头几十年中，人均产量的持续增加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个正常特征”(罗斯基1989：344)。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外来的破坏(如日本侵略)，中国在抗战前已走上近代经济发展之路。但是这个论点所依据的，是一种经济持续成长的逻辑。而且，仅有一些对战前经济成长率的估计，并不能使人相信经济成长会永远保持这种成长率。

罗氏还求助于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关于近代经济成长的开拓性著作(库兹涅兹1966)。罗氏将其估计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日本经济成长率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他所估计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日本在公认的近代经济成长开始时期的成长率相似，所以他又以此来论证中国已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罗斯基1989：336)。然而，库氏的近代成长的中心内容，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以及运用不断增加的知识以促进资本与劳动的生产能力。因此，在推动由连续的新投资所助长的进步方面，技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看法可能很好地刻画了日本经济变化的特征，但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呢?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农业部门和一个手工业部门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个事实，对于罗氏关于近代经济成长的评估，乃是一个潜在的挑战。罗氏力图用其关于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中的成长具有互补性的论述，来消除上述难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诚然，对于罗氏所描绘的中国经济状况之普遍改善来说，这种互补性确实至为关键。但是，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中导致成长的原因颇为歧异。近代部门中所出现的成长，来源于可观的资本以及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之运用。而传统部门中所出现的成长，则主要为市场引导。正是斯密型市场专业化的原则，导致了传统部门的进步，并使得某些传统活动能够与近代活动相结合(例如在手工织布业中使用机纺纱)，或能够补充发展中的近代括动(例如钱庄和传统运输的作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活动在技术、能源使用水准或工人人均资本水准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迈步，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很有限。接受罗氏关于近代邯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联系很有效的说法，只不过是证实近代部门在改造传统活动、使之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准时会遇到明显困难而已。当然，这也已证明1949年以来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生产形式，特点是技术变化、资本使用和劳动生产率均颇受局限。人们向来以为更有效的近代成长可能会摧毁这些传统生产形式，因此持续的近代成长，从逻辑上来说将会导致对整个经济的改造。但是依我之见，既然已知传统的生产形式延续了下来，那么这就表明了上述情况并未清楚地出现在抗战前的中国。

罗氏所偏好的持续经济成长的逻辑，预示了一条在某些假定之下出现变化的特定道路。当统一的资本、劳动与产品市场跨越城乡，并且把各个地区乃至整个经济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之时，工业生产就会取代农业生产。二元经济理论则描绘出了另外一幅情景，即组织上的不对称性创造了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其结果则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制度性脱节。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中，都可能有一些变化突破了上述组织上的不对称性并导向罗氏所预告的结合。但是，要预告这样的变化会于何时何地发生，则很困难。

城市工业变化以何种方式连接或者脱离农村经济活动?对此问题，我们现在还未有清楚和系统的认识。看来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对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肯定在增强，所以城市近郊农民亦从城市工业化中受益。但是资本、劳动与产品市场充分结合之说，则似有些牵强。黄宗智不理会那些沟通从城市到农村的经济变化的重要经济联系，而罗斯基则假设各类市场结合为一。真实的情况，看来是在二者之间。

除了城乡关系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空间规模方面的问题。既然已经知道中国如此之大，那么应当问一问：对于研究经济变化而言，什么是合适单位?在这些单位之间，什么关系看上去最为可能?在罗斯基对全国总产值的考察中，长江下游占据了很大分量；而在其关于近代工业产值的估计中，满洲和上海又占了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的2／3，而这两地人口则仅占全国的1／7(罗斯基1989：73)。罗氏在其书的结论中也强调经济成长的地区位置。他估计全国人均产值每年增加1．2％—1．3％，人均消费增加0．5％，而这又是由于长江下游和满洲的变化所致。因此，这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的成长低于(全国)平均数，而且有可能是负增长”(罗斯基1989：271)。

空间差异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各地在经济上结合得到底如何。我们需要确定各个地区之间和之内的经济联系到底有多紧密，从而判断中国经济究竟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或者仅是一个由多个经济松散连成的网络，还是一个分裂为多个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独立范围的经济。不对这些可能性作出评价，就很难将罗氏关于全国总产值的新估计置于一种已知的环境之中。

经济成长的空间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们通常从全国的角度来考虑近代经济成长，所以往往忽视了地区差异，并且还暗自假设：(1)市场整合会协调全国各地区的分配与生产决策；(2)在此条件下存在的经济差异是由合理的决策引起的。这些主要的假设，对于那些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的发展作了简单化的解释。如果企业缺乏关于某些地方的原料价格的信息，或者虽然得到了这种信息但却无力作出回应，市场整合的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有限的。目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抗战前中国的信贷、劳动与产品市场。虽然通过近代银行业务，以城市为基地的信贷网络已存在，但是城市信贷如何系统地与农村信贷结合，仍然不清楚。关于劳动方面的问题，情况亦然。劳动力的迁移仍然颇为局限，劳动市场从其空间层面上来说也依然很有限。这些制度性制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民国时代各地经济表现的差异?尚未有人作出分析。当然，众所周知，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或西南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在长江下游、广东或满洲的生活水准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别。但是认为要不是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被日本侵略打断的话，这些差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消逝，则只能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假设。

经济整合的问题，值得加以更直接、更认真的分析。市场整合足斯密型成长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且也成为许多经历了由其他原因而引起的成长的经济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市场整合，新技术、新制度或者新增的投资都很难产生很大效果。为了证实18、19世纪的市场作用，近来出现了不少有关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了许多远地市场的价格运动彼此相关(罗斯基与李明珠[Lillian Li]1992)。由于以下两个理由，这些发现对研究20世纪的变化颇为重要。第一，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市场对于民国时代来说并非新事物。对于“民国时代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的论点来说，首先必须确定某种合理的底线，并由此出发来断定贸易的增长。第二，粮食的市场价格运动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他产品市场或土地、资本与劳动要素市场的情况。深入探讨要素市场如何结合，能够告诉我们经济变化的许多可能性。例如，彭慕兰在其关于山东的著作中，对信贷市场进行了分析，并认真地勾画出了山东信贷市场的制度性结构。此分析有助于评估信贷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的底线，而进一步了解市场整合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以布兰德(Loren Brandt)和罗斯基为一方、而以黄宗智为另一方的研究者，使用截然相反的推论方法，希图说明经济制度和经济成长的普遍问题。对于他们的做法，彭氏之所为倒是一个颇有示范意义的替代物。布兰德与罗斯基都以毛病甚多的证据，假设或断言中国存在着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在此世界中，所有部门的工资比率都很均衡；劳动与资本轻而易举地在城乡部门之间移动，以求得最佳回报；而市场整合，即使目前尚未在一个地区出现，将来也必定会发展出来。与此相反，黄宗智则认为中国的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远未达到他心目中那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想境界(他隐晦地假定这种境界可以比较清楚地在英国看到)。然而，只有对经济制度进行具体的比较，才能证明现实世界的情况是如何相似与相异。

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人类的努力通过各种有效的制度得到沟通，经济成长才会发生。但是，对于一种成长方式来说是必需的制度，却不一定出现在另一种成长方式中。例如，斯密型成长就并不要求技术变化所需的那些种类的技能。在一个像中国那样巨大的经济中，我们应当想象到一种制度在全国的推广是不均衡的。不仅各个地区之间(例如甘肃对广东)如此，而且各个地区内部(例如湖北省内的武汉与汉水上游山区)亦然。因此，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现的成长，并非到处都可能出现。

早自宋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有各种促进商业交易的市场制度。这些制度在明清时期日益完善，并且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区。民国时代的各种变化使市场运行得更好，但市场的基本动力仍是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城乡许多地区就已存在的那种动力。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经济成长的动力。例如近代银行与金融基本上是一种城市现象，新式工厂的兴起也大致如此，而新的交通网则主要连接中心城市，等等。即使是那些怀疑民国时代中国有重大经济成长的学者(如黄宗智)，也同意城市经济成长确实出现了。跨越一系列个案研究，我们尚须认真确定这个成长是如何与农村的经济变化相联系的。当然，与工业中心相邻的农村最有可能从工业城市的经济成长中受益，但是我们仍须衡量这些益处到底是什么。对于那些与城市工业发展相隔较远的地区，又能够援用什么证据和论据来估计工厂的影响呢?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成长，而应当是人类行动的制度性产物。因此，即使没有数据来支持确有或没有重要变化的说法，我们仍能从对民国时代农业所面对的问题和可能性的描述性记载中，寻找制度变化的证据。我们需要更具体地考虑那些确已出现的变化的种类，以及这些变化与本地的及更大范围内的其他经济变化的联系。倘若能够辨认出经济成长的动力是属于哪一种类型(例如斯密型，或增加投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改良)，我们就能更精确地集中探讨该项动力是如何促使经济成长的，并且可望发现经济进一步变化的证据。

五、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1930年代中国的近代经济部门，处于外国资本的强大控制之下：中国60％的煤、86％的铁矿、80％的生铁、88％的钢、76％的电力、68％的发电能力和73％的航运吨位，都为外资所支配(利斯金[Riskin]1987：20)。其余部分则掌握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精英手中。从空间上来看，近代经济部门集中在上海和满洲，这些地区因而也成为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工业基础．中国领导人先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实行集中的政府计划与控制，并且强调发展重工业。但到1950年代中期，他们又转而改变原有的工业基础，将其更加广泛地分散到全国。在企业一级，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控制权与管理权在受过技术训练的经理人员与政治上正确的党干部之间摇摆不定。在资源的分配与产品交换的形成方面，市场价格基本上没有起作用。

从制度机构上讲，上述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并不相干。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效地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农村，先是通过集体化，而后在1950年代后期又通过公社化，将政治与经济的决策权集中了起来，因而从根本上改造了农村。在1950与1960年代，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与进行某些近代投入，农业总产量提高了，同时又大力缩小贫富差异。本地的贫富差异可能消除了，但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事实证明困难得多。尽管计划人员作了一些努力将资源投向贫困地区，但是原有的空间差别仍延续了下来(王国斌1988A)。

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大体上颇为相似。上海一带的主要工业地区，也是高生产水准的农业地区。而农村贫困的中国西南，城市工业化亦甚为有限。在1978年之前，尽管全国工农业有相当的发展，但事实已证明：不论采取什么特殊战略，社会主义政策并不能使中国的贫困地区发展起来。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时期，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一般而言，改革时期中国工农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主要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以前的政策下经济发展也相对顺利的地区。正如在今日的东欧和中欧，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日益明显的挑战那样，中国比较贫穷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也显示了市场与行政管理政策的空间范围与局限。

正如本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年之前和之后)没有同样地发生在全国各地一样，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经验也并未为欧洲所有地方所共同分享。但是这个根本性的相似性，不应掩盖中西在经济变化的道路方面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与上述相似性同样重要。明清时期的农村工业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是构成近来中国农村工业发展所赖以发生的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工业在16世纪有很大发展。在此之前很久，中华帝国国家通过许多政策，力求维护小自耕农阶层，将其作为社会的主体，从而避免(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依赖精英阶层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大量人口之附着于土地。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官员，就是将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视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内容来倡导的，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促使农民享有商业经济所带来的货币利益与赚钱机会，但仍然继续维持家庭农作。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的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和改造，构成了社会基础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个社会基础，创造了国家的理想统治模式，解释了国家的各种社会政策，并且从一个农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决定了国家的基本财政方针。在中国，城市问题不如在欧洲那么重大。欧洲城市在政治上享有重要地位，在经济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中国城市则不然。中国比较而言属于一种农业的政治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家对农村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稳定具有很大的兴趣。农民阶级在20世纪依然是主要的社会集团，这并非偶然。1949年以后的政府仍将农村状况视为最主要之事，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异。所以，中国政府关于发展农村工业的决定，即使不说是简单地由过去所“引起”的话，也是因为其适应上述历史发展的结果。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对于经济发展有许多非常不同的政洽陸看法，而对于这些看法，农村工业却都能适应之。因此，历史上形成并延续下来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同于在某些时候所采取的特殊发展战略。

六、从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获得的更多教训

最后再看看19世纪欧洲的经济变化，可能会有助于弄清中国的情况。大多数研究19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学者都承认：在此时期，当经济发展出现在更多地方的时候，各地经济的整合也更加紧密了起来。一派学者把经济整合解释为技术传播、企业家追求牟利机会以及欧洲各国在此方面趣味相投的结果。他们还认为市场深入到了那些国家没有取消贸易障碍的地方。另一派学者则认为欧洲的国家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这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一直到19世纪，政府在创建扩大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方面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法国国家投资兴建公路，开凿运河，然后又鼓励更多地投资于铁路。在德国，旨在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政府又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这些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当然，政府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旦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都卷入其中。因此，在造成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私人的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的积极性。

关于欧洲的经济发展，亚力山大·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格尔申克隆1962)。新技术进入更广泛的领域，通常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因此总的来说工业化的成本在上升。后进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国家的努力来动员资源，而且需要借助国家的组织本领来创建新企业。其他学者从实证的与分析的立场出发，对格氏的上述解释提出了挑战。格氏观点的一些论据，从实证方面而言甚为脆弱。该观点本身亦未解释供求的基本经济原则如何造就经济发展。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罗斯基已指出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表现出私营经济部门的成长无须依靠国家的积极干预。然而，尽管有这些局限，格氏的阐述还是指出了后进工业化国家享有某些优势，例如它们能够从其他国家的成败经验中学习到许多东西，并且可以采用大多数近代技术与成功的发展战略，而不必再去试验各种不完善的方法。但是格氏此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虽然这种局限不很明显。它能够解释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所以可以说是很好的经济史观点。但由于不能预见政府将会做什么或什么会起作用，所以它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学服务。对于追求经济发展来说，总是有多种选择，但格氏的观点却无助于我们去确定一个政府将会做出何种选择。由于时机与地方条件也很重要，所以没有一套政策能够保证经济发展一定成功。格氏的观点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做了什么，但却没有说明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失败。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有两种主要的研究途径，至少是同样地重视成败两者。其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演变出来的关于附属国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认为那些在全球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的穷国，在获得这种地位时会有系统的障碍。其二则是出于主流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注意到当市场和实业家受到政府官僚和扭曲经济决策的封闭性利益集团干扰时，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

经济发展的环境因不同的成功的事例而异。每个成功的事例都提供了一套可供学习和选择的经验。同时，由于在那些已被发达国家支配的领域里，落后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先进国家的成功也使得后进国家的发展更为困难。因此，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对于后进国家的发展，既提供了可能性，又设置了障碍。这种矛盾的统一，并不是20世纪的新现象。在英国刚刚才领先欧洲大陆之时，欧洲大陆国家就开始寻求一种有异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试图与之竞争。欧洲许多地区在19世纪成功地回应了这一挑战。这些经验，与世界其他地区在20世纪的经验相并，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凯斯·格利芬(Keith Griffin)将发展战略区分为以下六类(格利芬1989)：第一类是货币主义的战略。此种战略为私营部门提供一个很大的运作范围，目的是使得市场运转，并期待经济的动力部门中的实业家与其他部门中的实业家发生联系，以使发展得到普及。第二类是“开放经济”战略。此战略依赖于市场，特别是外贸。政府追寻汇率政策、关税规则、进口配额和非关税贸易障碍，以影响促进增长的外国投资。第三类战略是工业化，其目标在于：采取为国内市场增加生产、发展资本财工业、为出口而生产(通常在国家引导之下)三种手段，或将此三种手段结合起来使用，以加速经济成长。政府的目标是：在知道不必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增加生产。第四类是以农业成长为重点的绿色革命战略。第五类是重新分配战略。此种战略寻求通过将资源交给人民和以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基本计划，消除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均。第六类战略，格利芬视之为社会主义的战略。这类战略之不同于资本主义战略，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所有权相对不重要。他又将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区分为四种，即(1)榨取农业以扶助资本财工业的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2)实行工人自治和非中央集权化的南斯拉夫模式；(3)重视公社构架内的农村发展的中国(毛泽东主义)模式；(4)自力更生或自给自足的北朝鲜模式。

格利芬的分类，提出了许多可能性。他所举出的那些经济发展道路，其形成都有赖于各种具体的必要条件，而不同道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中有很多是相互一致的。同时，这些道路也可能被许多特殊的理由所阻碍，而这些理由有时也具有共同的成分。追寻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会引起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会将经济“向前”推进，但不一定是推进到与某种其他战略完全相同的那一点上。例如，追寻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战略，可能会导向与建立进口替代工业非常不同的方向。但是任何一种战略所引起的成功，都可以使得其他的“近代”变化(例如一种更有效和更高产的农业或者一种复杂的银行系统)成为可能。各种因不同的发展战略而成功发展的经济，都有若干相似之处；而沿着任何一条特别的经济成长道路前进所取得的成功，则又为以后的相似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当然，成功并不能期于必成。但是，既然可能还有别的战略在起作用，一种战略引起的失败并不代表总的失败，除非是能够证明导致这些失败的理由也影响了其他的战略。当我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斯密型动力的种种局限性时，我是努力做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从逻辑上来说，许多因素共同创造了西欧与北美许多地方所经历的“近代”经济变化。除了斯密型动力之外，还有其他成长源泉，而这些源泉并不是来自斯密主义的动力本身。

七、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他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如果我们从某一点朝前看(譬如说，为了考虑欧亚各地的农业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从1550年出发朝前看)，我们就会看到：若干重要的相似性(即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欧洲特征的东西)，也适用于中国。换言之，通过商业化而取得的成长，其未来的成就在某个时刻会受到人口压力的限制。后来欧洲突破了这个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世界，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预料到的。我们当然可以在事后来回顾过去，辨认各种先兆，并且描述一系列发展，但是却不能真正“预告”工业革命的发生。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并未谈论该书出版后几十年内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在此丕变的世界中，许多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在创造和追寻发财机会时所得到的侥幸的和始料未及的结果。市场是将私人追求导向社会利益的重要渠遣，但是社会利益却很难平均地施于所有社会集团，并非每个人都确实受其影响(哪怕是很小的影响)。沟通资源、劳动与产品的机制和程序所创造的经济变化，具有结构的和空间的局限。承认这些局限，一直被作为一个理由，用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雄心从仅仅改善个人命运，发展到为更大的人群造就更好的未来。但是在上述事例中的未曾料到的结果，却能够同样证明是消极的或积极的。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

经济史检讨过去的经验，为的是根据已确定的原则，解释某些结果。有些研究着眼于考察大跨度的变化。在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在欧美经济史研究中。在亚洲，研究最为深入的是日本经济由．日本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似乎颇为适合那些最初从欧洲经验中得到的分析范畴。①在这类比较中，关于中国的研究通常做得并不很好，因为很多的努力都用于解释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生。当我们转而考虑中国在16至19世纪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发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扩展中’斯密型动力都起了重要作用。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发生后才出现。即使西人东来给了中国以西方式发展的可能性，上述差异仍然继续存在。

欧洲经济变化的经验，通常会使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过程是一步接一步的、很自然的发展。我认为学者们有时夸大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容易性。脱离古典经济学家那个可能性有限的世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相反，对于中国，学者们很少看到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史之间的延续或联系。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未给予我们其所能给予的帮助一一由于过多地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研究者当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在最终的分析中，又是能够与各种发展可能性联系起来的具体背景。

沿着一种“途径相依”的历史轨迹，②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总是有着多种的可能性。没有一组单一的和必然的变化，一定会“自然地”出现。有些变化比另一些变化更为明显，而一些似乎不可能的变化事实上又能够发生。既然欧亚(不仅是在中国和西欧，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与中东)的许多民族都创造了复杂的商业交换网络，因此我们并不很清楚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否“自然地”导向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一旦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成长创造出新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经济变化的潜在轨迹，就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各种局限。然而，欧洲之外各地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币差百异并且不确定，同时还保留着一些与本世纪以前的经济变化轨迹的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解释日本经济史时，和在解释欧洲经济史时，至少是同样地流行。而且，在欧洲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其他史学，也是在大致相同的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
② “途径相依”(path-dependant)，是指现在的某种特定情况(或决定)对未来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通常用来解释技术性决策的意涵，如打字机上的字键的位置或铁路的轨距，一旦被决定之后，会对后来的技术或发明具有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以更广泛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指过去的经济会影响到后来发展的可能范围。例如，已发展出农村工业的晚清社会。比一个已经有初步城市工业的社会，更容易造成乡镇企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