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到大背景来：19世纪及其后

重新解释现代经济的诞生比重建18世纪经济的各种细节必然需要更多的推测，但我们对这些细节的新的理解使这个任务成为必要的。在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中，杉原薫（Kaoru Sugihara）把最近五百年全球经济史分成了三个阶段，帮助把人口、劳动密集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放入一个新的视野中。如果这个世界结束于1820年，他告诉我们，一部此前300年的全球经济史就会以“东亚的奇迹” 为主体，它通过把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节约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前所未有的人口生活水平保持略有提高。英国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口或许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以人均水平衡量生活得稍好一些，这可能值得在结尾占简短的一章（我还要加上一句，根据最近发现的劳动投入增长方面的证据，甚至这条英国的道路也要到更晚些时看起来才有所不同）。到1945年，这部大历史看上去完全不同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伴随成长的历史相似：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欧和新欧洲的成功，这种成功以非比寻常的迅速的技术革命加上人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空前投入为基础，使人均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到2000年历史看起来再度不同，东亚（不是，举例来说，欧洲人曾经有很大权力建立他们需要的制度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地区）再度提供了产出总增长中的大部分，东亚一些地区甚至在人均指标上也追上了欧洲。此外，这个东亚发展的新浪潮走过的发展道路，杉原薫认为，表现了东亚遗产（包括一场勤劳革命）和欧洲特征的一种融合，而不是简单模仿在西方起过作用的东西。(1996, 2000)。

这不是详细探讨杉原薫的观点的场合——特别是关于1945年以后的世界的观点，但他表述这个问题的方式确实提醒我们，历史分期问题关系重大，要说明贯穿一个时期的一条具体的道路在以后的时期怎样激活或（特别是）阻碍可能的发展必须非常小心。它也提醒我们，尽管经济上的现代性最终必然要求以体现为新技术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黄把这一点看作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实际上同样需要其他变革和很多可能的模式，以及它们可能由以发生关联的顺序。这里值得考虑人口密集的日本的情况。

黄勉强承认德川时期的日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证明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矛盾；然后他试图最小化这一事实的相关性，说18世纪的日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而中国增长了不止一倍(黄 2002a, 159—160)。但真实情况是，1750年以后江南的人口像1730年以后的日本人口一样增长得非常少；此外，甚至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零增长之后，畿内，日本最发达的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仍然是江南的3倍左右。[1] 尽管在某些方面日本的先进地区显得比江南更繁荣，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它们或许更差：例如人均食物供给，看起来或是低于江南或是低于全中国的大部分估计。[2] 所以江南并不需要与畿内完全同样的发展机会，但它们很多共有的特征具有启发性——单位面积高产量、广泛的商业化（尽管日本的制度，在理论上比中国或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制度看起来甚至更不像一个合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出现在农村家庭中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等等——而畿内可能面临甚至更为强烈的地方性资源压力。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人口增长（更不必说江南1750年以后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正在驱动一个必然走向灾难的内卷化过程？黄强调 “19世纪中期”明显存在由战争、旱灾和其他灾祸“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2002a, 171)。我对此并不否定，这样作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我认为我们能够使一个相当富裕的18世纪与无疑存在于20世纪初的普遍贫穷协调起来，而一个严酷的19世纪对我这个观点相当重要（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事物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的不同尺度——例如，一方面是死亡率另一方面是非食物商品的消费——不一定一前一后顺序变动）。但流血冲突和其他灾难的存在并不能单独确认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其根源，正如，比方说，1914到1945年间中欧和东欧的巨大杀戮及领土冲突不能实质上自动确定1914年以前的人口过剩（很多当时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要对那些流血事件负责。现在我们回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并且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19世纪政府的失败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政府的哪些部分？（有人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要重视君主制、军队、满汉关系、地方行政或和坤丑闻时期及其后文职机构的更大影响——这些因素与黄和我研究过的各种一般民众的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存在的联系程度会完全不同。）我们是否应该集中注意帝国主义和鸦片；注意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动力，无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起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但它们对一个没有发生足以与它们保持同步的变革的清代财政体系和行政管理结构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或者注意一个部分源于人口压力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

黄在18世纪后期中国存在大量非常贫穷的人口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一个正在无情发展的社会危机的明显迹象。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早已存在，并且当时到处都存在。他引用洪亮吉和陈宏谋所说，他们认为情况正在日益恶化（黄2002a, 172—3），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指的是江南；当时其他的人，例如黄安（Huang An，音译），认为江南民众的物质利益不断改善，甚而（像陈宏谋在其他场合那样）指责由于普通百姓生活放纵致使道德沦丧（黄安 1816，转引自Shih 1992, 160； 陈 1962, 68:5a—6a）。简单地引证个别奇闻轶事不会使我们有太大进展，如李、王和康在他们自己对黄的应答中所强调的（2002, 601—2）。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极贫人口的数目比总人口增长更快，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或者在一个肯定不够完善的综合性劳动力市场中，失业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对那些确实有一块土地、一份可靠的租佃契约或其他有工作保障的人的挣钱能力造成向下的压力。

代替直接证据，黄用指出卖妻现象的存在尝试建构他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框架，这是苏成捷（Matt Sommer）正在详细研究的一个课题，无论苏成捷的著作最后可能得出什么结论，黄为这篇文章使用的卖妻案例都是非常软弱的。他提出了一个来自3个县——没有一个靠近江南——150年间628宗法律案例的样本，即使在它们所在的县中，看来也不大可能代表待处理案件之数量。[3] 他发现其中10%处理的是妇女买卖，并断定这个比率对18世纪末全中国的法律案件有效；然后他武断地建议我们用20或100乘以这类案件的数量，得到卖妻的实际交易量（黄2002a, 171—2 和 172注 1）。即便如此，使用他最宽松的估计，这类案件在任何已知年份也只涉及不到1%的人口。此外，这些案件中有很多涉及到的丈夫看来是长期患病或残疾人；苏成捷的书中有一段话提示了他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在这段话中他指出，“法律档案中被遗弃的妇女或其残疾丈夫（着重号是后加的）无力供养她们的妇女求助于卖淫、通奸或再婚的案例过多” (Sommer 2000, 318)。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其自己内在的重要性，但对于理解健康的穷人的收入趋势或水平作用有限。

但为了论证方便，让我们承认中国19世纪的大灾难肯定有一个此前已经随着人口增长而在一段时间中缓慢积聚起力量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根源。实际上，我自己对1750和1900年间非粮食项目消费下降的观点也暗示出某种严重的衰退趋势，尽管不是一个已经稳定存在了数百年的趋势。这仍然不能确认这一危机在中国各地同等严重，或采取同样的形式。实际上，我的论证——江南以工业品向其他人口迅速增长并发展起自己的纺织业的地区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下降在其中起了一个重要作用——的一个含义是要说明，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可能主要处于三角洲外部，但对三角洲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多多少少与欧洲形成了对照，后者输出工业品和人口同时输入初级产品的能力不断扩大。在我尝试解释中国19世纪的问题时人口增长确实起了作用——但如果要把人口作为动力，看来最好是集中注意那些人口迅速增长的地区。这不包括江南。

接下来，黄的争论中的一个错误是，他没有觉察到对某些时期我们实际上有一些共同基础这一事实。中国的，如果不是三角洲的，人口增长，在我看来确实是19世纪中国不断增长的压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我在这本书和其他地方所说，这些压力完全可能在它们引起一种更直接的马尔萨斯问题之前（即使事实上它们曾经引起过），就使政府维持秩序和基层结构的能力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那些压力最终的确在江南表现出来：表现为以工业品交换稻米和木材（这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把它的丰富的熟练劳动和相对丰富的资本变成稀缺的土地的替代品的一个方法）的能力下降、漕粮附加运费负担不断增长，最后终于以广西“光棍”武装入侵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某个时刻，当通过贸易缓冲其人口压力变得更为困难时，江南确实发现在缺乏现代投入的情况下——这是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实现的——增加劳动几乎不能再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足够奇怪的是，尽管黄针对我的观点提出，“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 (黄 2002a, 157)，但看起来正是他而不是我做了那样的假设。他认为由劳动密集和大致不变的人均产量构成的同一个基本过程在14世纪已经开始，并穿越19世纪的危机期间一直保持到1980年代。在棉花问题上，如我们所见，似乎引导他的是同样的设想，他无视我的1750年以后全中国人均产量下降的假定，尽管人口膨胀，而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也极少有证据表明耕地面积扩大。事实上，当我在本书结尾(290—93)简要回顾中国1800年以后的长期趋势时，我对在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体系中，使兼职农业劳动者完全脱离农业的困难做了一系列说明，这些困难与黄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观察到的没有什么不同。[4]

但劳动者完全与土地分离的重要性以大型机械化生产设备的存在为转移，这些设备必须集中使用，并/或需要有十分昂贵的固定资产，以至不允许它哪怕是短暂的闲置——有许多实例显示，其中一些已经引用过，这不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一般必要条件。例如，在法国，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工业劳动力中仍有很大比重在农忙季节干一些农活——当时的资本密集度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初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法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超过了英国的(Postel—Vinay 1994, 65—66, 72—74, 78—79； O’Brien and Keydar 1978, 91)。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和台湾的例子甚至更清楚，尽管到它们开始工业化时（分别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已经可以得到资本更为密集的机器。[5] 而最近20年中国各地农村实现的令人晕眩的发展带着明确的目标，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 (Ho 1994, 1, 4, 6, 280)，所以在迅速发展的乡村工业中就业的人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属于还从事某种种植业的家庭，他们很可能在农忙时帮助家庭工作（实例见Ho 1994, 1995）。发展经济学家们现在如此感兴趣于把这些东亚经验作为一种模式的一个理由是，正是由于它们没有卷入一种明显的种植业和原始工业的家庭（或地区）分工，而是经历了农户内部收入源泉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助长弹性，在缓和市场打击的同时鼓励风险，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Francks 2002, 33—55, 特别是 33—36)。同时，欧洲工业化的历史也依据扎贝尔和蔡特林的著作做了修正，该书阐明了甚至在欧洲，弹性的生产也要重要得多，以大笔固定资本为基础的批量生产的刚性模式则比在古典模式中更少占优势(1985, 1997)。

此外，一个由混合职业的经济构成的相当简单的模式（例如江南的）表明，黄宁愿忽视的不同商品的比较价格有重大意义。图1包括了一个与我书中的图解(2000a: 291)类似的图以及前文已经简短讨论过的内容：


图1 一个商业化经济中农户劳动力配置的简化模型

MPPA = 农业劳动力的实物边际生产率

曲线MPPA代表在一定的土地供给、技术之类条件下，农业劳动追加投入（让我们假设用于水稻种植）的实物边际收益逐渐减少。直线P1代表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追加投入（让我们假设用于纺织业）的边际收益，按照一定日期流行的米价和布价换算成米。当曲线MPPA 落到P1 及其以下的水平时，一个农户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就不再有意义：它转而把劳动投入手工业。P1—L1所代表的劳动总量可以分为两段：在与MPPA相交点左边的一段代表投入农业的劳动数量，右边的一段代表投入手工业的劳动数量。当布价相对于粮价明显下降（如我认为它在1750—1840的趋势）至P2线上时，曲线MPPA与那条线相交点之前的长度就会更长；人们因此会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正如当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开始得到较高报酬时可以预期的那样）。如果这里讨论的人能够或者愿意工作的总劳动时数是固定的，那么供给手工业的劳动就会收缩一点（Y—L1比 X—L1短）：如果他们绝对必须得到一笔数量确定的收入，而这在L1点上又无法满足，他们就会不仅干更多的农活，还要做更多的纺织工作，总劳动供给就会移动到L2。注意在没有发生重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这一体系是由相对价格——主要与贸易条件相关——驱动的。我们不必借助于江南自身逐渐强化的人口压力来解释劳动密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750到1850年间那一压力几乎没有增长，1850年以后那一压力肯定发生过急剧下降，直到1950年以后下降趋势才完全停止。[6]

这个模型还将说明相对于农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重大意义。正是在那个变量提高时（从 P2到P1）一个区域将出现与农业在绝对意义上的分离，而不止是百分比，以及由于特别低的边际报酬而放弃农业。然而，当手工业相对生产率下降时，农业和工业中都可能继续发生劳动密集。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工业技术和贸易。

从这个模型回到历史事实上来，工业技术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的书中，我对它付出的注意力比一部综合性的工业革命史中的注意要少，因为相对来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添加到一大批专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上，也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忽略这一因素之重要性的迹象。然而，第二个问题是贸易：特别是与一些区域之间的贸易机会，这些区域可以提供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初级产品，用来交换核心区能够大量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和/或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品。毕竟，当一个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无论是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通过更多的劳动投入）并需要更多初级产品（由于人口增长、消费增加、本地生态环境恶化、放弃生产率低下但并非零的农业工作、或者这些因素的任何结合）的区域，遇到的是静态的工业品市场和/或静态的可输入初级产品的供给时，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手工业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结果将是使工业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生产率降低（因为以农产品衡量的每单位工业产品价值减少了）、阻碍发展、把整个经济推向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度都更高的方向。

如我在书中所说，这正是江南1750—1840年间发生的事：它在华北、长江中上游和其他地区的贸易伙伴经历了迅速的人口增长和它们自己棉布产量的巨大增长，因而既减少了它们可供输出的粮食和木材剩余，也减少了它们对江南纺织品的需求。同样可能的是，尽管尚未证实，一些运输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长距离贸易蹒跚不前(Pomeranz 2000a, 247, 2000b, 50—53 )。由此引起的纺织劳动相对于水稻种植价值下降（我估计这一阶段这种下降在25—50%之间[2000a, 323—26]）对江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出现的机器的竞争甚而使这一价格压力继续恶化）。生产质量较高的棉布部分抵消了这一纺织业收益向下的压力，[7] 这种生产可以视为一种轻微的技术进步；但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并始终没有充分抵消江南局势的恶化。如上所述，吴和许提供了一些19世纪纺织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模糊证据，但这些证据是粗略的。[8] 江南织工保有他们的大部分市场，但可能是以艰苦劳动的增加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徐新吾认为，到20世纪初，那些仍然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日上升到305天，[9] 尽管家庭纺纱这个纺织工作中最耗费时间的工序已经被极大地削减。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轻工业品市场供过于求，纺织劳动收益下降时，为什么江南没有发生向重工业的更大转移。无疑有多种因素，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到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短缺——后者在我的书和李伯重最近研究江南工业的书中都得到强调(2000, 272—342, 455—523)——但没有理由把它归咎于农业生产率的退步：铁业工人必须吃饭，但纺工和织工亦是同样。此外，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在1800年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与英格兰的相等；相反，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它们在19世纪的工业化都给人深刻印象——在19世纪初每农业劳动者的产量都远远落后于英格兰（德国是英国水平的47%，法国是英国水平的58%, 比利时是英国水平的77%；德国和法国1750年甚至更为落后：Allen 2000b, 20）。在这种情况下，把江南没能在19世纪进一步工业化视为几百年持续“内卷”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175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包括了贸易、资源和技术因素在内的关联过程，正是这个过程阻碍了重工业和机器工业，同时使手工纺织业生产收益越来越低。

所以在观察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黄和我实际上有某种共同的基础，尽管我认为这一阶段非常特殊，而他认为这一阶段比较平常，当然，对于解释这些事件的机制我们也有分歧。（他把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纺织业劳动者1860年以后转入丝业看作一个继续内卷化的实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不同：我对此产生怀疑，既由于这个运动开始于一个人口密度最低的时期——太平天国即将结束——也因为，由于国外的强烈需求，中国丝的价格看来高到足以提高每工作日的收益[10] ）。

与江南不断恶化的贸易环境相比，英国不可能更为严重。新大陆的输出有巨大发展——如我所证明的，以该地区显著的生态恩惠和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为条件，包括奴隶制和英国对海军及海运的巨大投资。拿破伦战争时期及其后欧洲大陆重要地区的制度改革也放松了对从那里输入产品的供给方面的限制，尽管这些变化用了很长时间才发展到这个大陆上某些土地最富裕的部分（如俄国）。土地密集型产品输入数量激增，使英格兰得以经历一个巨大的人口高潮、提高人均消费并使制造业比以前进一步专业化，同时没有遭遇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通过这种贸易，英国农业在必须满足这个国家飞速上升的纤维需求方面得到了解脱：它也逐渐（1846年以后不再这样逐渐）解脱了满足大部分食品需求的要求。没有这些“虚拟面积”，如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对它们的提法(1981b, 82—84)，和更一般地说贸易繁荣，英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即通过减少劳动使利润最大化（并增加每劳动日的产量），而不是使农业总产量最大化——几乎不可能提供全部的需求。在我之前有别人也看到了这些[11] ，但这一点看来值得再次强调，因为把英格兰（或欧洲）与更广阔的世界区别对待的理由常常把它掩饰起来。

煤的历史有类似的作用，尽管根源不同。就在英国的农林业停止提供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纤维时，它也停止提供它的大部分燃料。正如里格利(Wrigley)所阐释，如果英格兰必须通过木柴和木炭为家用和工业发展提供燃料，它几乎不可能做到：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1988, 54—55, 80—81)。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江南的情况再一次正相反，那里每年生长的植物仍然是燃料以及食物、纤维和建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随着输入的衰落，江南自己的土地作为所有这些必需品的一个来源可能变得更为主要；而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条件下，这些不断增强的需求只能以劳动极为密集并且有时会破坏环境的方式满足。[12] 此外，英格兰煤业革命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关系到松解土地/资源紧张的那些巨大的影响：这些作用源于它与蒸汽动力发展、运输革命、钢铁生产和军事实力的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议的不是我对所发生情况的描述，而是我对它们的解释。然而，黄对我的解释的关键部分的叙述是错的。我当然不认为英国煤业的兴盛是“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58——没有提供引文）。相反，我谈到英国长期用煤的经验，既与它相当早的滥伐森林相关，也与它的煤矿有很多可见的地表露头相关，同时提到18和19世纪的产量极为迅速并加速的增长：1700—1750年增长了70%，1750—1830年增长了500%，1815—1900年增长了1400% (2000a, 61, 283)。我也不认为这一切全是由于“煤炭和殖民地的历史机遇，而且仅仅是这一点”（黄 2002a, 175,再次没有引文，并说这是“[我]造成的印象”而不是我说过的话）。相反，通过强调如果没有蒸汽机抽水，英国煤业不可能兴盛，强调蒸汽机的逐渐改进与英国在精密仪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造成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我阐明了地理上的幸运并不是全部历史(Pomeranz 2000a, 61—62)。

我真正的主张是，幸运并非无关紧要。在一个还没有专门的探矿技术的时代，煤必须以很大的数量呈现，有足够的露头，才能使人们知道怎样寻找它，并习惯于使用它。煤矿比较接近一个巨大的迫切需要燃料的都会（暨手工业中心），这个都会在一个较早的时候已经耗尽了它的木材供给，其居民最终不顾煤的环境代价（有些事情欧洲其余许多地区至今不会容忍）接受了其日常供热的用途，对事情有很大帮助。同样有帮助的是，英国煤矿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抽干水（以蒸汽为动力的抽水机为此而完善），而不是怎样防止瓦斯自燃，后者在位于比较干燥地区的煤矿（包括中国的大多数煤矿）中至少是一个同等紧迫的问题（余明侠1991, 23, 27）。而英国由技术和好运组成的各种优点共同协调作用。初期的蒸汽机如此浪费燃料、难以移动并危险，以至除了坑道口它们不值得安装在任何地方，坑道口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因为它们能够利用不值得运输的小煤）。发现早期蒸汽机有某些用途对人们不断改进它们可能十分重要——而一旦得到改进，它们除了抽出矿井中的水外，还开始解决大量问题。煤从根本上使得用节约土地和劳动的方法解决老问题成为可能；煤加上蒸汽机为以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由运气构成的历史，但运气很重要。

在中国方面，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确实有丰富的煤蕴藏量，如黄所说，但绝大多数在西北，距离太远，以至在铁路时代之前对江南没有任何益处。赖特（Tim Wright），黄引用了他的话，提到，甚至在20世纪初，西北的煤价就在煤矿到50公里以外的河岸之间增长了4倍(Wright 1984, 9)。中国9个南方省份只占其煤蕴藏量的1.8%，11个东部省份（与南方省份有部分重叠）占8%（孙敬之 1988，93）。距江南市场遥远不仅把运输费用抬高到令人不敢问津的程度，还意味着远离熟练工匠的集中区，他们能够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那些无论如何并不特别需要强有力的抽水机的问题）。同时，江南找到了减轻其日用燃料直接短缺的其他方法：贸易、利用农作物秸秆、用铁锅烧饭、重复利用铁等等——没有人能知道一个煤/蒸汽组合会打开多少道新的门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结局看，如果没有煤，伦敦甚至无法满足其日常家用燃料需要，正是这一事实可能构成了英格兰好运的组成部分。

这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自称它已解决。如我在书中提到的，江苏北部有几个煤矿通过水运运往江南一些煤，尽管没有一个近到足以产生较大影响(2000a, 65)；还有一些煤矿向北京供应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尽管小得多的市场。[13] 在这些例子中，政府对大型煤矿的矛盾心理（主要是担心年轻男子大量集中）起了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与运气无关，我也提到了这一点(2000a, 64)。然而奇怪的是，黄把1896年以后供应汉阳铁厂的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煤矿作为一个“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的煤矿实例（黄2002a, 175），因为正是他引用的那篇文章指出了必须通过18世纪甚至想都想不到的技术（包括电气和铁路）的帮助才能克服的严重的运输问题 (Hornibrook 2001, 213, 215, 222—23, 226)。大体说来，无可怀疑，一系列地理机遇与人为因素（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的结合，使矿物质燃料开采在江南比在英格兰更少可能发生突破，用不着像黄那样假设，中国燃料需求不足是由于普遍的不发展（59）。

总之，我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我引以为荣的是罗威廉（William Rowe）所说，这个论证“时时表现出令人晕眩的多重要素” (2001, 408)；甚至煤和殖民地，如我所阐述的，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尽管如此，我的确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分流，尽管并不是1800年以后突然出现，但出现的比很多学者认为的晚得多。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回溯性知识——到19世纪中叶，经济分流已经极大地遮盖了相似性——抹杀了我们对那些相似性的了解、如果我们不能探究它们的升降浮沉、或者如果我们不承认18世纪欧亚大陆两端面临的发展障碍构成了重叠的——尽管不是同样的——背景，我们就是在篡改历史记录。

所以我尽力要做的是，提出一些使我们可以开始为许多差异的重要性排序的方法。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通往不同方向的差异，一些已经长期存在，一些则相当新，这些差异每一个的相对意义随时间而转移。我们还必须理解，我们所比较的区域不是孤立的，所以如果不看清它们与之有重要关系的那些区域中发生的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例如对江南来说，它的贸易伙伴何时开始生产更多的棉布并输出更少的谷物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承认有多条道路通往现代经济，承认即使那些最终全部出现的因素也不必以相同的顺序出现，我们会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只有在看到与英国历史的一个程式化版本——一个很多经济史学家现在甚至对英格兰也作了重大修改的版本，肯定没有描述其他很多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既包括欧洲国家也包括东亚国家）——相符合的事实时，我们才继续承认发展，我们就只是一叶障目而已。

我自己的推测是，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刻，部分是由于江南/中国正在遭遇在全国基础上更为严重的问题，[14] 同时英格兰/欧洲发现它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世界：矿物质燃料、虚拟土地和新技术缓和了以前严重的土地制约，意味着它的比较落后的领域（例如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现在的重要性比如果没有这些松解性资源本来应有的重要性低得多。我充分期待着这些推测与很多支持它们的比较小的假定和估计将被新的研究取代。但对我来说，关键问题在于通过经验和事实，澄清、确定或推翻相当具体的成为焦点的相似之处，同时承认它们中没有一个单独决定这些社会的命运。我以为至少欧亚大陆的两端直到18世纪末经济方面还有很多类同处这个一般性概念将经受住长久的验证。把中国和欧洲放回根本隔离的“发展”与“内卷”范畴中，坚持认为只有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有关系，或坚持这些范畴在几乎其他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变化的600年中一直维持着它们的相关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注释

[1] 1778年长江三角洲减去通州、扬州和海门（它们在长江以北，不属于江南），有61100平方公里面积（约25000平方英里）（王业键 1989，427）和31500000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200人（略高于王业键的数字，因为他的三角洲包括了江北的县）。Hanley 和Yamamura （1977， 91）为畿内确定的界限使它的面积不超过580平方英里，1721年的人口是220万，65年以后下降到200万，然后直到1870年代保持在那一水平上（1977， 121）。所以它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3790人——换句话说，是江南人口密度的3倍多。Trewartha （1965， 498， 501，511）给出的畿内各属地面积总和为530平方英里，这把它的人口密度提高到每平方英里4000人以上。
[2] 见西川俊作 （1986， 436—38）论卡路里摄入量，他的估计似乎低于人均1700千卡。相反，每年2.2石稻米当量的估计仅从谷物中即摄入1837千卡，其他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数字更高：黄本人（12）在试图计算一个江南家庭的需求时提出每年3石的最低数，郭松义的粮食产量估计（1994，46—47）得出了1753年每人3.77石的数字，尽管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就像我提出的棉花产量一样。
[3] 注意他的三个县的样本彼此间有多大差异，它们都来自保存不完整的档案。例如田土争端在巴县案例中占32%，在宝坻案例中占20%，在淡—新案例中占62%。以十年为阶段的波动甚至更不可信：例如一个十年中巴县82个案例中只有7个婚姻案件，而在下一个十年中全部49个案例都是。数据见黄（1996， 240）。
[4] 如这里可以说明的，在我看来，黄研究江南时提出的内卷化的基本论点可能完全适用于1980年代前刚刚结束的毛泽东时代：人口激增、移居或多或少被禁止、超额劳动大量注入劳动密集的种植业和农村工业，后者几乎完全是为了向农业提供投入，而不是生产可以在其他地方出售以交换农产品的商品。但这些情况是暂时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强迫的。
[5] 杉原薫（2000， 11—13， 18—20， 29， 30， 1997）； Oshima （1986， 792， 805）；另见Ho （1986， 97），指出台湾1980年的农户数量高于1965或1960年，但只有10.2%始终把种植业作为惟一职业，把种植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农户不到一半。
[6] 关于太平天国之后的江南人口及其逐渐恢复，见Ho （1959， 236 – 47）。
[7] 李（1998， 108）；方（1987， 92）。
[8] 见p. XX以下。
[9] 徐（1992，469）。
[10] 黄的观点，见1990， 121—22， 126 – 27。1860—1940年这整个阶段丝业每天收益的一个修正意见认为它们完全高于水稻或小麦种植，见张 （2001， 35—55， 99—100， 114 – 120）；一个与黄的观点较为接近（尽管不是同样的）的解释，见Bell （1999）。
[11] 例如Thomas （1985， 729—53）。
[12] 李伯重在他最近的书中提供了许多关于燃料短缺和木材短缺如何使江南工业踉跄不前的有趣的详细资料。基本轮廓很容易想象，也符合我提出的论点（2000， 282—97， 314—42）。关于中国国内远距离贸易缩减的某些环境方面的影响，见Pomeranz 2000b， 50—53。
[13] Naquin （2000， 433）。尽管我确实提到北京附近存在煤矿（2000a， 64），我对它们可能说得不够多。
[14] See Elvin （1998， 753）的一个观点，即由于中国相对广阔的国内市场，能够长期实现的唯一的生态平衡是全国范围的平衡；这个见解提出了我突出强调的由进口替代和远距离贸易下降引起的同样的问题，尽管不一定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