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国有工业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成因，经济理论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对主要的影响因素逐步进行计量分析，以期寻找一个可靠的和较为全面的分析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建立了国有工业利润率与国有亏损企业比重、竞争程度、外贸依存度以及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线性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为我们评价和进一步研究国有工业的改革提供有益的信息。
【关键词】 国有工业部门 利润率 亏损 竞争 资本－劳动比率

一、导言

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生产虽然一直保持显著增长，但进入80年代末期，国有工业企业财务业绩急剧恶化，利润率持续不断下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基于统计数据计算发现，80年代末期以来国有工业部门利润率的均值较80年代显著下降，在1978－1987年，利润率的均值为20.15％，而在1988－1998年则下降到5.48％。利润率的增长率在1978－1998年期间平均为-7.93％，也显示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可见图1）。

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率如此持续不断下降的呢？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绩效到底如何评判？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又在何方？学术界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很多，观点也各不同。有的认为是低效率的国有体制导致企业财务业绩恶化，不改革所有制就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因此民营化是唯一的出路（樊纲和胡永泰1996、珀金斯1999等）。但这种论点的基础是国有企业的业绩不如非国有企业，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可见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以及软预算约束不能作为利润率下降的解释变量。还有的观点认为竞争强化侵蚀了企业利润，即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加剧，耗散了国有企业原来拥有的超额垄断利润，使得中国工业各部门的利润率趋同，这说明了改革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国有企业能够对市场竞争作出反应（谢千里和罗斯基1995、诺顿1995等）。但这种观点只是较好地说明了80年代国有部门盈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却不能够对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分布提供任何信息，而90年代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因此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在80年代和90年代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当然还有其他不少解释，比如工资增长压榨利润、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的留利动机和亏损选择等等。
由此可见，影响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众多和复杂的，本文的要旨，正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入手，利用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剔除次要的和不相关的因素，构建分析国有部门利润率变动主要成因的计量模型，以便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中国国有工业经济的改革提供更为有益的信息。同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工业，考察国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动状况也有利于我们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经验观察和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影响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利用1978－1998年的统计数据，对利润率及其影响因素逐步进行计量回归，建立一个分析模型。第四部分提出结论性评注。

二、经验观察及理论解释

1、国有工业亏损变动模式应该作为利润率恶化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业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化是利润率进一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亏损的恶化便是赢利能力在这一时期出现结构性变动的集中反映。
中国国有工业在经历了80年代的数量扩张之后，到80年代末开始走向成熟，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迁越来越青睐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使中国工业在89年以后开始转向集约发展模式，产业集中率提高，市场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亏损企业的比重在89年以后持续上升。1996年，大约有40％的国有企业报告为亏损，国有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已从1980年的34.3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790亿元。图2显示了1978年到1998年间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又称为亏损面，等于亏损企业数/总企业数）和亏损额变动趋势。

改革以来国有部门亏损额的变动模式主要可以由国有亏损企业的亏损面来解释，而在同一时期，国有部门按亏损额与工业净产值之比计算的亏损程度并不特别显著。所以可以将国有亏损企业比重的变动轨迹作为衡量部门盈利能力结构性变化的重要信息，作为解释利润率变化的宏观效益性指标。
2、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使得利润率趋同
竞争侵蚀利润假说所专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主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迄今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强化严重侵蚀了工业利润，在整体层面如此，在非国有企业最为活跃的行业更加如此。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工业利润率的下降基本无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国有企业无效论。卢荻等人用非国有企业进入的比重来衡量竞争的程度，证实非国有企业进入程度较高的行业，利润率确实偏向较低。但如前面所说，竞争只是较好地说明了80年代利润率下降的原因，80年代和90年代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
产业组织理论的“进入－竞争”范式对此作了解释，由于企业的过度进入，中国工业企业的集中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集中度在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下降得尤其严重。当主导企业面临边界企业的进入和竞争时，主导企业的需求曲线会变得更加平坦，从而边际利润会显著下降。
其实，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竞争虽然导致利润率下降，但也应该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TFP）不断增进的过程，这又似乎应该增进国有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中国国有部门的TFP在80年代确实是不断增进的，但好景不长，88年开始国有部门的TFP的增长率下降（92－93年除外），且变动幅度比80年代剧烈（大琢启二郎等2000）。由此可见，在竞争侵蚀利润假说背后一定隐含着其他的信息，或者说，仅仅用竞争假说来说明整个改革后时期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业绩为什么持续恶化是不准确的，应该结合其他影响利润率的因素来综合分析。
3、外贸依存度对利润率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不断增大，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呈上升趋势，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0年的43.93％，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景气状态越来越紧密联系了起来，尤其在已加入WTO的今天。因此，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不能仅就国内而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需拉动作用明显降低，不能不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而目前世界上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处于衰退状态，因此更加要关注外贸依存度这个宏观变量对利润率的影响结果。
4、资本深化具有抑制利润率增长的效应
由于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竞争，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示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逐步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构，资本-劳动比率持续上升，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这会导致投资收益率的持续而显著的恶化。

根据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核算框架，放松资本－产出比率变量为可变条件，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 ,可得到： ，该式右边第一项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而后两项的系数
分别代表总产出中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一般假设市场完全竞争，则 （利率）， （工资率），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再考虑税率 与折旧率 ，则 ，进而可以推算出计算利润率的一个公式：

如果我们假设 不变，则上式表明利润率与资本－产出比率（K/Y）为负相关关系。从图3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也可以看出资本深化与利润率是反方向影响的。
资本劳动比率又称为人均资本或资本装备率，其变化路径在技术层面也反映了资本深化的进程及其速度，是厂商对生产技术（投资）的选择结果。从图3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资本－产出比率更快，廉价的劳动力不能够被快速形成的资本所利用。事实上，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一直很高，与西方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的现象，这种不符合中国要素结构自然特征的技术路径必然导致技术的低效率，过快形成的资本并不能产生相应的收益，利润率自然恶化了。因此，资本－劳动比率可以作为微观结构层次的变量来解释国有部门利润率为什么下降。
5、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上述分析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国有工业部门财务业绩恶化的因素。比如宏观景气性波动，它是通过投入要素的成本与产出收益渠道来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在经济紧缩时期，社会需求总量的收缩会快于企业投入成本的下降，进而降低企业利润；相反，在经济扩张时期，相对于投入成本来说，社会需求总量增加和价格上升更早一些和更快一些，生产规模扩大，从而企业利润会增长。增加国有部门职工工资也具有两种效应，一方面如果工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则企业成本增加，利润会减少；另一方面，增加职工工资也会在企业内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在市场取向的制度性变革中，以调动企业内部积极性为主的措施，虽然增加成本，但从总体上应该是改善企业财务业绩的。

根据我们对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变动性质的解释，我们期望在统计上发现，（1）亏损面、资本-劳动比率、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对部门利润率有显著的负面效应；（2）非国有企业进入引起的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在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同时了解在综合利润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竞争的效应如何。

三、数据平减及模型分析

我们以1980－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影响因素逐步进行计量回归。
1、亏损指标
我们用 表示利润率，用 表示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首先直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模型（1－1）：

模型中，各项参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的数据，上行为其标准差，下行为其t统计量的估计值； 为决定系数，其括号内的数据为调整的决定系数；F为F统计量的估计值；SE为利润率估计值的标准差。本文的显著性水平为95％。
该模型的各种统计检验均具有显著性，国有亏损企业比重的系数也为负，但模型的拟合优度――决定系数 为0.605，还很低，该模型对利润率总离差平方和的解释能力只有60.5％，同时SE也较大，必须对模型进行调整。
从图2可以看到国有亏损企业比重和亏损额在80年代是与利润率同时呈下降趋势的，只是在80年代末以后才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国有亏损企业比重在80年代不能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只有80年代后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国有企业亏损的大幅度增长，因此我们把时间序列分成80－87年以及88－98年两个时期，引进虚拟变量 ，将两个时期的观察值合并，用以估计以下回归：

得到回归模型（1－2）：

如该回归所表明的，级差斜率系数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强烈表示了两个时期的回归是相异的，同时决定系数显著改善，SE大为缩小。于是可导出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如下：

图4表示了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这也验证了我们的90年代“亏损侵蚀利润”假说。
2、竞争指标
我们仍然仅考察竞争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用 表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比重（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代表竞争指标，用与亏损指标相同的方法来进行分析。首先对整个时期不作区分，直接回归，得到回归方程（2－1）：

为了检验竞争指标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利润率的不同影响，我们利用时间虚拟变量，重设实证模型为：

回归结果为：

新的回归结果使各种统计量都得到了显著改善，而且级差截距 和级差斜率 都是统计上显著的，表示了两个时期的回归是相异的，也就是说，竞争指标在两个时期对利润率的影响力度是不同的，在80年代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能力更强，尽管影响方向一样。这可从推出的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及图5得到说明。

3、外贸依存度的影响
我们用 表示依存度，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并合并模型（1－2）（2－2），重新回归，得到新的模型（3）：
模型（3）比较理想地通过了各种统计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96.1％，比模型（1－2）（2－2）都理想，标准误大幅降低，F检验限制提高。根据该模型，国有亏损企业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利润率则下降0.328个百分；依存度每上涨1个百分点，利润率则下降0.424个百分点。 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因为不显著而舍弃，结果竞争变量在综合因素分析时显出90年代为正的效应，但系数较小，远低于亏损面变量的系数，而且t统计量也低于亏损变量，这与仅考虑竞争一个影响因素时的结果有所不同。

4、资本－劳动比率
我们这里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使用的是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净值的数据是原始投资积累减去累计折旧的简单加总，代表的是时期不同，价格水平不同的投资品的总和。由于中国目前所公布的所有固定资产数据都没有用不变价格平减过，所有这些数据不能为估计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提供可靠的依据。尤其自80年以来，由此带来的统计误差由于投资品价格的提高出现了加速趋势而开始变得严重了。
我们用以下方法计算1980—1998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取1990年不变价）：（i）由现有统计得到每年新增固定资产；（ii）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去平减每年新增固定资产；（iii）将历年平减过的新增固定资产累加起来。本文取1990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净值DNF作为资本投入，假定80年以前投资品的价格是稳定的，这样80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可以作为我们估算的起始值。90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净值，即平减后的固定资产净值 可用下式进行估算：
。
这里 为80年底固定资产净值， 分别为t年和t－1年的固定资产净值。 为t年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本文采用Jefferson等(1996)估算的1980—1992年的固定资本价格指数，1993年到1998年的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93年后各期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于也是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方法，因此与Jefferson的数据具有一致性。
我们用 代表国有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取其自然对数，加入模型（3），得到新的回归模型（4）：

从模拟结果可见，资本－劳动比率的系数很大，1％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值导致了4.071％的利润率的减少，可见资本深化的加速会导致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恶化。

我们以模型（4）作为最终结果，该模型拟合优度 达到了0.968，可见该模型所有解释变量对利润率总离差平方和的解释能力达到了96.8％，余下的未作解释的为3.2％，是由其他次要因素所代表的随机扰动项u所引起的。该模型利润率估计值的标准差已降到1.6041，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肯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显著性线性相关。样本回归方程的异方差检验散点图显示残差随机地分布在一条穿过0点的水平直线的两侧，没有异方差。标准化残差的最大值为1.589，最小值为－1.945，没有超过2个标准化残差，也没有异常值。德宾－沃特森统计量DW＝1.965，近似等于2，无序列自相关。每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且每个解释变量系数的正负也验证了我们检验前的期望结果。综上所述，模型（4）达到了本文预期的目标，可以为我们预测未来利润率的走势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信息。

四、结论性评注

通过上述对国有工业部门利润率变动及其影响成因的实证分析，我们看到影响国有工业部门财务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力度不同而已：
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耗散了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但也迫使国有企业改进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在80年代，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竞争”有效地解释了国有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在这一时期，得益于迅速的需求扩大与市场规模的超常增长，亏损企业的比重和亏损额趋于下降而不是增加，所以，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只意味着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因为竞争不仅侵蚀利润而且增进效率，所以我们才会观察到整个80年代国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但效率提高的发散模式。
而到了80年代末期，随着需求的移动，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动（如集中度的提高），国有部门传统的资本形成方式开始暴露出它的体制性问题，从而导致部门赢利能力分布的急剧恶化，亏损的恶化便是赢利能力在这一时期出现结构性变动的集中反映。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工业部门利润率更显著的下降则主要归因于国有企业亏损的大幅度增长。不断增加的亏损企业不仅侵蚀了国有部门的利润，而且不断累积的超额生产能力和大量无效的投资还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效率也开始由增进变成停滞和下降。所以，这一时期，竞争对利润率的解释作用下降，亏损指标却与利润率显著相关，成为利润率恶化的主要解释因素。
相对于社会资源结构，偏低的资本价格以及政府的干预导致了稀缺资本要素的过度投入，但廉价劳动力的吸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递减趋势。国有部门的这种资本深化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显著地加速了，而在此之前，资本装备率的上升一直是缓慢的，这也是理解利润率在90年代中期以来更加恶化的重要因素，我们回归的结果也是资本－劳动比率的系数远远高于其他解释变量，是导致利润率波动最大的变量，看来，资本密集度提高抑制利润率增长的效应，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规模效应。
由此可见，要使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不再下降，或者有所提高，就需要增大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贡献程度，正确进行技术选择，而不是一味依靠资本要素投入。当然，所有这些创新不能主要靠各级政府从外部推动，而应把其真正变成企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变成企业自己解决矛盾的一种途径，这样国有工业的利润率才会提高，财务绩效也才能得到改善。

附表：

年份 利润率 亏损面％ 非国有比重％ 外贸依存度％ 资本－产出比率 资本－劳动比率（万元/人）
1980 23.2 19.17 24.03 12.62 0.43 0.37
1981 21.4 22.9 25.24 15.12 0.48 0.4
1982 20.5 20.78 25.56 14.57 0.51 0.44
1983 20.3 12.75 26.64 14.49 0.52 0.5
1984 20.8 10.2 30.91 16.75 0.53 0.56
1985 18.5 9.66 35.14 23.05 0.58 0.65
1986 15.2 13.07 37.33 25.29 0.62 0.71
1987 15 13 40.27 25.78 0.65 0.79
1988 14.8 10.91 43.2 25.6 0.67 0.86
1989 10.6 16.03 45.94 24.58 0.75 0.95
1990 4.8 27.55 45.4 29.98 0.82 1.03
1991 4.2 25.84 43.84 33.43 0.85 1.12
1992 4.9 23.36 48.48 34.24 0.84 1.21
1993 6.1 28.78 53.05 32.54 0.74 1.34
1994 5.3 30.89 62.66 43.59 1.02 1.42
1995 3.1 33.53 66.03 40.19 1.18 1.69
1996 1.7 37.7 63.68 35.55 1.11 1.8
1997 3.1 46.68 68.38 36.22 1.17 1.93
1998 1.67 42.92 71.66 34.28 1.36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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