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迅速增长，1979－199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306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10％，占新兴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30％[1]。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国民总产出、出口、税收和社会就业，提高了国民和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迄今，中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方面，成效并不显著。“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的结果是中国单方面出让市场，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优势将更加突出。
一引进外资的背景、过程和状况
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2]；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为确保引进外资，中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企业构成冲击、保持对外资的控制，中国又颁布法律和行政法规，限制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合资企业里的控股地位，外资企业产品应达到较高的出口比例等。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港澳台资本，迅速扩大了国内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了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以内销为主而产生的外汇平衡压力。1992年以前，港澳台资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
来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美日两国占到约20％，产品销售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以弥补国内短缺。中方坚持在这类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为了引进先进技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1992－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这段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实行了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但在过去的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造成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产品的严重过剩。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几乎与此同时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1998和1999年来自港澳台和日本的投资加速下滑，美国和欧盟（欧盟1998年除外）的投资乘势扩张。但是受危机滞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来华投资比1998下降了11.3％。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国内投资增加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因贸易依存度较高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宏观决策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效率十分低下，势必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以推动改革（国有部门和官僚体制）开放（保持经济增长）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径和逻辑依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产业投向
按照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登记注册为东道国的企业法人，接受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管辖。一般来说，东道国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将外资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或部门。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因其经营环境深受当地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经营目标往往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趋向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它执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实现母公司市场控制和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常与东道国的引资意图南辕北辙。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场之前，都长期推行过进口替代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和市场保护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了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占有的市场份额高，有稳定的利润以支持扩大再生产，在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并不轻易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而对这类企业背后的广阔市场，外商往往抱有极大的投资兴趣和热情[3]。
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外商往往优先选择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政府寄希望于财富效应的西移，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差距的缩小绝非自动可以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无论在人均GDP，还是在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都相当巨大，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更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见表2），而基础条件差、资金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无力改善投资环境，更加难以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愈加迟缓，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渔业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75％。在重点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的数量又占了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而且，相当一批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参与争夺国内市场。日资企业和少量欧美资本、以及1992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美国、西欧跨国公司，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中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增长迅猛，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一些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已占到全行业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除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于国内的消费结构变化，原先集中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外来投资已接近增长极限，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将面临较大的调整。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加之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影响，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但与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有较大的增长，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结构越来越倾向独资、以及放弃对其技术转让要求和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随着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
中国经济影响的
分析 1.进出口和国际收支
外商投资
企业多数从事加工贸易，拥有现成的海外市场营销
网络，加上中国对其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所得税上的优惠、可以保留现汇帐户、在从事加工贸易时增值税可以自动抵免，而毋须像一般贸易那样对出口环节增值税实现“先征后退”等，这都极大地刺激了外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1996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因退税滞后出现下降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则增长了31.2％，确保了全年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进口比重则高达51.83％。
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增加了中国贸易总量，改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全国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长至
目前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
工业制成品平均达到90.67％，中国出口商品的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多属加工贸易，199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其全部进出口的近70％。“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与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度低，中国除了从中获得少量的工缴费收入，国内产业得不到带动，因此加工贸易远不如一般贸易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意义重大。另外，这类外资企业大多为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享受关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等优惠，与同类的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纺织品等进口国设限的主动配额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销路广，对国内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配额挤占严重。
1992—1993年因投资过旺、
社会总需求急剧膨胀，进口增长迅猛，出现外贸逆差，中国外汇储备仅维持在200亿美元左右。鼓励出口，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任务。从1991年以来，国家陆续扩大了出口退税覆盖的商品范围，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出口创汇额列入对各级政府和国有出口企业的业绩考核
内容。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贬值，同时执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将企业的外汇所得和结余以自动结汇的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国家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其结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国自1992年以来，出口每年以几乎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贸易顺差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在出口环境十分严峻的1998年，仍实现了0.5％的出口增长和436亿美元的顺差。同期，外资每年的流入额也位居世界前列，资本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象[4]。出口收汇和以现汇形式流入的外资，均通过银行结汇渠道进入国家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也带来风险，这就是利润汇出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潜在压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资和原有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所产生的汇出利润不断增长，使经常项目的顺差收窄，甚至转为逆差，从而使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恶化。经济学家卡莱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5]，对此进行
研究（见表3），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缓解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
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引资增率是很难做到的。若今后几年引资总额不变，九年后，净投资量将为负数。继续用卡莱斯基模型显示如表5。
表5显示，到第8年末，当年流入的外资仅能抵补利润的汇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润汇出已超过外资流入。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若干年后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下降。
从九十年代中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部分抵销了贸易顺差的增量，故经常项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实际引进外资也开始回落，投资收益支出则继续上升，经常项目顺差降至156.7亿美元，而当年偿还外债本息达309.9亿美元；考虑到资本外逃的因素，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外汇储备仅增加了97亿美元。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国内企业破产及放弃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和外汇平衡要求而增长放慢，以及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那时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甚至外汇储备来加以弥补。
2.宏观调控
1992年中国经济因投资扩张过度，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1998年，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为实现“软着陆”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速开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
当时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绝大多数是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必须解决中方的人民币资金配套
问题才能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因此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而外资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要求在热衷于引进外资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优先保证的。这样国内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或坐视它们的信贷份额被挤占掉，或绕开国家控制，变相突破信贷规模，例如，一些国内企业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资金，然后将外汇卖给当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币。但无此特殊途径的企业只好望洋兴叹，包括一些潜质不错的企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段时期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有利于“软着陆”的实现，但外资大量流入使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过于求，导致名义汇率不断下跌，而1992—1996年间物价指数的高企，使实际汇率进一步下跌，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币种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税的放慢，严重削弱了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使得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国有企业出口十分困难，导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国出口增长在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率仍高达31.2％的情况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国家外汇储备却净增了42.7％，即314亿美元。原因在于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结汇的同时，央行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1994年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供给分别增长了34.4％和29.47％，使得当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达到21.7％的
历史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胀的努力被抵销殆尽。
1993以来，连年收购巨额外汇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发行的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到1997年时，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6]。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同时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法律措施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随意干涉银行信贷的局面，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管理体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受到商业目标的约束。国内房地产等经济泡沫的崩溃，迫使商业银行开始规避坏帐风险。国内投资受到货币紧缩和银行“惜贷”的双重遏制而日渐萎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汇占款换取的国家外汇储备，往往用于持有国外低息政府债券；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抑制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振则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价引进外资。一旦外资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将转向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为通货膨胀的再起埋下隐患。因此，过高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规定有外贸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现汇收入，居民个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业银行按当日牌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方式“再对冲”外汇占款，以降低过高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3.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问题
(1)市场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相对于中国技术水平而言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业、例如家用电器行业，通过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后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这是一种“双输”的格局，说明如果引进外资的综合结果是压制了国内企业的成长，对东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利。当然，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东道国自身，国内产业萧条的长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转移价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资，尽可移情别恋。
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全球化生产是价值增值在国家间的分配。不同产品的价值增值，因产品本身的技术差异和加工深度而异；而同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增值，则因各个生产环节的要素要求（特别是技术投入）和加工条件不同而形成差异。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为实现跨国生产奠定了条件。技术依附于生产设备，
现代交通、通讯业的大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对生产营销高度的计划性和内部组织的严密性，使跨国生产成为可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品的开发和设备、零部件的生产，掌握了加工增值链中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层，仅享有极低的生产附加值比例。
此外，设备、零部件作为实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又被作为进口，列入东道国海关统计，往往使人产生东道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错觉。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转移价格）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国家税收，同时用内销产品的高价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这就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类型企业，但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却远远低于其工业产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资比例又享有分配企业净利润的权利，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则以利润汇出的形式从中国的经常项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高进低出”的做法相当于从东道国进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量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
电子、运输工具业、电器业以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7]。而通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将外资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强拉至国际市场资本利息率之上，却造成中国对外资的不真实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税收优惠。其结果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有损于中国的经济利益[8]。
在这一“替代性”竞争中，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营销管理上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中国合资方企业的品牌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
这种后果的出现，既有在对外开放中经验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形成，比如，外资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资控制力的加强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扩大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过分悬殊。中国的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十分缓慢，后者尤其带有浓厚的官商色彩，不是商业化改革前不负责任的“乱贷”，就是改革后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下的过度谨慎的“惜贷”，银企之间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银行则普遍追随跨国公司到处扩张，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将生产基地设在天津，它的
金融后盾－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随即向中国中央银行申请在天津成立分行，在当地为其提供融资和贸易结算等服务。
（2）技术控制与产业控制：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美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实际投资额占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以上，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数量增加较多。[9]这说明在传统领域的产业竞争外，外商直接投资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依靠巨额资金、技术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难以克服的进入障碍。外商直接投资已在中国部分行业实现了市场控制，究竟会不会出现外资通过产业控制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关键在于国内企业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资企业中能否实现从技术依赖到自主开发的飞跃。
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在行政分权的改革背景下展开的，行政分权打乱了原计划经济条件下部门间的联系，使资源配置的主要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实力膨胀和市场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诸侯经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
政治需要与地方官员显示政绩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刺激了“投资饥渴症”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外技术的盲目重复引进和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严重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就难免被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而且，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技术引进有余而消化、吸收严重不足，后者的资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日本与韩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引进的资金）。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就是目的，从而形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这种心态指导下的引进外资不可能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对引资工作进行认真的运筹和有效的指导，提高引资的效率，推动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
就总体而言，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外因是，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实现技术超越的潜力。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给其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占子公司股权的比例呈正相关，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会真正转让先进技术；在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势时，往往仅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引资国对适宜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发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
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联动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术开发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而且是在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下开展的，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在华的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开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其他的民族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不仅母公司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在子公司内部还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将其职能从“研究与开发”（R＆D）削弱为“技术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研究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这种弱化使合资中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设计开发的能力，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发能力，遂只好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
网络的组织），合资中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即便是在外商独资
企业，也轻易不允许
中国员工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严厉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分（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许可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其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投资的“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国产化始终滞后于跨国公司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控制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
综上所述：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一般不转让最先进技术。除非在东道国取得绝对控股权，并且市场需求和竞争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夺取先行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国公司转让的多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非高
科技的、劳动密集的二三流“适宜性”技术，并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相关企业或行业间扩散，培植未来的竞争者，同时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施技术赶超，不断保持对外方的技术依赖。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产品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生产质量体系。这样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不利于中国各产业的均衡
发展。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同一产业中的中国民族企业时，这些民族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亦同样遭受打击。
由上可见，无论从中国在开放初期提出的引进外资作为
社会主义
经济的必要补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国，并未取得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显著成效。事实证明：无论有无控股权，外资方均能够有效地保持对合资企业实际上的控制。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更无助于和中国关联产业的联动，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很显然，依附式发展将使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获取价值增值最少的中国，永远也无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出自己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国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与相邻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尝试并不成功。这涉及到长期以来中国对“开放”认识上的一个“悖论”：落后是由于封闭，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确，迄今为止世界上鲜有在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经济成功的例子。但是，开放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对一国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所实施的发展战略，开放政策是支持发展战略的，即开放政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既然开放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又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仅要竭力避免单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双赢”中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为受损方。因为仅仅是双赢，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过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仍将处于下风，与发达国家产业实力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航空
工业。
中国航空工业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术是适用于军民两用的最尖端的技术，西方国家向来对这方面的技术转让实行十分严厉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国机构，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调西方盟国对于东方国家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民用飞机的生产制造技术是绝不会转让给中国的。其次，由于须投入巨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没有政府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证达到生产盈亏平衡点的市场需求，民机的发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车就是在欧洲四国政府持续了20多年的财政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而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备了生产干线飞机（运10）的技术，却出于对国外技术的崇拜和技术转让的奢望，不但终止了自主开发，甚至不愿意采购国产机；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业实行“军转民”，国防定单削减，资源被大量转向低技术的家电等多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从事高技术开发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这一转向与发达国家航空业实行“军民合一、强强联合、国家扶持”竞争战略的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中国制造生产大型干线飞机的
历史机遇从此丧失，拉大了本已缩小的中国与世界航空业的差距，而且使相关的军事装备工业在急剧恶化的国际安全形势面前处境尴尬。第三，与外资合作生产整机（麦道－82）实则是完成在中国最后的组装，合作过程中美方对技术和生产的控制，与中国汽车工业合资过程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麦道飞机的生产亏损累累，中方难以为继。其后中国航空工业又遭受了空中客车毁约（合作生产支线飞机）的打击，从此只能生产波音公司转包的部件，如飞机舱门和垂直尾翼，中国得到的转包量仅及日本的1％，韩国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转包量的1/6。日韩尚且无力问津整机生产，中国更是遥不可及。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韩国从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自主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护并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通过激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来抵销保护所产生的惰性，以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使企业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动力，投资的自由化必须在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以后才准予实行。日本奉行技术“拿来主义”，是世界软件技术引进大国，其引进方式十分
科学、高效。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家，由有意引进该技术的日本企业参加投标，最后由政府权衡投标方的总体实力，来确定最有潜力者作为引进主体，同时投入数倍于引进技术的资金，精心组织实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从而迅速发展起了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实现了技术超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国家扶持方面，中国对民族工业、甚至像航空工业这样重要战略产业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机构的短视、低效和麻木不仁，实则反映出中国缺乏有远见的、坚定的国家产业发展及竞争战略、具体的政策指导和相关的制度支持，其结果是中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与主导新一轮全球工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惊人地扩大了[10]。
因此，对于吸引外资应具体
分析，分别对待，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引进外资多多益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度”应当把握在国内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扶植关联度高的尚处弱势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确立中国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在全球化
时代，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还有经济技术实力不对等导致的相对收益上的差异、和因此决定的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变化以及国家权力
政治上的竞争和冲突。
四结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加自信地实行经济开放，参加国际竞争，实现国家富强。这就要求国家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民族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
影响，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不仅从“双缺口模型”中找不到
理论支持，而且也没有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在弊端丛生的体制障碍抑制下，国内投资极度低效，投资、消费增长乏力，极大地制约着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考虑、和解决眼前面临的诸多困难的巨大现实压力下，大幅度开放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成为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一种政治策略。
问题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国内民族工业尚未具备相当实力基础上的过高期望，招致发达国家乘机大大提高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门槛，把国际竞争和严重削弱中国经济主权的相关规则全面带入国内市场，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价上产生严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全面“接轨”后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1]。而这种“倒逼”如果没有本国产业实力的强有力支持，必将使中国对全球化主导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不断加深，从而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中国的经济就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被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危险。
主要
参考文献：
王小强：“
中国航空
工业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周济生：“高处不胜寒，Y10升空20周年祭”，打印稿，2000年4月。
吴法成：“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利用外资”，《中国外资》1997年第1期。
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
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Dani Rodrik:“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June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February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with Francisco Rodriguez: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y——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ewly revised, May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注释：
[1]经合组织最新
研究，新华社2000年10月9日（www.chian.org.cn）。
[2]1976—80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为美元5.81亿、9.52亿、1.67亿、8.40亿和－12.96亿（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资料）。
[3]但外资并无意于促进中国
企业的产业联动，而是通过垂直分工体系为跨国公司获取最大的价值增值，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之（3）。
[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双顺差”或“双逆差”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供给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从而产生贸易逆差，经常项目的赤字即由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但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使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度提高，还增加了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设备进口被计入海关统计（列入经常项目中的“借方”，而在资本项目上记录为“贷方”－长期资本流入），而实际上毋须为此支付外汇，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为逆差的情况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贸易顺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使其从1992年的194.4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亿美元
[5]崔之元：《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见崔之元个人网页。
[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7]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效益
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8]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9]1999年外商在华独资企业项目数：8201，合同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为美元207.06亿和155.45亿，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38.56％。
[10][11]Peter Nolan, “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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