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北京蝴蝶扇动自己的翅膀,能否掀起纽约的风暴,目前并没有直接与确凿的证据。但是中国的事件,引发全世界关注,则是一个肯定的叙述。去年5月28日,记者访问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两位负责中国事务的IMF 经济学家希望与记者沟通,讨论SARS对中国的影响。他们推绎了对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发现,结论是SARS对中国经济不构成特别的影响力。有意思的是,两天后记者访问美国国务院,其负责中国经济事务的官员Ed Sagurton 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同样肯定的答案。当时SARS的对中国经济影响,在国内并无相对一致的答案。显得突出一些的是学者钟伟发表的判断:SARS“感染”不了中国经济。今年1月13日,钟伟与记者一起回顾他那个预言时,他解释说,“具体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经济结构背景下讨论,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中国经济自2001年起,已经出现了新特点”。
1月16日,与记者面对面讨论中国“电荒”问题,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贺恭坦陈:“对于我自己,一则以忧一则窃喜。对于我们搞电的人,这是发展的机遇。”
截止发稿之日,尚没有到达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中国GDP 增长速度的时间,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国青预测,“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好”。今年的经济增长结构,是讨论支撑中国经济多重力量如何发生作用的一个有价值的坐标。
2003年的进出口与净出口
在长途电话的那一端,谢国忠急迫要表达的是他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积累的观察,“一定是出口!东南亚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中国自然不会例外。发展中国家最快速的财富积累,就是向富国出口。”这位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推演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次序是:出口—投资—消费。
1月11日,中国海关发布的对外贸易最新统计数据,看上去与谢的观察一致——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进出口总值达8512.1亿美元,比上年净增2304亿美元,增长37.1%,为198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4亿美元,增长39.9%,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55.3亿美元。
出口与财富积累,谢国忠解释说“它们直接相关”,而进口呢?“我们进口的结构中,接近一半是机械设备,另外30%是工业原材料,今年新增的进口,其增长比例与传统结构吻合。如果用进口的内容与出口的消费品作比较,你会发现,我们进口的机械设备,是为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它能形成更强的生产能力。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出口,自然就没有钱,也就无法形成大量的进口。”
进口机械设备形成更强的生产能力后,有一部分自然又转化为出口能力,但是,进口工业原材料呢?谢国忠对此并不是没有更仔细地观察。在他向媒体提供的一份经济报告里,分析说:近年来,中国的矿石进口量像火箭一般窜升,仅铁矿石进口就增长近3倍。这些需求,首先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刺激,随后来自按揭、货币化国有土地后的房地产业。过去两年里,中国金属进口增长也与房地产紧密相联。中国的金属资源已不多,对金属的额外需求须经过进口成品或矿石加工给予满足。如此,中国的需求对全球矿石贸易产生了杠杆效应。有理由相信,平均而言,未来中国的进口将比过去增长更快。
铁矿石的进口,主要与中国的钢铁制造业相关,是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这一行业的高速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描述说,“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而重化工业的高增长速度,无论是谢国忠的分析还是刘世锦的观察,都认为显然与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关系密切。
如果仍回到进出口本身来讨论问题,2003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55.3亿美元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数字。中国海关计算出来的增减比例,2003年的顺差比上一年减少16.1%.2002的顺差数字是303.62亿美元。
贸易顺差的减少,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分析两层因素,“其一,政府为了克服贸易摩擦,而下了大的订单,这是偶然因素;其二则是设备与原材料进口的增加。而这两部分增加,意味着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原材料)与正在发生变化(设备),设备进来后,未来两三年,其变化的效应即会出现。”
对外贸易的统计特别是顺差的计算,其功能之一就是计算出当年GDP 增长里,对外贸易的贡献率。比上年度下降的净进口,对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有限。
GDP 计算与投资的贡献率
GDP 显然是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为直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综合处处长施发启介绍说,目前中国GDP 计算采用生产法与支出法两种,“以生产法为主”。
生产法则是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乘以它们的权重相加而成;而支出法则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乘以它们的权重相加而成。钟伟分析的GDP 权重数值,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0.16、0.52、0.32.也即GDP%=0.16X第一产业增速 0.52X第二产业增速 0.32X第三产业增速。而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权重则分别为,0.60、0.36、0.04.
支出法的计算,GDP%=0.60X消费增速 0.36X投资增速 0.04X净出口增速。
施发启向记者提供了近三年两种计算方法,各项指标对GDP 的贡献率。投资的贡献率2001年超过50%,2002年则为53%,施发启估计今年投资的贡献率还会上升。相应,消费的贡献率则在下降,而2003年度,净出口为负增长,“投资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说,200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比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邱晓华报告说,前三季度GDP 的增长率为8.5%.但是一般人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的30.5%乘以其权重,即已远超过8.5%的增长率,因此怀疑国家统计局低估了增长速度。后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解释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30.5%乘以固定资产在国民经济占的份额40%,(这样)算出来的增长速度是12%,这种算法是不科学的。固定资产投资要转变为固定资本形成进入GDP 的核算数字,还要扣除土地、旧厂房、旧设备,因为这是以前创造的GDP ,这些购置是所有者和使用权的转换,并没有为当前的GDP 做出贡献,都要扣除。今年的土地价值涨得比较剧烈,扣除的分量也比较大。”
如果仅从GDP 计算的结构上来做基本的推导,施发启给出的结论是:投资拉动(支出法)与第二产业(生产法)拉动,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又高于轻工业的增速。
投资成为GDP 贡献率最高的部分,简单地分析,赵晓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又非仅仅与此有关。
对这一问题相对有价值的观察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国青,他运用的分析体系是:利率变化。在电话里,宋国青尝试帮助记者建立的概念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今年增速很高?这是因为1998~2001年间增速不高,大家把这一时段的增速当成正常情况,所以就会觉得今年很高。其实,应当反过来看,那几年增速是不正常的。为什么?1978~1998年的20年时间里平均增速都是9%以上,因此9%是正常的增速。”
宋国青解释说:“1998~2001年间发生通货紧缩,原因就是真实利率太高。”他的推导是:1997年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是7%,名义贷款利率是9%;真实存款利率是8%,真实贷款利率是10%,通货紧缩是2%,这就对
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危害。但自1998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降息,使得存款利率从7%下降到2%,下调了5个百分点。2003年总的贷款规模是15万亿元,其中
企业的净贷款约为10万亿元,利率下调5个百分点,即5000亿元。这样现在的企业要比1998年少付5000亿元的利息。这只是相对现在的经济规模,没有考虑价格与通胀等因素而言的。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银行的降息,实际上就相当向企业注入资本金。企业有了资本金,银行就愿意贷款了,投资需求也就起来了。
“所以,2003年的经济高增长,是前几年连续降息和外资增加的效果在今年GDP 数字上的反映。”
邱晓华在
分析前三季度投资增长时,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9.1%,更新设备改造投资增长37.2%,房地产投资增长32.8%.
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消费品的住宅,在统计口径里仍被归类到“投资”名下,所以,无论宋国青还是赵晓,在接受采访时都强调,“需要对统计做深入的分析”。
消费结构之变与产业链环里的能源制约
刘世锦也注意到房地产在统计口径里是被归为“投资”序列的,他还分析说:“汽车的投入产出链很长,而在最终产品之前的形态,也都可能是‘投资’形式。”不过,刘本人似乎并未仅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待这两样消费品。
“消费看总量,很难有解释。要看增量。”刘推导说,“从增量中才可以发现是否有结构性变化。住宅与汽车的兴起,显然意味着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
纵观
中国经济20多年的
发展,刘世锦描述说,“我们的特点是不均衡性,在不同时期对应着不同的高增长行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从1992年开始,经济又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其间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包括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以及新一代家电产品。这一轮增长到1997年开始回落,增长乏力,没有新产业出现。2000年下半年开始改变,房地产、汽车、
电子通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兴起,成为高增长行业。”
具体到房地产与汽车的兴起原因分析,刘世锦的解释是:“房地产得助于国家取消福利分房;而汽车则是中国加入WTO 后,管制放松,形成了竞争格局使然。如果早一些时候放松严格的进入政策,相信购买释放会更早出现。重要的是,这两样消费品的购买对象,已经大规模地形成个人购买。”
住房、汽车与电子通讯产品,钟伟直接的定义是,“升级换代”的消费品,“它们构成的消费层级由几万、十几万到几十万”。而从其消费周期观察,国家信息中心的
研究者徐长明描述说,“按一般
规律,汽车形成的消费支撑会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赵晓的解释是,“这是我们真正内生的需求。”
乐观的刘世锦称:“汽车爆发式的增长可能有一些短期因素在起作用,但汽车产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是合乎逻辑的。”他
计算出汽车
工业的价值链,“对上游产业的带动力大体为1:1,对下游产业即汽车服务业的带动力超过1:2.因此估计,在今后10年,汽车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力,对每年GDP 新增量的贡献可达1/6或1/7.”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张宇贤根据《199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有关数据测算,“每100亿的房地产投资可间接带动消费需求扩大48亿元”。据此推算,“综合考虑直接和间接因素,在2002年8%的经济增长率当中,来自房地产的贡献率达1.85个百分点,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23.1%.”
刘世锦在他的办公室向记者报出一连串中国钢铁的年产量、进口量,“钢铁每年新增量的65%用于房地产、15%是机械行业、约5%是汽车行业。我们已经进入重化工业
时代,而其终极产品是住宅与汽车。”重工业与化工行业,因其高耗能特点,又形成了对电力旺盛的需求,“分析电力短缺,简单地说我们曾经过于保守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容易,但就是从这一方面看,也证明新出现的高增长行业形成的产业链拉动力之强。”由住宅汽车—重化工业—电力供给这一链环观察,
目前电力短缺映证住宅汽车增速迅猛形成的结果之一。从住宅汽车自身来观察,它们的发展,“土地与能源(目前中国进口原油约占30%,2010年可能超过50%),又形成资源约束。需求虽然在国内,但国际的约束却在增加。内需的自主性因此而下降。”
即使相对乐观的美国国务院中国经济事务主管Ed Sagurton 在回答记者“最关注什么”时,给出的答案是一个词:“能源。”
不过,从能源供给方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贺恭则从短缺的现实里,发现了“发展的机遇”。
三大周期与信贷收缩
钟伟解释他之所以断言SARS无法感染中国经济的理由,“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特点。我认可赵晓所揭示的‘三大周期’的论述。”
赵晓的三大周期分别是:世界工厂—国际投资与出口周期、城市化—投资与消费周期、新兴(住宅汽车电子通讯)消费品—消费周期。“因为我相信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只要它们存在,无论统计放在哪一个口径里,增长是少不了的。”赵分析说,“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有1.5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增加2000~4000万城市人中,2010年城市化程度达到34%~50%.这一过程将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会大规模建设,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规模优化同样会带来效率的增长。正常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约1.9个百分点,加速发展则净贡献率达3.6个百分点。”
赵晓也坦陈,这三大周期至少在房地产这一部分可能存在着重复计算,“所以,我只分别列出它们可能的贡献率,而没有做累计计算”。
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未必仅仅局限于硬性计算之中。“城市化过程,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桥梁、机场建设的投入,以及增加收入将会拉动消费,这些都是直观可见的未来,是我们可见的器物的变化,但这一过程中‘人脑’的变化可能更具价值,但却难以准确地计算到GDP 里。”赵晓分析说,“外资进入中国,有限的资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验的传递。它们作为学校的效应远大于工厂的效应。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才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秘密。”
钟伟用
学习曲线来描述人力资本的变化,他的结论是,“非常陡峭”。从制造业来回顾,“我们制造电风扇,大约用了10年时间;电视机也用了相同的10年时间;制造汽车也差不多是10年。但这三件物品对学习能力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制造汽车能够把电子、塑料、化工、橡胶、自动控制、IT、高技术配套一系列产业都被拉动起来,这样所形成的进步,以及由此而带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是这个国家真正强大的力量。”
“从长期来看,”钟伟称,“我们这个时代确如领导人所言,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从宏观寻找中国经济动力回到年度经济运营具体分析,宋国青的观察是:“货币政策方面,2003年7月份之前,企业贷款增加很多,但之后,企业新增贷款大量减少。与1998年央行‘托’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相反,2003年下半年开始‘压缩’银行贷款。”这一政策的变化,其踪迹之始,是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普遍称“121号文”)。有银行业内人士估算,2003年上半年地产贷款占了全部贷款的17%.由于房地产企业一般自有资金规模不大,因此其高负债率,容易将风险转化为银行的风险。
对经济特别是房地产是否过热的讨论,在信贷压缩之际开始成为经济间讨论的主要话题。正如房地产业可以形成长产业链拉动相关产业一样,其收缩
自然也会产生连锁效应。谢国忠分析,“矿石与金属的进口增长将趋于正常”,“数量效应可能贯穿整个产业价值链,价格效应则可能在下游显示得比上游更为显著”。
对于2004年,宋国青称“特别看好消费形势”,他推导说,“消费的高涨往往有一个‘时滞’,今年因为‘非典’,消费被延后了,它会在今年释放出来。这样,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工资上涨,物价上涨,整个经济也因此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