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但始终未能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所形成的强固制约因素，再加上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就使之难以突破萌芽状态。

【英文摘要】The study on the Capitalism Shoot in China has been followed with interest for many years,but there isn"t a unified conclusion yet. Although the Capitalism Shoot emerged in China before in Europe,it couldn"t lead to Capitalist System at last.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reason that hindered the developpment of the Capitalism Shoot, such as the special economic structure,the absolute feudal monarchy,the trammels of fedual ideas and so on.

【关 键 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抑制/原因
一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和衰落以致灭亡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主要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它显然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母胎内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2]（第167页）又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第193页）欧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区，而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走的却是一条畸形的路。

大多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萌芽什么时候产生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已经产生，如大工商业主子贡、弦高、范蠡、白圭、吕不韦等都有万贯家财，他们役使的劳动人手多达万人，其中不乏雇佣劳动者，即所谓“持手而食者”。有人认为唐代工商业繁盛，海外贸易发达，出现了一批巨富大贾。长安邹风炽，扬州王四舅，洛阳王清，皆并时豪富，富甲天下。为他们经营工商业者成份复杂，但其中亦必定有雇佣劳动者。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棉、甘蔗和茶的专业户。城市中手工业商业繁荣，实行千百年的坊市制被打破。在思想上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受到冲击，陈亮等的“农商皆本”的意识破土而出。在众多以城市市民为听众和读者群的文艺作品如话本中，商人已经作为诚实守信的正面形象出现。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就是为人们所喜爱的正面形象。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活动中，雇佣劳动者不是个别现象。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学的历史课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此意见编写的。应该承认，明朝中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还是比较充分的。如苏松杭嘉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纺织业作坊，坊主与机工大都为雇佣关系，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在广东佛山镇出现了雇工达千百计的采矿冶铁作坊，在长江中下游农业发达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前大大扩展，经营地主出现，他们发展了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清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朝中叶又有所发展。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它仅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中国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二
即使承认明中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相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算晚。问题在于，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老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第620页）此一解释长期为中国史学界引用，解放后近20年，几乎无人提出疑义，因而成为一种经典释文。不过，外国学者早有自己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书中表述的观点：欧洲的新教提倡勤俭和禁欲主义，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导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追求无休止的体面享受，社会财富被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毛泽东的经典解释产生怀疑。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的顾准，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并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比较后认定，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自然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法律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后来，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永远是“六道轮回”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达到自身的成熟阶段。再后，有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体系”观点的面世，对中国古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它推迟了自身衰败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之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

三
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鸦片战争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迎接挑战的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及其压榨下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虽然当时的经济总量中国居世界第一，但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抗争中却一败再败。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而发展滞后？我认为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传统思想等方面综合考察，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从经济结构看，首先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作用。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大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农村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变化并不大。

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自汉武帝时候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由此使封建国家控制了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这大宗工商利润本可积累数量可观的货币并作为生产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然而，这些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封建国家用作了行政、军事等开支，其中不少财富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了。显然，依靠政府难以积累起发展工商业的资本。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私营工商业，它与官营工商业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官府控制较紧时，它就萎缩；反之则发展繁荣。然而，封建社会的私营工商业不仅没有积累起大量资本，而且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步履维艰。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经营工商业的风险相对大于农业，加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少工商业者愿意将工商利润投资购买土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变成工商业者兼地主。第二，私营工商业者的利润除投资土地外，大量投向了非生产领域，如买官，瑞蚨祥的主人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都买了几品顶戴。如捐款筑路修桥赈灾，更多的是奢侈浪费，建巨宅、树牌坊，修坟墓，声色犬马，有些外国人慨叹，中国富人的钱都送给八大胡同了。

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

从政治制度看，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从思想上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偏重伦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传统思想倡导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使贱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极其不利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选官制度，从征辟察举到九品中正，再到科举取士，考试内容主要是经义诗文，对自然科学很不重视。尽管中国的科技发明在明朝中叶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到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也就不能为资本主义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提供有力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学习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明清两代都厉行海禁，错过了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并向亚、非、拉各洲进行殖民活动，疯狂掠夺人和财富时，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的轨道上蹒跚而行。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生长数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走从西方“引进”和“嫁接”的路，由此导致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而曲折。


【参考文献】
[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毛泽东选集（1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