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家庭基本支出比例是指家庭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部分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当前我国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大，消费剩余部分过小，从而对民间投资、就业、社会公平、社会分配结构等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家庭基本支出 民间投资 就业 分配结构 有效需求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费剩余，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家庭的消费剩余一般不用于进行投资，只能通过储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间接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很明显，尤其是消费剩余作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庭投资的多寡取决于基本支出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资所占份额。我国目前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项目开支过大，致使家庭收入中进入投资领域的份额很小，虽然基本支出类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资资金，因为这部分收入已经预算到基本支出项目上了。

当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基本没有什么消费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虚高。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其房价均异常走高，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价格高。据测算，中国城市土地费用约占总房价的30%。当前土地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涨，反过来，房价上涨又使地价上扬，但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反应，也不是合理市场竞争的真正反映。二个利润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润率已超过20%，且继续呈上扬趋势。这个利润率不但远远高于我国一般工商业4-6%的利润率，且远远高于国际同业10%的利润率水平。三是财产税赋制度极不合理。目前国内所购的住宅，要把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一次性缴齐。这样的收费办法与逐年缴付的办法在价格上相比，结果差别极大。如果采用逐年缴付的办法，初始房价将会下将30%左右。四是房地产市场不规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团”，人为地抬高了价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个原因列为房价飙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的需求被虚假放大，造成了楼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价却仍在上涨，这正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二是子女教育费用高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总消费中超过了房价，排在第一位。高扬的子女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今，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费用都涨得让人无力应对，教育改革成了收费改革。而教育在我国的需求弹性太小，甚至没有弹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人们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的必须支出项目。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返贫、举债，甚至卖血的事例也不鲜见。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新返贫的农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贫的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i]

三是医疗费用攀升。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近年来，医疗费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逐步成为生活费用中的大项支出。对于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得了相对比较大的病，也许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开始，一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从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的3.6%持平。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因经济困难未治疗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的现实，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住房，教育还是医疗，其价格上涨，都相应地刺激了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民间投资发展和就业不利。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不是所谓的股市投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无论是绝对投资额还是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较大增长，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近1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年均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量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部分[ii]。可以说，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就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很多行业中的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其中，有制度、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都是外因。这些外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决定民间投资的却是内因，是民间资本本身，民间投资之源。而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无几，对于大部分靠自我筹资的民间投资来说，无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根源上讲，提高民间投资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确定适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适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这个来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谈。而就是这有限的家庭消费剩余，也没有真正投向实业。

根据对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调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投资领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金融领域而不是实业。在当前金融业不完善，股市与企业业绩相脱离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向股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结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资本真正增殖，且没有创造就业岗位。其原因，一是资本量太少，那些投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往往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而不能进入，而那些入行门槛低的行业，很多都已经由于投资过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从而使很多小额资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场；二是制度机制的限制和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所造成。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农村家庭，家庭消费剩余几乎没有，谈不上投资与致富。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就业难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当前情况下，城镇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就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待就业的人数每年要新增上千万。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投资，尤其是增加民间投资，投资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实施减员增效的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来说，不太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他们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资，自我实现就业。所以，这一部分人员的就业必然会依赖民营企业来解决，尤其是要依赖于一些民营的劳动密集性企业来解决。同时，随着民间投资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而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见，民间投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使得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稳定不利，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其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者说“纺缍形”、“枣核形”，也就是说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会中应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而且这个“金字塔”的顶部应当说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宽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穷的人却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也不多。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要有工资收入，也得有投资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费剩余不足以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从而不利于这种社会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大而且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调解和控制，最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济贫”来实现，而应该让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费剩余用来投资和创业，让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则国强，强国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国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投资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生本来应追求幸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天价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日日见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在焦虑与煎熬中度过。为了住房，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的积蓄，为了子女，只能放弃自己；不经意的一场病，也会让很多家庭一撅不振，从此与致富、幸福无缘而与贫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贫富差距不可能有缩小之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不会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三是对消费需求形成不利。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价上涨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极度上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虽然家庭储蓄存款年年创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小。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费等少数几个大项上，从而造成消费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自然减少，造成很多产品滞销，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间接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费后所剩无几，不足以用来投资，从而减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不足，是很严重的问题。扩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钱袋上，千方百计地要把十几万亿的民间储蓄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益，储蓄是不能用作消费的。储蓄在当前情况下对老百姓是最真实的保险，是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最实际的保险。扩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在于给民间投资以营养，在于降低比例过高的基本支出，从而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释放民间投资蕴藏的更大能量。





[i] 兰昆，《中国经济导报》2004年1月1日


[ii] 《中华工商时报》2004-02-10：《关于对民间投资的界定》


[iii] 《人民日报》2002年12月5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百姓生活更富足—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