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马路的“本市人”是“清洁工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外地人”则是“民工”,是被歧视的对象。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不知是否办了“暂住证”。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
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
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
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
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
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投资,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
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
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
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VCD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
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1995年,粮价每100斤能卖到70-80元(现在为40元)。彩电农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没钱买。盖房与供孩子读书,让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也呼吁,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
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如今,许多十六、七岁的小孩被迫中断学业,他们中绝大多数远走北京、江浙、广东等城市找饭吃。村落里变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疯长的杂草见证了这些农民远走他乡的城市化梦想。无疑,在生存(养家糊口)与发展(小孩上学)的天平上,更多的农民宁愿或只能选择前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成为新鲜血液,为中国的
现代化补给营养,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漂浮,衣食无着,也会成为“血栓”,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后记
新中国的现代化,不外乎一部对农民的压榨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农民则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个世纪过去,阳光却总也照不进去。透过S村的点滴,我们看到一些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时间、痛苦与侮辱的心灵。他们五十年的挣扎,尚可说是中国乡村生活中幸运的一群。五十年来,我们的城乡是两国,那些进城的农民,不过是在国家
政治彻底破灭后,涌向另一个国的难民而已。
人世间没有莫名的哀伤,所有的泪水都会有原因。今天,我已经决定不再流泪,因为泪水再多,也是拼不过几亿中国农民的。倘使泪水有用,农民何以沦落到今天?我因此淡化了心中的一切痛苦,来记录自生自灭于中国大地的父老乡亲。透过乡村这些琐碎的生活,人世间最大的不公与恶毒,吾民逆境求生的朴素信仰,诸君大概也窥见了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