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117个与会国政府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表达了要把人放在发展的核心地位的一种新共识。世界领导人承诺要把支持充分就业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目标，承诺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与公正、加快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及通过联合国加强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随后，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它显示了对实现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消除强迫劳动、消除童工劳动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中歧视的再次全面承诺。
1999年“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KILM）”的问世，体现了国际劳工组织（ILO）根据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1998年《宣言》所确定的目标所做的新贡献，旨在帮助其成员国设计更有效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经济结构变动的加速，“从一（一个企业、单位）而终”的就业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个人为了保持就业状态往往需要连续不断地变动岗位、专业、职业甚至居住地。这个特点在中国的转轨时期尤其明显。为了很好地反映这些特征的变动趋势，下面我们采用1999年11月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第276届会议推荐的18项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KILM） 进行对比分析。这些指标主要回答下列问题：人们从事何种经济活动？劳动力队伍的规模和构成情况如何？人们工作多少时间以及他们因此工作挣多少工资？多少人没有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存在哪些类型的就业歧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怎样？青年人面临哪些特有的就业问题？等等。

2.1 劳动参与情况

2.1.1劳动力参与率指标
劳动力参与率属于测量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指标，它显示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规模。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其中分性别、分年龄的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的不同侧面。尽管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高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劳动力参与率这个指标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劳动力参与率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活跃程度。因此，劳动力参与率高时，失业率可能也高；劳动力参与率低时，失业率可能也低。
通常劳动力参与率的计算可以表达为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其中，劳动力为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一定年龄以上的人口，它由经济特性的概念所决定。这个指标的数据往往表达为分性别和分年龄组的形式。其中，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年龄分组有以下几档：15岁及其以上，15-64岁，15-24岁，25-54岁，55-64岁，65岁及其以上。中国的起始年龄有所不同，应为16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

表2-1 1990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
年龄 合计 男 女
15 79.20% 85.0% 73.00%
15-64 84.17% 88.87% 79.14%
15-24 78.29% 77.40% 79.22%
25-54 92.36% 97.79% 86.50%
55-64 56.49% 72.58% 37.01%
65 19.30％ 32.70% 8.00%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日内瓦，P22。

综合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25-5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是最高的。最显著的差别是进入劳动力（16-24岁）的速度和退出劳动力（55-64岁）的速度。由此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进入快，退出慢。布基纳法索（1995年）的劳动力参与率是最高的，能够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其15-2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83.5％，25-54岁上升到97.2％，55-64岁为92.0％，65岁及其以上下降为71.7％。这说明在布基纳法索，一方面，青年人的学校教育与经济活动广泛结合；另一方面，老年人受养老金制度覆盖的面很小。
第二种类型：进入慢，退出快。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代表的德国(1995年)和作为经济转轨国家代表的独联体(1995年)，在劳动年龄两端显示出两个急剧下滑的陡坡。 青年人（15-2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比较低，德国为56.1％，独联体为53.0％；在主要年龄段（25-54岁）达到峰值，德国为92.5％，独联体为96.3％；随后急剧下降，德国由54.6％（55-64岁）减少到4.2％（65岁及其以上），独联体由58.9％（55-64岁）减少到12.6％（65岁及其以上）。
第三种类型：进入较慢，退出也较慢。这些国家大多分布在中东和北非。以埃及(1995年)为例，15-24岁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46.5％，25-54岁为90.5％，55-64岁为87.2％，65岁及其以上为36.5％。
第四种类型：进入快，退出也较快。中国（1997年）就是属于这一类型。青年人（16-2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很高，为81.06％；主要年龄段（25-54岁）的峰值为94.27％；随后下降加快，由59.09％（55-64岁）减少到24.52％（65岁及其以上）。

表2-2 1997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
年龄 合计 男 女
16 81.51% 86.61% 76.35%
16-64 87.57% 91.80% 83.24%
16-24 81.06% 80.85% 81.28%
25-54 94.27% 98.27% 90.17%
55-64 59.09% 72.58% 45.17%
65 24.52％ 34.21% 15.8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出版，P72-75。

一般说来，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劳动力参与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劳动力参与率反而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从通过表2-1“1990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和表2-2“1997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简单对比，发现中国各个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明显的提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例？这只有两个可以解释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具有勤劳的天性和品德；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因此对中国的小康水平不能估计过高，到2000年我国只是基本实现了小康，一方面小康的标准不高，另一方面只是从平均值的意义上实现了小康。在农村，外出打工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在家务农的都是3860部队，其中“38”指妇女，“60”指老年人。在城市，离退休职工发挥余热比较普遍，据统计大约有1，000万离退休职工退而不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年人也有一种危机感，由于传统社会福利的弱化，预期未来个人医疗支出膨胀，他们怕养老金今后不够花，希望在自己能够工作的时候尽可能多工作一些。

2.2 就业状况

就业状况是多方面的，因此单一指标很难概括全面。下面六项指标直接与就业相关，这些劳动力市场度量与政策制定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2.1人口就业率指标
人口就业率是指全部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作为一项指标，人口就业率往往与失业率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体系状态最重要的指标，它反映有多少人口参加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活动。由于失业统计可能掩盖诸如低收入、大量非正规部门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就业统计，并通过就业统计证实劳动力市场的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同样，全面的就业测量中也隐含有低收入和较多的非正规部门。
根据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会议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解释，“就业”是指在参考期内为了获得收入或者利润（或者某种好处）完成任何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由于疾病、度假和劳工纠纷临时缺席的人。这个解释还表明，为家庭企业或者农场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即使没有获得报酬的也算就业。计算人口就业率的数据主要来自劳动力的住户调查，即人口抽样调查。
据分析，中国90年代中期的人口就业率（78.7％，1995年）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紧接着是冰岛（71.1％，1997年），泰国（70.9％，1997）和挪威（69.8％，1997年）。最低的国家是阿尔及利亚，1995年为28.8％。人口就业率低于40％的另外三个国家是阿根廷（37.1％，1995年），巴基斯坦（39.0％，1995年）和西班牙（39.8％，1997年）。
人口就业率一般分为五个档次：（1）低于40％；（2）介于40％-49.9％之间；（3）介于50％-54.9％之间；（4）介于55％-59.9％之间；（5）60％以上。目前中国仍属于第五类。1990-1997年间，国际劳工组织分析的45个国家的资料显示，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男性人口就业率都呈下降的趋势，而女性人口就业率呈上升的趋势。原因有两个：一是男性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整个劳动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二是男性劳动力的提前退休趋势，得到女性劳动力进入的补充。
1997年，中国人口就业率为78.17％，比1995年的78.69％略有下降。
2.2.2就业身份指标
就业身份通常分为三种形式：（1）领取周薪和月薪的劳动者、雇员；（2）自雇劳动者、雇主以及为自己账户工作的人；（3）家庭工人，又称为没有报酬的家庭工人。其中自雇劳动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雇员，另一类是没有雇员。按就业身份的分类，有助于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种就业身份的分类也反映了就业风险的程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统计资料显示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与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强相关。在发展中国家，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比较低，但是波动范围比较大。所以，自雇劳动者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的比例很高。
在发达国家，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高达70％～90％，甚至更高；自雇劳动者的比例一般为10％-15％（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土耳其除外）；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的比例一般为0％-4％。经济转轨国家甚至也有较高的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
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业身份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雇劳动者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份额呈下降的趋势，而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份额呈上升的趋势。如牙买加、巴拿马和韩国等。第二类是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份额与自雇人员份额同时上升的经济。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波多黎各、斯里兰卡和泰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正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扩张导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上升；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发展也导致自雇人员比例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略有不同，在泰国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增长速度高于自雇人员，而在波多黎各则相反，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增长速度低于自雇人员。第三类是由于某些退化趋势，正规部门增长缓慢和就业机会短缺，导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下降，而自雇人员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比例呈现上升状态。如委内瑞拉和菲律宾。这表示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低收入、低劳动生产率的活动。
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份额下降，而自雇人员的份额大幅度上升。1990年全国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为24.78％，到1998年下降为17.64％。单从城市内部来看，1990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为95.44％，到1998年下降为59.66％。

2.2.3 分部门就业指标
分部门就业是指就业通常被划分为初级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关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有明确的定义。农业部门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工业部门包括矿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电力、煤气和水）；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餐饮和旅店、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工商服务、社区和个人服务等。该指标表示出了更广泛的部门范围的工作增长和下降，同时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趋势和程度上的差异。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就业一直在由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和工业）转向服务提供部门。这个转变最显著的是在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而撒哈拉附近非洲和某些亚洲国家则变化缓慢。
部门就业的流动是分析生产力趋势的重要因素，因此需将源于部门内的生产力提高与源于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的生产力提高区别开来。同时补充这三个部门内部产业的详细情况非常有用，因为决策者更加关心公共部门内的发展趋势。整个世界，农业就业比例呈下降的趋势。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相当高，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非常低。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中东和亚洲，工业就业份额有所上升，而其他地区呈跌落态势。大多数国家服务业部门就业份额超过了50％，一些转轨经济国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例外。在毛里求斯、斯威士兰、津巴布韦，服务业的就业比例正在接近50％，而博茨瓦纳、 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已经超过了50％。在做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时，我们发现服务业高一些，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服务业一定非常发达。以津巴布韦为例，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2，24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3，07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860美元； 而津巴布韦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46.8％）要中国高出20个百分点，可能是由于津巴布韦传统服务业发达和第一产业比例（25.5％）偏低造成的。
一般说来，男性在工业部门占有较高的就业比例，而女性在服务业部门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农业内部男性就业份额高于女性；而在亚太地区和撒哈拉附近非洲，农业内部女性就业份额略高于男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东和北非，农业内部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份额基本相当。

表2-3 中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情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年 70.5% 44.3% 12.2%
1980年 68.7% 44.2% 13.1%
1985年 62.4% 38.5% 16.8%
1990年 60.1% 21.4% 18.5%
1991年 59.7% 21.4% 18.9%
1992年 58.5% 21.7% 19.8%
1993年 56.4% 22.4% 21.2%
1994年 54.3% 22.7% 23.0%
1995年 52.2% 23.0% 24.8%
1996年 50.5% 23.5% 26.0%
1997年 49.9% 23.7% 26.4%
1998年 49.8% 23.5% 26.7%
1999年 50.1% 23.0% 26.9%
2000年 50.0% 22.5% 27.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P13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进入了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自然反映。1990-1998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由60.1%大幅度下降为49.8%；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由21.4%上升到23.5%，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由18.5%大幅度上升到26.7%。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人均GDP而言仍然偏低。
2.2.4非全日制工人指标
非全日制工人，顾名思义他们的工作时间低于全日制工人。非全日制工人可以用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一个是所有非全日制就业者占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另一个是女性非全日制就业者占全部非全日制就业者的比例。国际劳工组织对全日制就业没有一个官方的定义，主要是因为这个情况的国家差别比较明显。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大约为每周30小时至40小时不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周工作35小时及其以上的为全日制工人；而每周工作少于35小时的为非全日制工人。统计资料表明，目前荷兰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最高（29％，1996年），保加利亚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最低（1％）。大多数国家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在10％-20％之间。
几乎在所有国家，女性非全日制就业的比例高于男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非全日制就业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包括男性和女性。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从人们的感受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非全日制工人就业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下岗职工增多;二是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三是非正规就业部门增多。
2.2.5工作时间指标
工作时间包括三个明显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工作少于“边缘”时间----每周10小时的比例；第二个要素是工作超过“过分”时间----每周40小时的比例；第三个要素是劳动者每年平均工时。前两个要素与就业比例有关，旨在向希望更广泛地评估就业经历的使用者提供信息；而全年平均工作总时数是指就业人口在全年期间的实际工作时数，排除在该年的假日、病假、停工、季度性休工等休息时间。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作时间每周超过40小时的比例相当高。在所有有据可查的国家（只有匈牙利除外）中，男性工作时间每周超过40小时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女性工作时间每周不足10小时的比例都高于男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增多，工作超过“过分”时间---每周40小时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增多和下岗职工增多，工作少于“边缘”时间----每周10小时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199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获得了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资料。
表2-4 中国1995年在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69816. 4 21.51 164.60 812.12 1850.98 37041.9 29925.2 5974.65 23950.5
100% 0.03% 0.24% 1.16% 2.65% 53.06% 42.86% 8.56% 34.3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P136。

全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0.7小时，其中城市每周工作时间39.4小时，镇每周工作时间39.6小时，县每周工作时间41.1小时。中国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1小时的占到42.86％，比例较大，主要发生在农村；每周工作时间不足33小时的比例很小，只有4.08％。这说明就业时间不充分的现象并不普遍。

表2-5 1995年男性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37880.4 9.42 55.00 247.83 628.20 19534.1 17405.8 3225.08 14180.7
100% 0.02% 0.15% 0.65% 1.66% 51.57% 45.95% 8.51% 37.44%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P384-385。

表2-6 1995年女性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31936.0 12.1 109.6 564.3 1222.8 17507.8 12519.4 2749.56 9769.79
100% 0.04% 0.34% 1.77% 3.93% 54.82% 39.20% 8.61% 30.59%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P386-387。

通过表2-5和表2-6，我们发现中国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要短，因为女性每周工作41小时以上的比例要小于男性。
另外,一些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国有企业职工的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表2-7 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国有企业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变动情况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制造业 42.3 43.3 33.5 34.3 36.8 34.7 31.6
建筑业 N.A N.A N.A N.A 40.0 42.8 36.8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P667。

国有企业作为正规部门的典型代表其就业时间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意味着正规部门的就业时间逐年递减。
2.2.6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指标
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指标主要反映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占城市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就该部门的规模和发展而言，非正规部门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口增长率高或者已经城市化的国家，非正规部门往往吸收城市地区大多数不断增加的劳动力。
20世纪90年代，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呈上升的趋势。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城市非正规部门女性就业份额均高于男性。目前，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超过50％的国家，非洲有9个（喀麦隆、科特迪瓦、赞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拉丁美洲有三个（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亚洲有一个（巴基斯坦）。从总体来看，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最高（超过70％），而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最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也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2.3失业、就业不足和无业

2.3.1失业指标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失业率是著名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失业率等于失业者除以对应的劳动力，其中对应的劳动力等于就业者与失业者之和。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有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决议，将失业者界定为在参考期期间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和寻找工作的特定年龄以上的所有人员。应当承认，关于失业，各个国家的定义和覆盖范围在许多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差别。这些方面包括年龄限制、寻找工作的准则以及对雇佣临时工、对失去工作前景信心或者首次寻找工作人员等情况的处理。一般说来，家庭劳动力调查通常覆盖最全面，也是对失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但是诸如人口普查、就业安置机关的记录和官方估计数等其他资料来源通常也是可以利用的。
1996～1997年整个世界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失业率超过了7％。诚然，7％的失业率并不是特别高，有些国家的经常性失业率一直在14％以上。但是，7％的失业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者经济状况恶化。同样的情况，对于独联体国家来说，5％以下的失业率可能掩盖着严重的劳动力利用不足和贫困。在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但是，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是个例外，那里男性失业率超过了女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的趋势，1992年为2.3%，到2000年上升到3.2%。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8％（2001年），比登记失业率高两个百分点左右。
2.3.2青年失业指标
在许多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青年失业一般被当作重要的政策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在这里关于“青年”年龄的规定是15-24岁，“成年人”是指25岁及其以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年失业者的年龄统计范围为16-24岁。这个指标由四个区别显著的度量标准组成，每个标准代表青年失业问题的一个侧面：（1）青年失业率（即青年失业者占青年劳动力的比例）；（2）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3）青年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4）青年失业者占青年人口的比重。对青年失业各项衡量标准的分析应综合起来进行。
如果我们孤立地分析这四项标准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人一个扭曲的概念。比如，一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可能比成年失业率高，但青年在失业总数中的比例却较低。列出青年失业在青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旨在承认大部分青年是以劳动力队伍外的某个身份进入失业队伍的这一实际情况。若把四项指标放在一起分析，它们便能相当全面地反映青年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
青年失业者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没有工作；（2）现在能够工作；（3）目前积极寻找工作。纵观全球，一个显著的、长期不变的特征就是青年失业率高于成年失业率。一般青年失业率是成年失业率的2倍，有时甚至更高。其中，有些国家是个例外。比如，德国由于为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提供二元制教育，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为1：1；奥地利和瑞士由于实行与德国类似体制，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略高于1：1。而在欠发达国家里，中非共和国、塞浦路斯、尼日尔的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等于或小于1：1。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青年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青年参与全日制教育的比重增加。这样，在许多国家青年劳动力和青年失业者人数都不断减少，使得分子和分母都同时缩小。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伴随总体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青年失业率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走势，1992年为82.9％，到1998年下降为54.7%。这表明体制转轨型失业，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以中年人为主体。

2.3.3长期失业指标
长期失业主要按失业的时间，即失业者没有工作和寻找工作的时间来划分。这项指标的潜在假设是短期的失业可以不予考虑，特别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或者其他类似资助的人。短期失业往往被看作是有希望的，失业者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但是，当失业者失业的长度数以月计、年计时，对他们的关心程度应该上升。因为持续失业的时间越长，情况也就越严重。
长期失业指标由两个独立的标准构成：一个是长期失业率，即失业超过一年以上者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另一个是长期失业的影响范围，即失业超过一年以上者占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所有关于失业持续期的数据均来自于家庭调查。
长期失业的数据在国家间的变动幅度很大。就长期失业的影响范围而言，只有少数国家超过40％，最高的是意大利为66％（1997年）。频谱的另一端，只有朝鲜、墨西哥和美国三个国家。就长期失业率而言，1997年最高是西班牙（11.3％），最低的是朝鲜和墨西哥（0.1％）。分性别来看，虽然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失业率，但是并不能说女性长期失业率也高于男性。因为男性占全部失业者和全部劳动力的比例要比女性大，所以长期失业率的性别差异并不十分显著。
长期失业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疼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给予长期的关注，但是效果普遍不太理想。
表2－7 27年间部分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长期失业者(失业一年以上)占总失业者的比例

年份 美国 德国 法国 荷兰 奥地利 爱尔兰 丹麦
1980 13.3% 39.3% 42.2% 50.5% 31.0% 36.9% 33.0%
1990 5.5% 46.3% 38.0% 49.3% 30.0% 66.0% 29.9%
1997 8.7% 49.1 41.2% 49.1% 28.7% 57.0% 27.2%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展望》汇编。

表2-8 中国长期失业者占总失业者的比例
年份 全体 男性 女性
1996年 40.12% 41.15% 39.16%
1997年 58.09% 57.16% 58.93%
1998年 59.65% 56.71% 62.3%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P92（1999年）,P102(1998年),P97(1997年)。

中国政府关于长期失业者失业时间的定义为6个月及以上。近年来，中国长期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的影响范围都在不断扩大。1998年失业时间6个月以上的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为59.65％，其中女性长期失业者的比重为62.3％；而1996年失业时间6个月以上的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为40.12％，其中女性长期失业者的比重为39.16％。
2.3.4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失业指标
这项指标是全部失业者在五大类受教育程度中分布的百分比。关于五大类受教育程度的划分标准是：不足一年的教育，初级水平以下，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这种分类参照了《教育分类国际标准（ISCED）》，它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设计的。
这项指标最主要的教育水平是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这里初级教育旨在提供教育的基本要素，比如小学、初中。学生通常5-7岁参加初级教育，13-15岁毕业，受教育年限大约为8年。中级教育是指高中、师范学校和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学生通常13-15岁入学，17-18岁毕业，受教育年限大约为3年。高级教育是指大学、师范学院、高等职业学院等。
在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率就越低，情况从来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在这些国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失业率也可能会比较高。教育水平造成的失业这一指标对制定就业和教育政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失业人员的现有教育和技术水平，有助于改进失业人员培训计划的效力或有助于制定创造就业的计划。
国际间的比较也是非常有益的。与西班牙相比，加拿大受高级教育失业者的份额特别大，1995年西班牙为16％，而加拿大为3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加拿大劳动力中受过高级教育的比例是西班牙的两倍。对于爱尔兰与日本的差别，其他的因素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6年，这两个国家劳动力中受高级教育的比例基本上是接近的，爱尔兰为27％，日本为31％，但是其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比例的差异却十分显著，爱尔兰为11％，而日本为29％。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比较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这两个国家劳动力中受过高级教育比例比较接近，但是印度受过高级教育的失业者份额却是巴基斯坦的两倍。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同可以在解释这种差异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印度为例，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1，66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360美元；而巴基斯坦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1，58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500美元； 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到1倍，而印度农业就业比例（66。7％，1995年）要比巴基斯坦农业就业比例（46。8％，1995年）高出20个百分点。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农业造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就业岗位短缺。市场经济国家里，由于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同高水平的收入相联系的，所以在印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里失业现象似乎更加司空见惯。

表2-9 中国按受教育程度分失业人员构成
受教育程度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总计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7% 0.9% 0.6%
小学 7.8% 9.8% 6.7%
初中 52.0% 51.6% 57.0%
高中 34.8% 33.6% 31.1%
大专及以上 4.7% 4.1% 4.6%
男性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6% 0.8% N.A
小学 8.3% 9.9% N.A
初中 51.9% 51.0% N.A
高中 33.9% 33.4% N.A
大专及以上 5.3% 4.9% N.A
女性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7% 1.1% 0.6%
小学 7.4% 9.7% 6.0%
初中 52.1% 52.0% 56.1%
高中 35.6% 33.8% 32.3%
大专及以上 4.1% 3.4% 5.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P62（1999年）,P73(1998年),P69(1997年)。

近年来,中国低素质劳动力(不识字、小学)的失业比例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初中水平劳动力失业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大专及以上水平劳动力基本维持不变，略有波动；而高中水平劳动力的失业比例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它可以说充分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就业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个现象肯定不是新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造成的，而是由于下岗职工群体造成的。这些人年龄以35－45岁为主，下岗前期主要是初中毕业生，到下岗后期一些老的高中毕业生也大批下岗。其中一部分下岗人员直接变成失业人员或者间接转换成了失业人员。
2.3.5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指标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一种最明显的可测定的就业不足，即工作量短缺。这项指标是指在一个参考期内，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的人数。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专门以家庭为基础的调查。前面讲的是显性失业，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隐性失业,它是指存在于“相对某个可以选择的就业状况，本人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而目前这个就业者的工作时间不充分。” 这项指标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另一个是占全部就业者的百分比。
在大多数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女性高于男性。不管这种就业不足呈上升还是下降趋势，女性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一般都要比男性高出几个百分点。在大多数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现象。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呈下降的趋势，事实上，这些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没有广泛传播，也许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充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证明。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低于事实上的失业率。这些指标不一定来自同样的出处或者相同的调查期，在对这两种失业率进行比较时要格外小心。一般的结论是，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比普通失业率要更加稳定。
在许多国家，当经济不能给失业者提供所期待的全职工作，它同样不能给其就业人口提供所期待的全职工作。最近，我们在发达国家观察到一种现象，伴随经济增长的扩张，过去的几年失业率一直下降。在这些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却连续地上升或者保持稳定（最好的情况）。也许为了适应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短期工作成为一种大家喜欢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工作机会的全面缺乏。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的数据在分析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些工作时间短的个人的状况时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市场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转轨国家的一个相同之处，大量有收入的工人正在由于雇主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成为下岗职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也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一点城市比农村更加明显，下岗职工在1987－2000年间呈逐年增加的势头。
2.3.6无业率指标
无业率是指“最佳就业年龄”即25-54岁人口中，既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人（即在劳动力队伍之外）所占的比例。简而言之，它是25-54岁劳动力参与率的反面，两者加起来构成25-54岁年龄人口的100％。这项指标比劳动力参与率更加复杂。最佳就业年龄中的无业率可使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创造就业能力的缺陷。该项指标在用于国别比较时非常有用。最佳就业年龄人口无业率低的国家正在大量开展市场活动；妇女的无业率高很可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风俗中对从业妇女的不积极态度。
从统计资料来看，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女性或者全部无业人口的系统性减少，只是男性无业人口略有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无业率下降了一半。
1995-1997年，6个地区分组的最高和最低无业率如下：（1）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中，最高为马耳他（40.5％，1995年），最低为冰岛（9.0％，1997年）；（2）经济转轨国家中，最高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24.2％，1996年），最低为白俄罗斯（4.6％，1995年）；西方的标准与我们不同，经济转轨国家主要是指前苏联和中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大多实行的“休克疗法”； 中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转轨国家，西方一般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待。（3）亚太地区国家中，最高为巴基斯坦（44.9％，1995年），最低为中国（4.3％，1996年）；（4）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高为波多黎各（34.6％，1997年），最低为牙买加（9.7％，1995年）；（5）在非洲撒哈拉附近地区，最高为斯威士兰（31.2％，1995年），最低为卢旺达（4.9％，1996年）；（6）在中东和北非，最高为迦沙地区（48.4％，1995年），最低为卡塔尔（14.4％，1995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女性劳动力无业率仍然高于男性。男女之间劳动力无业率的差距从10％-20％到80％以上（在巴基斯坦和迦沙地区）。
1996年，中国全部25-54岁不在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3％，其中男性为1.6％，女性为7.0％，这在世界上目前是最低的。从内部来看，中国25-54岁不在人口业占全部不在业人口的比例为21.55％，其中男性为11.30％，女性为27.35％。

2.4 受教育程度和文盲

2.4.1受教育程度和文盲指标
劳动力市场业绩和国家竞争力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工人队伍的技术水平。接受教育和掌握技术是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和利用迅速变化的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可从国际资料来源获得有关教育的数据。它们是关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最佳数据。该指标集中显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分布。其中前四个参数属于教育水平，第五个参数是成年人口的文盲率。这个指标覆盖全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其中特别重视年轻劳动者（25-29岁）。因为年轻组的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国家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最新变化趋势。教育水平分布的百分比同样按不足一年的教育，初级水平以下，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来计算。
文盲的标准是不能阅读或者书写关于日常生活的简单句。文盲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有用。文盲率覆盖范围广，多年观察可获得性强。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相对撒哈拉附近非洲地区稳定地具有较高的高级教育人口和较低的文盲率。在采取新技术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国家中，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劳动力分布更加均衡。加拿大和日本是发达经济中的典型分布，大多数劳动力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相当规模比例（20％-50％）的劳动力受过高级教育。印度和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劳动力分布的典型，在这些国家低素质劳动力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劳动力不足三分之一。
目前整个世界的文盲率都在不断降低。一般说来，女性文盲率要高于男性，这个差别在中南亚、撒哈拉附近非洲、中东与北非尤其显著。

表2-10 1995年中国劳动人口分年龄组的教育程度 单位 万人
年龄 合计 大专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学 扫盲班 未上过学
总计 70843.9 2068.0 8084.9 25969.8 25912.1 1525.0 7284.1
16-19 4829.6 11.36 295.3 2655.7 1678.4 21.5 167.3
20-24 10068.2 259.0 1217.2 4953.2 3224.1 58.2 356.5
25-29 11949.8 438.2 1288.5 5579.1 4087.8 102.3 454.1
30-34 10399.3 416.1 1946.0 4717.4 2771.8 119.4 428.7
35-39 8188.9 250.0 1670.9 2815.0 2658.1 188.6 606.4
40-44 8654.3 232.1 785.3 2514.2 3864.0 313.1 945.6
45-49 6185.0 171.8 398.8 1357.7 3173.8 196.3 886.6
50―54 4208.3 141.5 284.4 836.2 1876.3 153.5 916.6
55-59 3069.6 115.1 150.5 349.4 1327.5 155.9 971.3
60-64 1877.7 24.3 32.3 122.4 754.9 124.0 819.8
65＋ 1413.3 8.75 15.7 69.6 495.5 92.4 73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P126-132。

1990年至1998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7.06％下降到36.81％；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人口比重分别从23.34％和8.04％上升到30.57％和9.8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从1.42％上升到2.60％；文盲和半文盲（指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重从15.88％下降到11.95％。 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素质提高比较明显。

2.5 工资和人工成本

有两个指标反映工资和人工成本：一个是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标，表示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指标作为代表？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工资的统计资料的获取范围比其他行业和部门更加广泛，而不是因为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另一个是时薪费用，表示雇主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所支付的平均工薪费用的趋势和结构。这两个指标相互补充，因为它们反映了现有工资标准的两个主要侧面：一个侧面试图测定雇员的工资收入，另一个表示企业雇佣这些雇员所支付的费用。
2.5.1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标
选择这个指标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平均工资统计是劳动统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次，工资是收入重要的形式。关于工资水平的信息既是评价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基础，又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收入和财政政策，规范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稳定社会保障供款和收益的主要依据。
实际工资统计并不是原始统计，而是从两种原始统计的组合（工资和物价）中推导出来的。一般说来，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购买力时，建议比较具有相似社会和经济特征国家的实际工资及其发展趋势，这种比较最好在同一地理范围内进行。不同类型的经济之间进行实际工资比较，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可能导致错误结论。即使在世界的同一个地区，工资趋势的分析应该仔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环境和各自经济的统计实践。
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一直稳定向上增长。只有在意大利、瑞典和土耳其，近年的制造业实际工资低于1990年的水平。在欧洲以外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制造业实际工资明显上升，而加拿大、以色列和新西兰的增加幅度很小。在其他国家，制造业实际工资呈逐渐下降的趋势。1992年以后，澳大利亚显著下降，美国也呈下降的趋势。
在东亚，80年代和90年代的制造业实际工资稳步增长。韩国工资增长非常显著。以1990年作为基准年， 1980年制造业工资指数为46，而到1997年为152。与此同时，1980-1990年中国香港的制造业工资指数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后增长开始趋缓。
在中南亚，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显著下降，而斯里兰卡的下降却相对平缓。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的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数显著上升。
一般说来，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上升速度要高于男性。发达国家以冰岛为例，90年代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男性；其他地区，韩国女性的工资指数由1980年的45上升到1997年的158，而同期男性由50上升到142；在新加坡，90年代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指数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

表2-11 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变动情况 单位:元/月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42.5 158.3 172.3 190.8 219.6 279.0 356.9 430.8 470.2 494.4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P876。

1988年至1997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由每月142.5元提高到494.4元，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数由1988年的100上升到1997年的140。
2.5.2时薪费用指标
这个指标考察雇主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支付的平均时薪费用的水平、结构和趋势。时薪费用通常用绝对数表示（以美元为单位），也有把美国作为100，用百分比表示的。这个指标同时显示非工资人工成本在薪金总费用中所占的百分比。
平均的时薪费用是一种工资测量，旨在表示雇主关于利益的支出，而对他们的雇员而言就是每小时劳动补偿。这些利益针对雇员，或者直接地变相为全部毛收入的形式，或者间接地表现雇主对强制性、契约性和私人性社会保障项目，以及养老金计划、工伤或者人寿保险项目和雇员福利计划的供款。后者，常常称之为“非工资福利”。对于雇主而言，常常称之为“非工资人工成本”。
时薪费用方面的差异仅是影响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如果单独使用，可能导致错误性结论。然而，若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等其他指标结合使用，可从相对的变化中评估竞争力趋势。此外，非工资人工成本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问题讨论中的重要议题。
1980-1997年按美元计算的时薪费用显示，不同国家间的差别很大。1980年，最高为比利时（13.11美元），最低为斯里兰卡（0.22美元）；到1997年，最高为前联邦德国地区（28.28美元），最低为斯里兰卡（0.48美元）。
大多数国家在这个时期，时薪费用至少翻了一番。其中，以色列、日本和中国香港增加了300％，新加坡和韩国分别增加了500％和700％，而墨西哥下降了20％。
中国目前缺少时薪费用的调查资料,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保险和福利水平呈下降的趋势；而非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险和福利待遇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2.6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

2.6.1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指标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产出就是增加值，即生产总值减去中间投入。增加值通常定义为国民账户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要素投入的补偿，例如资本（包括折旧）和劳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在没有其他投入的情况下可以归结于提高劳动使用的效率，或者由于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其他投入进行工作，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中间投入。更加复杂的测量，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它是所有投入单位组合的产出。这个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范围。
比较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把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评价（PPP）转换为美元。从平均水平来看，欧洲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比美国快一些，以致于我们能够看到生产率水平的集中；拉丁美洲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要低许多，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从平均值来看，这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6年还有轻微的下降，结果，拉丁美洲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来越远。
1997年，拉丁美洲与美国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差距为68％，而1980年的差距为60％。比较而言，虽然亚洲（日本除外）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拉丁美洲要低，但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呈现出明显的赶超势头。在1980-1997年间，亚洲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两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5个百分点。
单位人工成本是单位增加总值的劳动补偿。全部劳动补偿不仅包括雇员的周薪和月薪总额，而且包括雇主支付的其他人工成本，雇主对社会保障和养老金项目的供款。平均而言，1996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单位人工成本相对美国来说有所降低，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率的集中。全面来看，制造业的单位人工成本要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人工成本。在主要的非欧洲国家，日本在1996年经历了最高的单位人工成本，这与1990年以来日元快速增值和总体经济的相对较低生产率水平有关。
在拉丁美洲，单位人工成本相对美国而言有所下降，其中巴西除外。1996年，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只有美国的37％。这说明在拉丁美洲，劳动生产率水平分歧一直伴随与美元修正的劳动补偿水平下降。
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477元/人，到1998年上升为31,347元/人。与此同时，单位人工成本也呈逐步上升的势头。

2.7 贫困和收入分配

2.7.1 贫困和收入分配指标
这个指标是为了反映贫困和不平等的不同侧面。下面的资料与某个年份或者某几年的个人支出、个人消费支出或者不同家庭的个人收入有关。通常贫困的测量尺度是对消费、支出和收入低于某个规定水平人口的百分比的估计值。为了测量贫困的深度，贫困的差距测量旨在寻找贫困线以下的平均不足量，假设平均不足量为0时没有穷人。
不平等的直接测量（例如基尼系数）主要是考察收入和消费的积累分布（以罗伦茨曲线为代表），测算实际偏离标准的完美平等程度。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23.1％-40.1％区间，转轨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9.5％-39.5％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据世界银行测算，199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1.5％， 明显偏高，现在到了要合理调控收入差距的时候了。

表2-12 1988-1995年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
年份 农村 城镇 全国
1988年 0.338 0.233 0.382
1995年 0.429 0.286 0.445
资料来源：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P49。
对一个国家穷人人数的估计，取决于所选择的贫困界限标准。然而如何确定最低基本需求的界限则是主观性的，并且因文化和国家优先事项不同而异。当涉及进行合理的国家比较时，定义上的不同又造成困难。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农村贫困的百分比一般较高。如果把农村和城市分开考察，只有喀麦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和蒙古这4个国家的城市贫困高于农村。
按照国际最通行的贫困标准（每天每人1美元），有9个严重贫困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超过了50％。这些国家位于东非、西非和中南亚，贫困非常普遍，问题十分严重 。几内亚比绍贫困人口为88.2％，赞比亚为84.6％，马达加斯加为72.3％，乌干达为69.3％，尼日尔为61.5％，塞内加尔为54.0％，印度为52.5％，尼泊尔为50.3％，肯尼亚为50.2％。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1996年中国生活在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水平的人口为22.2%,到2000年下降为18.9%。
按照每人每天2美元的较高贫困线，贫困人口超过75％的国家有11个。赞比亚贫困人口高达98.1％，几内亚比绍为96.7％，，马达加斯加为93.2％，乌干达为92.2％，尼日尔为92.0％，斯洛伐克为85.1％，塞内加尔为54.0％，印度为88.8％，尼泊尔为86.7％，肯尼亚为78.1％，洪都拉斯为75.7％。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1996年中国生活在每人每天2美元以下水平的人口为57.8%,到2000年下降为51.3%。
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差别巨大。在赞比亚和几内亚比绍，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几乎占到100％。在如此之低的平均消费水平下，人们同样能够生存。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14.4美元（是国际起始点的7倍），8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非常重视农村贫困问题，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下降为2000年底的3，000万人。在城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2000年有328万人受益。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于中国即使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入世后收入差距将如何变化呢？无疑近期内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前不久撰文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同时也产生了“三个不公正”，即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不均和社会断层加大；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加大。我认为还存在“第四个不公正”，那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是如此。显然，中国的反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问题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特征是:
1、 在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同时，劳动力供求缺口继续扩大，下岗职工增多,公开失业率有所上升；这一点与科林●基林的观察“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生产、就业、工资和健康指数的明显下降” 是一致的；
2、 伴随着劳动报酬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3、 就业稳定感下降，劳动合同短期化，职业变动有所加快；
4、 就业质量略有下降，平均劳动时间延长，非正规部门就业大量增加；
5、 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提高，绝对贫困人口迅速下降，但是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迅速发展的同时，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水平有所降低;
6、 就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明显；
7、劳动力素质逐步改善，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工成本相应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