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被称为货币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要不要研究呢? 当然需要。“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 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到原始积累，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但是，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不能从概念出发。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作一点例证式的说明。

还是从陈启沅的缫丝厂开始谈起。陈启沅之所以在南洋动起开办丝厂的念头，固然是由于他在海外看到先进的缫丝技术，然而设厂之所以有此可能，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同时考虑到生丝的销路。也就是说，继昌隆丝厂的创设，是和生丝的市场条件分不开的。但是，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先有生丝市场的扩大,然后才有丝厂的创设呢?具体到陈启沅的继昌隆，看来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正是在陈启沅蓄意办丝厂的时刻，中国生丝质量的下降，在国际生丝市场上，已经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严重问题。一向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织业资本家,就不止一次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和包装的粗劣。他们的舆论机关警告说：“中国人必须严重地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2] 也就是说，在陈启沅蓄意创办丝厂的时候，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正处在竞争劣势的危机之中。相反，在广东新式丝厂出现以后，当中国手工制造的土丝从国际市场节节败退之际，机制厂丝的出口，却显示了长足的发展。70年代初批评中国出口生丝的外国报纸现在说道：“自从1884年以来，广东的厂丝已经逐渐排除困难，打开销路。目前在他们的出口中，已经占据很重要的地位。”[3] 由此看来，究竟是生丝市场的扩大刺激了丝厂的创设，还是丝厂的创设，扩大了生丝的市场，未必能遽下定论。

应该及时指出：中国生丝的海外市场，即使在新式丝厂生产的厂丝出现以后， 也并没有明显的扩大。 一般说来，国外市场对正常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却不足以语此。 这个时候，国外市场的控制权，是掌握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无力加以左右。8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日本生丝竞争的严峻形势。 中国厂丝出口之所以还能有所增加，是在牺牲土丝出口的条件下实现的。就拿广东的厂丝而言，广东厂丝出口之见于海关之单项统计，始自继昌隆成立之后十年（1883年），这一年的出口，厂丝为一千二百多担，土丝近五万八千担，可以看出，此时土丝出口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到了19世纪终了，厂丝出口已扩大到近三万五千担，不到十五年，增加近三十倍。然而，在同一时期中，手工生产的土丝出口，则由五万八千担下降到三万七千多担。由此可见，厂丝出口的增加，基本上不过是弥补土丝所失去的海外市场。[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厂丝击败了土丝，使它所取得的进展长期保持下去。相反，进入20世纪以后，土丝的出口，相对厂丝而言，又有所恢复。到了30年代，厂丝出口也迅速倾落。中国的厂丝并没有击败土丝，倒是外国（主要是日本）的厂丝，把中国的土丝和厂丝一齐击败。

棉纱棉布是足资剖析的第二个例证。

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我们在上面提到，人们拿棉纱棉布的贸易来论证中国资本产生的条件，原因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洋纱排挤土纱、洋布排挤土布，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例证。这一事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不能夸大。洋纱排挤土纱形势的严峻，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因为在洋纱涌进中国的过程中，手工织布之使用洋纱，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然而，根据比较求实的估计，一直到1894年外国在华设立纱厂生产机纱以前，中国手工生产的土布使用的进口洋纱，实际上不足全部土布用纱的四分之一。至于洋布代替土布，“这一过程更为缓慢，排挤的程度亦更不彻底，”一直到1894年，“洋布虽不断增加进口，而土布的绝对产量仍保持在这一数量水平上，几乎没有多大变化。”[5] 事实上，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当进口洋纱、洋布控制了中国机制纱、布的市场时，洋纱、洋布的绝对量，相对土纱、土布的数量而言，仍然是微小的。

这一点，在某些晚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中，已经被注意到。“不能夸大这种扫荡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认为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小农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就普遍地、彻底地分解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所有地区，总还会给我国手工业留下一些市场”，我国手工业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6] 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就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是以对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进行无情的扫荡为前提的，这一点，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还不能做到，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更不能做到。

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外国在华投资对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影响。

90年代中期， 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通商口岸设厂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扩大了中国的国内市场。然而，对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中国资本主义而言，国内市场则是进一步的缩小。

洋纱、洋布乃至洋烟、洋油、洋面料、洋火柴等一系列洋货的进口，它们的市场，尽管是在中国，却不能直接看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同样，就地设厂的机制洋货，就其与中国国货竞争的力度而言，更是驾进口洋货而上之。在进口洋货加机制洋货的面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不是扩张而是紧缩。还是以棉纱棉布为例吧，当中国开始建设棉纺织工厂之时，机制纱布市场，已分别处在英、印棉纱和英、美棉布的控制之下，到了90年代下半期，当外国纱厂大规模进入上海以后，长江七口所销国产棉纱，平均只占各口销纱的13.6％，而华北四口则仅占6.3％，其余的86.4％和93.7％，均为包括机纱在内的洋纱所独占。[7] 正如中国生丝出口市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之下一样， 洋货在中国的市场，也是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把它的扩大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实际上是抹煞了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界限，否定了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条件的原则区别。

毫无疑问，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破坏手工业的一面，它也破坏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但是，在外国在华资本主义的优势面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出现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面。拿棉纺织工业来说，机纱的出现，曾使广泛的家庭手纺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成为手工织布业的新原料，使手工织布不但没有在机织棉布的面前立即败退，反而得到一度的兴盛和繁荣。事实不仅如此。手工业不仅依赖机器大工业而得以幸存，机器大工业有时也依赖手工业而维持暂时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手工织布业的重镇江苏南通建立起来的大生纱厂， 就是主要依靠供应本地土布业所需用的机纱而存在和发展的。 是在强大的外国纱厂占领通商口岸棉货市场形势之下的一个退路的自谋。它只能面对着一个农村土布业的原料市场，并且不能不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土布业的兴旺之上。土布业的发展离不开大生厂机纱，大生厂的机纱同样离不开土布业。土布业繁荣，大生也繁荣； 土布业停滞，大生也停滞。两者的关系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8]

然而，中国民族资本的这样的一条退路，有时也不能得到保全。因为强大的外国资本，并不放过对它进行侵占的机会。出现在20世纪之初青岛日商纱厂和山东潍县手工织布业在机纱市场的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凭借日商纱厂超越华商纱厂的雄厚实力，凭借实际掌握在日本手中的胶济铁路的运输便利，使青岛日厂生产的细纱，独占了近在咫尺的潍县手工织布业的原料市场，取代了旧日中国线庄的地位。[9] 使得华商纱厂，只好望洋兴叹。而南通大生纱厂虽能维持繁荣于一时，但也不能永葆于久远。 当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日趋扩大之时，以东北为主要销场的南通土布——关庄布，销路立即直线下泻，由1904年的十五万件下降到1931年的三万九千多件，南通土布业和大生纱厂的短暂繁荣，也一并结束。[10]

中国机器大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行发展”，并不是像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兴起初期那样的大量发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家庭小生产。它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互补的发展，不预示着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它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命运的反映。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这种“并行发展”实际上是不发展的一个间接反映。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独具的特点。

明白了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的特点，也就明白了中国近代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我们在上面一开始就提到，有的著作从洋纱、洋布所替代手工纺织业者的劳动量，以之论证手工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和手工业者遭到的破产，给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我们说那样的论证是很艰苦的。然而即使承认这种换算结果的有效，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计算表明：即使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二百多万人。[11] 在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加起来达到几亿人口的国度中，这样一个数字，也不能说“很庞大”。当然，在受国内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入侵的资本主义势力双重压制下的劳动者的破产，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然而，即使如此，结果又怎样呢?在一头出现了大量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另一头却未能出现积累大量财富的资本所有者，这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也是不会常见的现象。那些被称为浮浪无着根之徒，不是经常出现封建王朝末年的动乱时期吗?因此我们需要再看一看另外一极的情况，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原始积累。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第167页。
[2] Herald， 1873年5月3日， 第386～387页；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4年4月29日。
[3] Hreald ，1888年5月26日 ， 第59页。
[4] 据海关报告 ，参阅：《学术研究》 1962年第6期 ， 第69页。
[5] 以上参阅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6] 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1982年版 第235～236页。
[7]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 ，第145页 ， 系1894～1898年五年平均数字。
[8] 以上参阅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载《历史研究》 1985年 第4期。
[9] 参阅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 1936年版 ，第131～132页。
[10] 参阅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 载《历史研究》 1985年第4期。
[11] 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1955年版 ， 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