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结构调整，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局限性。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变迁及宏观政策进行评价，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经济结构 战略调整 宏观政策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三次重大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一五"计划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次调整都有各自所针对的背景。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变迁及宏观政策进行分析与研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一、 建国初期至"一五"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建国初期，对旧中国沿续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经济结构，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较为彻底地改革与调整。在所有制方面，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国营经济，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产业结构方面，虽然尚未完全解决旧中国极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并从方针政策上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使一、二、三次产业均有很大恢复与发展。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事权的需求大大高于财权的供给，对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来说，主要不是协调不协调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恢复和发展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事关国家安危的战略性产业，中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农业所有制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农业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83．9亿元，提高48．5％，年均增长14．1％。粮食3 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42．8％，年均增长12．6％，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1．3％。．棉花2 607万担，比1949年增长193．4％。平均增长43．1％，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高53．6％。其他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均比解放前有大幅度的增长。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为农业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工业的发展和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通过贯彻"共同纲领"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工业体系，使工业也有了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工业总产值1952年达到343．3亿元，比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144．9％，年均增长34．8％。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由原来的30％上升到41．5％。各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当时破坏严重而又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的交通运输，有了较快地恢复与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24 518公里，接近解放前的最高年份。公路、航运及民用航空也有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这个时期，党和政府根据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实际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采取了"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重视并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努力加强国营商业，注意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导作用，同时也大力扶持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搞活市场流通，从而推动了整个商业的繁荣与发展。1952年，全国商品流转额达到276。8亿元，比1950年增长62。3％；农副产品采购额为129．7亿元，比1950年增长62．01％，①a对促进生产，调剂供求，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五"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进行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发展计划。它是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以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同步进行为特征，通过三大改造，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其中，私有化的农业转化为集体经济，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化为公有制企业，是所有制结构最为突出的变革。与此同时，国家也加大了产业结构方面调整的力度，改变旧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加强民族经济独立性，并借鉴苏联的经验，开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加强基础工业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把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一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在工业化方面构成基本任务的建设项目有：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和由限额以上的694项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项目，这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初步基础的内容。除此以外，加上农林水利、运输邮电、文教卫生等，全部限额以上建设的单位有1 600个，限额以下有5 000多个。②a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财政拨付的基本建设资金增多，在工矿建设方面，实际施工单位达10 000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达921个。与此同时，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对一、二、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作了有计划按比例的投资安排。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结构框架。

我国的"一五"计划是我国计划经济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而又积极慎重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大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完成得比较顺利，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所以，这期间所进行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基本上是成功的，尤其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所进行的调整，求真务实，分步到位，意义重大而深远，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落后状况。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其中钢铁工业的投资力度和新建、改建与扩建规模均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但其发展并未超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所可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能源、交通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农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农田水利、农用机械、农用科技推广站、农村有线广播网、化肥农药等有了新的发展；商贸、金融、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有所改善。既独立自主又合理利用外资的民族经济已初步建立起来。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计划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就当时的情况看，"一五"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虽然注意到一、二、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和产业内部的合理化问题，由于计划经济在指导思想与实践上的局限性，也同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过早过快地进行并完成了所有制结构公有化的改造过程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性的生产关系建立不久，应该有一个巩固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农业，广大农民经过土改分到土地时间不长，生产积极性正高，虽然出现一些贫富差别，但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过急过快地进行合作化，让农民适应公有制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显然缺乏激励机制，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

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建国初期的合理调整，其经营方式和发展方向有较大改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过早地进行公有制改造，对经济特别是对消费经济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同时，单一的公有制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工作中的政府行为，使国家经济基本上失去了市场调节的功能，而主要由体现国家意志的指令性计划的调节，这就容易产生后来象"大跃进''那样的宏观决策的失误。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重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过高，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相对偏低问题。此外，对产业内部的结构合理化问题重视不够，调整的力度不高。农业的种植结构品种比较单一，过于注重粮食生产，而忽视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指令性干预，特别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是计划经济时期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工业中的能源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炭等与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仍然存在一些不相协调的地方。铁路、公路、船舶、机场等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投资力度有限，其落后状况的改变速度仍比较缓慢，尚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科学技术及人才结构的合理配置尚未放在十分宝贵突出的位置，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有限，从而也影响到经济运行的质量与速度。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是难以避免的，它与"一五"时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

二、 新中国第二次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三高"，严重损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了一、二、三次产业和行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资源浪费严重，经济运行质量很差，劣质资产增多，供求矛盾加剧，财政赤字加大，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水平下降，宏观经济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新中国经济从1959年起进入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国家从1961年起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了第二次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调整首先是从大力加强农业开始的。针对"大跃进"大刮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从产权关系和经营体制上调整了农业公有化的程度，强调公社社员的自留地、房屋、储蓄、个人与家庭财产归社员所有并且永远归社员所有。①b经营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并从财政、税收、信贷等各个方面大力扶持和加强农业。1961年和1962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水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共计为91．61亿元，占两年国家财政支出的13．6％，大大高于"一五"计划时期和1958-1960年有关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而"一五"时期用于农业水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5年支出总额的7。3％。1958-1960年财政用于农业水利方面的投资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1．9％。②b在大力压缩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相对增加了农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和支援农业的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16．6％，提高到1961年的18．4％，1962年提高为24．7％。此外，国家对于一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如农村有线广播、农业信息交流、农业科技情报、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病虫害防治研究等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提高他们为农业服务的能力，增强其为农业服务的自觉性。为了弥补国家农业投资的不足，帮助一些确有困难但又具备一定偿还能力的农业地区，尽快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在财政拨款以外，财政还委托银行发放农业长期和短期五息贷款。1961-1962年，人民银行发放长期无息贷款6亿元，短期农业贷款18亿元，两项贷款合计占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的1／3。这部分农业贷款，对弥补农业资金不足，帮助一些困难地区恢复生产，改善经营条件，克服暂时的困难，起到了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鉴于"大跃进"信贷资金管理混乱的教训，在调整时期，增加农业贷款的同时，加强了对支农资金的管理。1963年3月28日，农业部、财政部、国家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发出《关于发放农业长期贷款暂行办法》，对农业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作了明确规定，规定这项贷款的重点是用于帮助生产队添置农业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如牲畜、大车、风车、水车、农船和犁耙等生产工具。对少数资金特别困难的生产队，也可酌情用于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周转金。为了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财政部向中央作了《调整农业税收负担的报告》。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由此降低农业税的问题便付诸实施。根据财政部的建议，国家将农业税的年征收额调低为222亿斤(细粮)比1960年实征收额下降42％。1962年又作了进一步调整，把农业税正税的实征额降为215亿斤(细粮)，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此外，针对"大跃进''盲目征购过头粮的错误做法，国家还大幅度减少了粮食征购，以切实保证农民生产和生活用粮的需要。这次农业结构调整，是针对"大跃进"对农业的严重损害W进行的一次恢复性调整，重点是恢复粮食生产，尚未涉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的问题。但这次调整，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使农本思想深入人心，效果显著'意义深远。

在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上，对工业内部进行了深入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经济运行质量很差，是"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之一。因此'降低重：I：业的发展速度，使之回到与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相适应的地步是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次调整总体上是发展规模、速度、比例关系的调整。调整的重点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I：业。具体措施是压指标、压项目、压投资，使之回到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地步。因此'削减重工业投资在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是财政实施这一调整的重大措施。在这方面国冢自先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计划指标。其中，工业总产值1962年比1960年卜降47％，重工业总产值下降57％，钢产量下降68％，原煤、木材和发电量等短线产品产量因釆掘的比例失调的影响也大幅度下调。只有原油略有增产，与大庆油田的建成投产有关。在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产值计划指标的同时，也相应地调整了工业内部的投资结构。首先合理调整了对1962年已经确定继续施工的项目。对于农业，及能够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和出口需要的工业，则提高了投资比重。其次，对继续施工的项目，按其不同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对那些按规划建设存在原料、能源等困难，或是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的项目'则分步放慢了建设速度，以便集中财力、物力确保一批国家急需的重点建设项目，使之按期按计划完成并投人生产。此外，在搞好投资分配，合理调整工业内部投资结构的同时，严格了投资项目的管理。在续建项目中，严格按轻重缓急和具备建设条件的程度，进行施工排队。调整了技术力量，改善了对成套设备的生产与供应，以及施工单位的经营管理，加强了对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和监督，以真正做到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建设速度，提高建设的质量与效益。经过上述调整，使国家投资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加强。主要表现在：提高了农业的投资比重，从1963-1965年，农业的基建投资由"二五"计划的11．3％，上升到17．7％；重工业的投资由“二五”计划的54％，下降为45．9％；轻工业根据调整时期存在发展上的实际困难，适当安排了投资比重为3．9％，比"二五"计划的6．4％有所下降。这种变化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这种变化，使国家的投资分配和经济结构，符合了当时的国情，符合了国民经济按经济规律协调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国家努力提高老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落后企业采取了关停并转措施。"大跃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造成资金大量损失浪费，同时却挤掉许多基础很好的老企业设备更新改造的资金，严重影响了第二产业中老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为此，在调整过程中，国家加强了对老企业的资金分配，对一些特别急需而又发展薄弱的动力、燃料、采掘工业，拨专款提高其生产能力。其中包括：设立对机车、汽车、锅炉、柴油机更新专项拨款；煤炭、矿业、林业等采掘采伐业中所逐步提出的按产量计算的维简费，以及所发放的小额技术组织措施贷款等。从而加快了老企业的更新改造，改善了矿山的采掘比例关系，提高了产量和质量，促进了企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使老企业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还大量增拨了新产品试制费，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1962年国家预算每年拨付的新产品试制费，由过去的一年只2亿一3亿元，提高到14．7亿元，1963-1965年又分别增加到18．3亿元、20．9亿元、25．3亿元。国家财政在贯彻八字方针，支持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努力提高工业的科技水平。1962-1963年，在国家批准引进14个成套设备项目过程中，还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动用外汇，引进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项目，从国外引进了最新的石油化工技术。1963-1964年间，国务院又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并相继签约。对这些项目的引进，都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在技术经济上经过审慎研究，反复论证，然后才加以确定。这些项目在建成投产后都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力发展能源工业，其中最有说服力最使国家和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的是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该会战由国家投资7。1亿元，从全国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人力4万人，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由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业大军。运去7万吨器材设备，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冒严寒、顶酷暑，可谓上面青天一顶，下面荒原一片，奋发图强，苦干3年，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和世界影响的重大建设项目，涌现出王进喜等一大批铁人式英雄模范人物，谱写了一曲中国石油大会战的壮丽凯歌。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经探明的地质储量为26．7亿吨，当年生产原油648万吨，国家投资不仅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3．5亿元的资金，从而为我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使我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庆油田会战成功，是党和国家坚决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整，加强重点建设的丰硕成果。

针对"大跃进''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盲目向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倾斜，造成高成本、低效益、高积累、低质量，使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更为严重的状况，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特别是重工业投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压缩，使之回到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调整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特别是生产急需的设备、原材料、动力、燃料、人财物的供应是否能保证到位。根据上述原则和标准，国家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把1962年的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82 000多个，减少为25 000个，减少57 000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原来的1 815个，减少到1 003个，减少812个，调整幅度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大幅度地削减基建投资，切实解决基建战线过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大跃进"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从1958-1960年，3年合计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886．26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合计基建投资总额的506．44亿元高出379．82亿元，增长74．9％。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必然要损害其他部门的投资，而使国民经济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的被动困难之中。这就必然迫使国家对此进行"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使之削减到与国力相适应的地步。为此，国家财政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了大幅度地削减。把国家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预算拨款由1960年的354亿元，缩减到1961年的110亿元，1962年又进一步缩减到56亿元。从而使基本建设投资在同期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由1958-1960年的54。8％，降低到1961年的30％和1962年的18％，甚至比"一五"计划时期的37．6％还要低得多。①c这样少的基建规模，并不是因为国家的削减过了头，而是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及外部条件的影响，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处于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相适应，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应。宁要比较切合实际的低指标，而不要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这样做，就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留有充分互相适应协调发展的余地，使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对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列宁说，退一步，进两步，也合乎经济发展的辩证法。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实际出发，自觉的有意识地退，正是为了以后更加扎实地进。在"大跃进"的3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总支出的57％、54．6％、54．2％．如此大大超过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投资规模已经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害，只有下决心调整到与国力相适应的地步，才会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恢复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我国20世纪60年代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是为纠正"大跃进"失误进行的恢复性调整。从调整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上讲，首先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其次是压缩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规范商业、金融等第三产业发展规模，使三者的关系重新走上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上讲，农业方面，主要是加强农业的种植业，特别是粮食及棉花生产，在此基础上，促进农副产品的恢复与发展；在工业部门，重点压缩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适度加强轻工业；对第三产业，重点整顿和规范商业、金融等部门，尤其是资金的挤占挪用及管理不严等问题。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讲，重点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品的产销。此次调整虽然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的一次恢复性的调整，但由于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大跃进"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注意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反对取消商品经济，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反对取消八级工资制，重视发挥市场收放的调节作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注重以经济杠杆解决经济问题，这些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因此调整的成效显著，意义深远。

第二次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成果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得而复失。由此说明，单纯以公有制为基础，两权统一，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虽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已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由此，从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逐步开始了第三次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结构调整，基本上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基本上是突破性的结构调整阶段。即通过改革开放的推动，从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打破计划经济模式，为最终明确提出和实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从总的供求关系上看，这一阶段，除了农业的情况变化比较大，总体上仍属于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时期，但情况正在随着体制的转型逐步向买方市场的方向转变。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的结构调整。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国开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阶段。当时提出这一战略目标的客观基础是，经过前一段改革，初步打破了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与以往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从其对今后实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适应的程度上讲，还需不断加强调整的力度。因为，传统的以政府行为支配的大量公有制企业，如果不能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不在它实现公有制形式上进行多样化的探索，就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四大以后，经过进一步改革实践，中央明确提出，实现公有制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从而为国企改革指出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到1992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优势产业更新换代的步伐加快，市场前景发展广阔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生产对消费需求的针对性、适应性大为增强。但由于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过热，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发需求过旺，通货膨胀。为此，从1993年下半年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到1996年底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防止了大起大落，使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继续沿着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发展。从1997年起，我国开始由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时期转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进入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一步以科技、信息产业为先导，带动整个产业全面升级的新时代。

我国第三次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肯定和支持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最先实现了两权分离。承包制加强了农民的经营与分配自主权，大大减少了农业经营中的指令性政府行为，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况。农业经营体制和产权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流通体制改革。由此，国家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放开搞活，鼓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因地制宜的发展多种经营，走农业产业化，信息化的发展道路，由此开创了农业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新局面。农业的种植业、养殖业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多品种的粮棉种植，粮油深加工，多样化的反季节的大棚蔬菜、园林改造、果园开发、花卉种植、家禽及水产养殖，遍布农村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农业早期改革的成效，使农产品市场最先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可以说，农业是新时期最先进行改革的产业，农民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虽然我国的农业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由于以往农业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底子薄，抗风险能力低，再加上新旧体制转化过程中的一些漏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从而使我国农业在改革中虽然取得一些历史性成果，以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有了很大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影响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已完全消除，更不能说明农业今后的发展道路已经非常平坦，畅通无阻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也会出现。一些以往潜在的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重新滋生蔓延开来。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九五"期间，直接面向农民的乱收费、多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等坑农、害农、骗农严重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有些甚至擅自废除不到期的承包合同，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此，要巩固新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成果，真正使广大农民进入小康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仍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当前特别要切实搞好农村的税费改革和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新时期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是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开始启动的。首先从指导思想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体制的转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之后，党的十二大(1982年)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1987年)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1992年)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主要是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分步进行的。首先是打破计划经济的集权体制，提出放权让利，微观搞活的发展思路。进而改革国有企业与国家的经营与分配关系，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政府退出对企业直接经营过程的干预，加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由此把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同时把企业的经营效益与分配挂钩，并通过实施利改税和税利分流，逐步理顺国家同企业的新的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中的二、三次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根据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和各行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实行优化组合、强强联合、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有偿转让等多种形式，打破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后来又通过股份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实现公有制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又产生了一批新的非公有制企业，再加上不断发展的外资企业，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在调整中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产权体系，其中包括国家、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外资、港澳台投资等。

新时期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的战略调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对传统的工业企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首先淘汰一部分设备陈旧老化，高成本、低效益、生产能力过剩、扭亏无望的落后企业。对基础好，各方面实力比较雄厚，有市场发展前景的老企业、老工业基地，则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以更新改造，淘汰陈旧落后设备，加快设备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推动产业的全面升级。与此同时，适应产业化、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广泛筹集国内资金并积极利用外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如能源、交通等瓶颈产业，电子、网络等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等支柱产业及其它一些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基础产业。第二产业在高科技的开发与应用，设备与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与管理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信息化的程度普遍提高，在岗人员的减小和富裕人员的产生成为必然的社会现象，再加上被淘汰企业的失业人员，剩余劳动力的安置与生活保障便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此，政府提出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及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等措施，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随着改革开放和一、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事业单位所包揽的一些三产业务，通过改革从原单位拨离出来。实行社会化经营，使三产的社会化需求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质量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三产需求的档次和领域不断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第三产业具有广阔的需求空间与发展前景，成为吸收一、二次产业富余人员转岗的主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在结构调整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老企业更新改造的速度普遍加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商贸、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环保、餐饮、宾馆、超市、家政等行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遍布全国各地。股份制、公司制、集团公司及跨国公司等各种不同体制、不同规模、不同档次的经营管理模式纷纷出现，使第三产业在蓬勃发展中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

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新中国经济的一次质的飞跃，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全面升级，使新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经济总量，优质资财，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新局面。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结构调整需克服许多困难和风险，在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调整任务尚未完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改革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发展尚不均衡，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尚待进一步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尚需进一步规范，农民负担过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尚有待通过普遍的税费改革加以消除。农村的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有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低效率和官僚主义作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工业失业率居高不下，上岗再就业的空间仍然有限，人才资源的浪费比较严重，中小企业的发展仍有许多困难，管理上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突出。一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班子，思想不求进取，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群众，干群关系紧张，使企业经营效益低劣。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肆意侵吞国有资产，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严重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目无法纪，唯利是图，假冒伪劣泛滥。有的地方政府部门，政策水平底，职能转变的意识差，对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横加干预，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一、二、三次产业内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质量效益低劣，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出现泡沫现象比较严重。其中，金融资产的结构性矛盾仍相当突出，不良资产的比重仍然较大，房地产投资的资金周转不畅，环保、旅游有待进一步加强。凡此种种，都需要在今后的结构调整中妥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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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6页。
②a 左春台、宋新中主编：《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48页。
① b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b陈龙如主编：(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① c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