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自由买卖，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我国的农业生、基本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业繁荣，堪称为发达的封建社会。但也因为是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的经济结构十分坚固，自给性完整，城乡矛盾不尖锐，而且很早就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上层建筑比较严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比较迟，其发展也比较缓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 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以前，也有个别的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的事例，但只能作为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指某一事物，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证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封建社会末期，生产、流通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条件时才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它的出现必然具有多发性，预示一个时代的到来。

用这个标准来考察，在十六、十七世纪，我国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得到确切证明的还只有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作坊和广东佛山的一些冶铁炉坊，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其他手工业中，有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或其范围过小（如松江的暑袜业），可予不计。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即清代乾降、嘉庆年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发展。能够得到直接证明的，有如下一些手工业行业：

某些地方的制茶、制烟、榨油和酿酒业；
某些地方的制糖、造纸和木版印刷业；
江苏、浙江某些城市的丝织业；
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踹染业；
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业、铁器铸造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
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的煤矿业；
四川的井盐业、河东的池盐业；
上海的沙船航运业。

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是，除丝织业的帐房外，很少有包买商的形式。这里，我们排除了预买、放债、一般以原料换成品这种商人控制生产，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包买主五种形式的前三种。因为这种以买卖、借贷、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商人活动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在以棉花换布的场合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十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按市价估值，不过省运河秤银找钱的手续而已。和西欧的毛纺织不同，在我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值得注意的事。这大约与生产力有关，我国棉纺手工业中的“放纱收布”、“放机收布”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形式，是在二十世纪初有了机制纱以后才开始流行。

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商人支配生产的主要形式不是包买商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这在农产品加工的行业中最为普遍。它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地方是，在商人雇主制中，商人的投资还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不过，在整个资本主义萌芽中，起重要作用的仍是工场手工业，采矿、冶铁、制瓷、制糠、造纸等都是，而以在四川井盐业中发展比较完整。这些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也主要来自商人，部分来自地主。从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在明代后期还是主要的，进入清代，他们就让位给商人了。这里，我们排除了业主参加劳动、雇佣少量工人或学徒的这种小业主经济。这种小业主经济，在我国一直很盛行，过去常它作资本主义看待，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

农业方面，在明代后期，曾有一些地主雇工经营的迹象，到清代前期，反而罕见。我国历代都有大量流亡人口，故自由雇工很早就出现。清代农业雇工增加，对“雇工人”的家长制的人身束缚亦逐渐解除。但是，不能从自由雇工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是受雇于资本，而不是受雇于土地主，虽然出卖部分产品，但还如马克思所说，乃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其实质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他们出卖产品，是为了满足更高级的生活享受。富农经济，在清代颇有发展，力农致富之家屡见，他们大多在发家之后，即向出租土地过渡。他们在富农经营阶段，也多半是小业主经济性质，或如我们在近代所说的“旧式富农”性质。这种旧式富农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他们除出租土地和雇工外，绝少农业投资，他们的财富，基本上还没有转化为资本。

但不是说，农业中完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有直接证明的，大体有以下几项。

福建产茶地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
福建上杭山区的寮主雇箐民垦山；
广东、福建某些地主经营的果木园；
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
川陕富裕棚民经营的药厂和木耳、香蕈、香菌厂；
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史料证明的，并不能断定其不存在。不过总可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以至在鸦片战争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在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时，农业方面常可略而不计。

截至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稀疏地存在；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难作数量估计。还应当提到的是，明、清两代，我国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在城市手工业方面，而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这就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反而加强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这里绝不是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尔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起作用，或者说，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可以忽略它。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全面介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蒸汽机隆隆作响的工厂。按照这种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象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是根源于文艺复兴，或其他精神上的原因。其后，人们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历史，但在中国并没有找到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理论的一个论点。

历史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那时，欧洲的的殖民主义者要把货币、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齐运到澳洲或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雇工，甚至带去工人不久也离开工厂，去当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进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她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中国手工船厂泥坞建立的。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的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军工业，即时861年增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手工业工场，1869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国人、洋务派或商人，他们开始设立丝厂或棉纺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招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道路，并于光绪初的一场廷议中解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有的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瞩目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停滞论破产。可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尤其在美国，又出现多种关于近代中国的“不发达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阶级”（Ｔraditional equilibrium stage）的理论，“高度平衡机括”（Ｈ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几乎是停带论的翻版。它们同样是把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寄希望于外国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理论，都忽视或根本否定中国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因而其论述，不是历史的，而是根据逻辑推理，或基于简单的“人与地”计量经济学，而绝少涉及生产关系的演化。

近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联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萌芽并无继承关系。这种中断论，实无确切根据。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考察它的延续性和指向性。如果是后无来者，例如宋代利国监的冶铁等，就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

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航路改变了，或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就是依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例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常是被夸大了。其实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据汝仁同志考察，在三十二个传统手工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有较大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十个。就是说，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在清代前期已避孕药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以及木版印刷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摧毁了，其余（除上述佛山冶铁等外）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二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国内市场的变化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并集中表现为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市场的扩大，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然而，不同类型的市场，具有不同的作用。我国大体有三种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它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从来就是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地作用。第二，区域市场，即通常“岭南”、“淮北”这些概念所称以及多数省区范围所示的市场。它是根据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群众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而区域内的流通，一般不反映农业的地区分工，仅在城乡交流上反映有限的社会分工。它对改变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有时，区域自给的发展反而会招致封建割据。第三，跨区域的大市场，也称为全国性市场，类同于欧洲的所谓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需有这种大市场。这种市场上的流通，是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海外市场也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依靠国内市场。过去论者常引用外贸材料，是因为海关统计较完备，而国内市场无资料可循。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的商品流通，作一些大胆的估计。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依次探讨一下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的性质、自然经济的分解、国内市场的变化。

鸦版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第二位的商品是粮食和棉布。粮食的商品量，如果除去地方小市场的调剂，也除去没有交换的为缴纳赋税或还债而交售的部分，约为二百零八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市场价值约一亿四千万银两。它主要是在区域市场内流通，属于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扣除漕粮），大约不过四十五亿斤，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棉布的商品量约有三亿匹，（按土布每匹三·六三三平方码计），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强，市场价值的一亿银两。它是由全国近半数的农户家庭手织的（纺纱户还更多一些），因而也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内销售，进入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大约四千五百万匹，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十四。其余，茶、丝绸、糖等长距离贩运较多，但在整个市场上所占比重不大。[1]①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换。这种交换，看起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交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就有一家从事织布，他织成的布，除自用以外，拿去和邻人换取口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种经济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双方都是小生产者，都是把自给生产的多余部分拿出来交换。其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

自然经济并不是指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早就有盐民、渔民、樵民、猎户，他们也是商品生产，但不如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农民纺织户有类似之处，他们是因土地不足，才机杼代耕。在早期，如明末，棉布产品区的商品率还更高些，所谓“衣被天下”，因为那时北方的织户还很少。这种小商品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虽是为市场而生产，但实质上是使用价值的生产。

当然，以上是说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的主要部分，不是它的全部。我国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也早就有了一定的破坏。不过，自然经济的解体，基本上还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的。

自然经济的解体 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耕织结合的分离，即通常所说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过程。其次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

据徐新吾同志最近的研究，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最初是很缓慢的。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并且主要是发生在非产棉区织户，那里原来是运进商品棉，现为商品纱所代替，因而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但是，此后二十年，代替的过程加速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1913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包括国内生产的机纱）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七十三，农民家庭手纺业濒于瓦解。而在二十年代初，土纱的生产又一度略增，直到1936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仍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二，农民每年纺制土纱仍有一百三十万担。

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更为缓慢。到1894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还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七；1920年，减退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替，只是代替了农民手织业中的商品部分，并未触及农民自给布的生产。农民织户自给布的生产反而从1840年的二亿九千万匹增为1920年的三亿一千万匹，耕织结合的体系并未根本破坏，只是从自纺自织改变为买纱自织而已。从三十年代起，农民自给布的生产由于织户的减少而减少。到1936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已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为机制布，而土布和改良土布年产仍有三亿七千万匹。

纱、布以外，进口的煤油、染料同样对农村植物油、蓝靛的生产发生代替作用。这也主要是以新的商品代替原来的商品的性质；当然，农民原来的生产受到打击。其他进口消费品，则主要是销往城市，对自然经济的冲击不大。

再来看农产品的商品化。鸦片战争以后，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下表是根据徐新吾同志另一研究择录的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的估计。这是指在国内市场的流通量，包括运到口岸供出口的部分。其中土丝属手工业品，但系农民家庭生产，亦予列入。商品值是消费市场或出口地的批发价格，不是农民所得价格。为便于比较，本文以下所用货币单位均折成元，在这时期为银元。

表一 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单位：万担）

种类|1840商品量|1840商品值|1894商品量|1894商品值|1919商品量|1919商品值
茶 叶|260.4|286.7|468.1|7454.5|334.7|8545.6
土 丝|7.7|1662.4|15.8|6566.2|13.1|10328.5
桑蚕茧|---|---|54.0|1482.0|194.2|6091.5
柞蚕茧|8.0|71.0|69.3|581.1|157.2|3708.2
烟 叶|…|…|172.4|2442.2|226.8|3447.1
大 豆|---|---|1989.4|2437.3|5738.5|17000.4
棉 花|258.0|2991.0|340.8|3950.8|790.0|20352.2
粮 食|233.0亿斤|19976.1|372.5亿斤|53660.8|526.8亿斤|147698.4
合 计||24987.2||78574.9||217171.9

国内市场的变化 据表一，从1840年到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减除不可比的烟叶）增加了二倍，合年率不到百分之一点五。若按不变价格计，只增加百分之七十点六点六。说明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仍是很慢的。还可以看出，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外贸市场的扩大，而不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丝和茶是当时占出口第一、第二位的商品，其商品值增加六倍以上，柞蚕丝和大豆则是这期间新增加的外销商品。

在1894年到1919年的二十五年间，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加快了。这几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一点七六倍，年率几近百分之五。若按不变价格计算，亦增百分之四十三点四。这期间，茶叶出口惨跌，丝亦由盛趋衰，而大豆兴旺；依靠外销的商品，受国外市场的选择，生产者不能自主。惟棉花颇坚挺。它和蚕茧、烟叶（精选烟为此期间新产品）的增长都是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结果。当然，从农民来说，又是以家庭手工业为牺牲的。粮食仍是占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百分之十，1894年约为百分之十六，1919年增为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这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也是进口工业品迅速增长的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市场扩大的速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更远远落后于进口工业品增长的速度。这就招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市场危机。

三十年代的一些调查，农民出售的农产品达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显然是包括税赋、还俩、地方小市场的调剂和返销粮在内，是不足为据的。从消费方面估计，1936年粮食的商品量大约不过八百亿斤，占产量不到百分之三十；棉花的商品理可能近一百五十万担。其他经济作物，丝、茶处于停滞局面，大豆因东北沦陷而一蹶不振，惟新商品桐油跃居重要地位，花生亦发展较快。作者估计1936年这些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在四十五亿元左右，即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间增长一倍强，约略保持年率百分之五的速度。

据韩启桐同志统计，1936年国内商品流通价值额中，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51年版）。这个统计限于轮船运输的商品，有局限性。它是指埠际贸易，亦即长距离贩运贸易。它说明，我国这种国内贸易，大部分是城市之间的流通，只有小部分是城乡之间的交换，所以农产品比较重较低。同一统计还显示，在埠际贸易额中，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五埠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西南各埠仅占百分之三。193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六点一六倍，手工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二点三五倍。（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值）而依上述统计，农产品流通额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零点七一倍，反映农产品商品率的低下；手工业品流通额也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一点二四倍，说明几乎有半数的手工业品是供应地方市场，未进入埠际贸易。市场的偏在和农村市场的狭隘，是显然易见的。

大约在1894年以后，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即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产都市为中心的、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农产品由农村流往通商都市，而两者都是由通商都市(一般也是工业基地)这一头发动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主要决定于外商和都市厂商的需要。其经济关系，则是通商都市通过各级商人，剥削内地和农村。这是因为，我国殖民地型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及其加工品的不等价交换，这反映在国内市场上，就是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的价格，是由洋货的到岸价格支配，从通商都市到人地，各级商人逐级加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不是决定于农民生产成本，而是决定于通商都市的批发价格，也多半是决定于国际市场，如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于巴黎。棉花和小麦主要是国内纱厂和面粉厂所用，但其价格也是决定于纽约棉市场和芝加哥小麦交易所。那里价格，反映世界性(包括比较先进农业)的竞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作用。其作用可以一例说明：1931年我国棉花比上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但这年纽约棉价比上年猛跌百分之三十七，因则上海连同汉口等专用国产棉花的纱厂，仍能抑制棉价，提高布价。粮食，在鸦片战争前除供应城市人口外，长距离贩运主要是输往东南经济作物区，换取农产品，这基本上是等价交换。现在，则主要是运往上海等通商都市，成为劳动者工资的物质基础，因而也受到国际市场和人为的价格控制。雇主为了压低工资，部是压低粮价。从1913年到1919年，上海批发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而米价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七；1921年到1936年，上海粮食价格指数经常比一般物价指数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总之，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引起的，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市场的偏在和价格结构的不合理。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扩大国内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无力突破上述限制，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模式——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具有买办性的商业剥削网，进行着不等价交换。

这种市场结构，加剧了城乡矛盾，限制了农业的商品化，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三十年代，许多地区发生农村入超，即农产品的输出不能找偿工业品的输入，造成农村金融枯竭，购买力降低，成为市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还可以四川省为例，从1891年到1935年，四十五年来四川省的进出口贸易是逐步增长的。进口以棉布、棉纱为主，出口以生丝、猪鬃、桐油为主。在进口货中，以国产机制品为主，这与沿海地区有所不同；1925年以后，国产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上海一带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市场。但是，四川的贸易年年都有入超，并逐步加大三十年代每年入超达二千三百万元。本地产品不卟以抵付进口，市场也逐渐缩小，从1930年到1935年，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进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1937年版)，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在不等价交换下，农村被迫力求自给，直到全国解放，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状态。

三 近代企业的创建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形态

近代企业的创建1840年到1894年，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建时期。这里所说近代企业，是指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制造业、矿业和交能运输企业。在当时的中国，它代表新的生产力，它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就陆续在中国设立各种洋行，到1893年，约有五百八十家，其中英国占三百五十四家。1894年，外国在中国的制造业约有八十家，投资额约合二千七百九十一点四万元。(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上册，1957年版)外国在中国的航运企业有二十一家，据陈正炎同志估计，投资额约合二千六百四十二点一万元。两项共计五千四百三十三点五万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工业。到1894年，共创办军工厂和船厂二十四家，所费不下六千万元。它们的产品是分拨给军队使用，而非商品生产。从七十年代起，开始以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创办采矿、冶炼、纺织、轮船、电信等民用企业。至1894年，据黄如桐同志统计，共办有工矿企业十五家，抽资额一千五百四十五点七万元；交通运输企业七家，投资额一千二百五十点九万元。两项合计二千七百九十六点六万元。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民用企业。

六十年代末，开始有商人、地主等投资于近代企业。至1894年，共创办制造业一百六十家，惟不少夭折，投资额约四百六十点五万元，主要是缫丝、棉纺、火柴等轻工业。又创办采矿业二十家，投资额约二百六十一万元，主要是煤矿。也有些小火轮经营，资微不足道。以上两项合计，不过七百二十三点五万元，较之洋务派企业，相差运甚。

本文所用投资额，原则上是近截止年实存企业的资产净值即企业自有资金估计的。但由于资料限制，往往不能贯彻这一原则，并且愈到后期，估算愈难，吴差愈大。上述制造业(包括公用事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合计，可以代表“产业资本” 个概念，作为本文观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前，即1894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形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一—就都衣次登场了，产业资本总额约八千九百五十二点六万元。如表二。

表二　中国产业资本估计

行业|合计|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
制造业|4,461.0|2,791.4|1,669.6|1,208.1|461.5
矿业|598.6|---|598.6|337.6|261.0
交通运输业|3,893.0|2,642.1|1,250.9|1,250.9|---
合计|8,952.6|5,433.5|3,519.1|2,796.6|722.5

外国资本 我们把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考察，好象是采取地域原则，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外国资本是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并在长期内是它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外国资本有一个发展过程，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特性。

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在重商主义的支配下活动的。重商主义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他们在殖民地开金矿、办种植园、从事黑奴贸易和海盗行径，都是为了攫取黄金。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还没有任何商品能在中国畅销，他们在对华商品贸易上一直处于逆差。然而，在六十年代，贩卖一名中国苦力，成本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元，售价达四百到五百元。十九世纪后期，被掠贩的中国苦力有二百零五万人。鸦片贸易时间更长，数量更大，利润更厚。从1821年到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二亿一千万元。早期在中国的三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都是贩卖鸦片起家的。怡和、德记还是贩卖苦力的行家。还有沙逊等洋行，在鸦片之外，又从上海租界的地产投机中致富；慎美查等洋行，则是以“冒险家”的身份在中国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时期在华外资企业的特点是：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它们的全部活动都在殖民地，可以说是在东方土生土长的一种资本主义。英商麦加利银行的正式名称是“特许印度、澳洲、中国银行”，它在英国只有一张特许证。汇丰银行更是这样：“就汇丰也在此地城长。它的根是寄生在中国的土壤，而不是在英国的土壤。”(《汇丰的五十年》，《北华捷报》1916年3月15日)

因此，早期的外国资本，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它既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职能，更谈不上什么资本输出，列宁说一种资本掠夺。它们从战争、掠夺、苦力贸易、鸦片贸易、军火贩卖、地产投机中积累了大量资本。这种积累，基本上是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性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在中国倾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主要是从事商品输出，具有了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职能资本的性质。1894年，据陈正炎同志估算，上国在华直接投资中，进出口业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银行和保险业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航运业叶百分之十二点二，制造业占百分之十二点一。制造业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船舶修造厂和缫丝、砖茶等加工厂，也是为贸易服务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外国在华资本又逐渐具有了新的性质，即资本输出性质。这时新兴的外资企业已有不少是外国产业托拉斯和财团资本所设，新开的外商银行也主要是外国金融资本的分支机构，出现国际银行国，并以债关形式输出资本，在中国建筑铁路。

外资企业虽然已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但它们的投资仍然大部分在中国国土上聚集起来，也并未完全摆脱原始积累的性质。它们大量利用中国人的“附股”，或是在中国公开募股，或发行公司债。外国银行在中国吸收了大量存款，并发行钞票，用以支持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二十世纪初，在瓜分中国的狂涛中，帝国主义者直接掠夺中国的矿产和土地尤为明显。日本原是个资本输入国，由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改变了它的国际收支，1913年，它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超过四亿元，约略相当于它从中国获得赔款加利息。作者曾估计，到1930年，外国在中国的企业投资约值十亿八千万美元，而截至这年止，外商从国外输进中国的企业资本累计不过九亿四千万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

外国一首先垄断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通过买办的商业网，支配着国内商品流通。外国银行长期垄断着中国的外汇，并以雄厚的财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上，外国资本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比重。外国的工业投资并不多，但它集中于基本工业部门，到三十年代，也掌握了主要资源和能源。这种情况，到抗日战争后才有改变。

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关系。它们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十分尖锐，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互相依存。本国工商业，在机器设备、动力和某些原材料上依存于外商，有些就是专为替外商加工或为推销外商商品而开设的。同样，如果没有众多的化商工厂和庞大的商业网，外商企业也不能单独存在和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外国资本的存在，不仅是我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事实上，直到1936年，外国资本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是它最集中的和掌握经济命脉的部分。

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这个名称是1940年才盛行的，当时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在抗日战争中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的事情，一时报刊揭批，于是家喻户晓。1947年，毛泽东同志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中的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时指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2]①由于这个名称通俗易懂，在后来的正式文献中，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也都是把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官僚资本。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并不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它是自1927年起，继承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而来的；而后者，又是继承清政府的洋务派企业而来的。1958年，作者曾把洋务派企业、北洋政府官办企业统类称这官僚资本。在这里，作者是利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来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这种资本主义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形成三个发展阶段。

洋务派企业是当时洋务运动的物质基础，而两者在阶级性质上又是有所不同的。洋务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一部分大地主阶级倡导的，目的在挽救濒于崩溃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洋务派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尽管它的创办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但它既然应用了近代生产方法，生产力的发憎爱分明就必然使它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导向国家资本主义。

作者认为，不仅是洋务派的民用工业，即使其前期的军工业，也多少带有同样性质。这种军工业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当然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但它的雇工，大部分已是劳动力出卖者，有的原来就是外资企业的工人；它的工资结构和工资水平，也和当时中外资本主义企业一致。这些军工业的投资不下六千万元，这样大量的经济支出，在鸦片战争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清政府的全部财政支出每年还不过四千万元。我倾向于把洋务派企业，包括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看作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原始积累过程，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被剥夺的过程。这种剥夺，使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同时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人。鸦片战争以来一秒列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长期战争，对小生产者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这期间，清政府除不断增加田赋和各种捐税，同时开辟了新财源，即海关洋税，发行钞票和银行信用。六十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十倍，每年达四亿元。这决不是依靠传统的封建财政所能做到的，因为那种封建财政收入，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外是地租的转化形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截至1894年，洋务派的七家最大军工业的经费五千八百九十六万元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五是来自海关洋税。这种收入，已不是封建财收入了，而是一种新的财源，它之用于兴办企业，已是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资本了。

十九世纪后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而封建的东方受到剧烈冲击，处于大变动的时代。有人形容这时候动荡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呼之欲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以使用机器和动力为标志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是分别由两个途径出现的，它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体系。洋务派企业，就是官僚资本的原始形态，它是继承封建社会的官工业而来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生产力促使它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稍晚出现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了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引进，它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

我们把洋务派企业作为官僚资本的原始形态，或其最初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它还不具备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是依靠国家政权建立的，并且也是从重工业开始，这与一般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同。但这时的国家还是封建国家，它的创办人李鸿章、张之洞等还是属地大地主阶段。和同时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要求不同，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要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企业必然走向失败。

1895年以后，在盛宣怀主持洋务派经济活动中，力求与商人合作，他经营的企业，封建性有所减轻，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依靠外国资本，企业的买办性加强了。结查，除有的企业通过商办逐渐转化为民族资本外，大部分变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附庸。盛宣怀可称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代表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洋和派的衣钵。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政权，它的官营企业也具有了比较完全意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奠定了以银行行为中心来扩民经济势力的道路。但因战争频仍，政府屡易，实际无所作为，当然也还不具有垄断条件。1927年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即沿着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扩张官僚资本，并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 上述观点，重复一下就是：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的它继承性，不会凭空而来；又有它发展的阶段性，不会一蹴而成。继承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下文还将详述。这里只分析一下它的资本来源和性质。据黄如桐同志研究，早期中国资本家的来源如下表。(《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版)

表示1913年以前民族资本企业(包括少数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有百分之十八点三是商人，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八是买办。如果不计轮船业(这时多是小火轮)和其他(包括缫丝、榨油、卷烟、水电、煤矿等)，在棉纺和面粉两个主要行业中，则地主占百分之四十四，而商人和买办合计已占一半以上了。这是指有记载可查的较大企业。在一些小企业中，亦有由手工业者或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的，如1913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修造业的九十一个资本家中，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的有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不过，就较大的投资来说，其资本主要是来自地主、商人和买办。

表三　早期中国资本家的来源

|1872－1913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他
棉纺业|25|41|26|5|10|--|--
面粉业|28|43|11|15|15|2|--
轮船业|12|15|9|2|4|--|--
其他|80|103|67|15|21|--|--
合计|145|202|113|37|50|2|--
百分比||100|55.9|18.3|24.8|1.0|--
|1914－1922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他
棉纺业|36|59|17|35|1|--|6
面粉业|42|53|8|26|7|8|4
轮船业|8|9|2|4|3|--|--
合计|86|121|27|65|11|8|10
百分比||100|22.3|63.7|9.1|6.6|8.3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社会上有一部分封建性积累，即地租及其转化形态转化为资本，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地主转化为资本家，也只是在1870年以后的一个不长的时期比较显著。这是和当时借助于暴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分不开的。事实上，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他们的投资，主要还不是土地经营，或者还扩大了土地经营；象张謇、聂缉摫都是这样。1914年以后，地主投资就日益不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来源了。庞大的封建经济和地主阶级的存在，实际上不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量，而是个巨大的阻碍力量。

1913年以前，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商人有两种。一种是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尤其是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从荣宗敬、荣德生等一些著名的资本家来看，他们投资于工业时，也有一个积累资本的过程，其积累也是与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市场变化分不开的，而他们耗来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毕竟是有限的。另一种是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西药等进口货以及贩卖鸦片的商人。也有小商贩起家的，如叶澄衷，他更是在贩卖、包销洋货中积累资本的。买办即洋行雇佣的经纪人是当时一种特殊商人。据王水同志研究，1895年以前，买办的收入累计不下六亿四千万元，这是中国社会未曾有过的巨额货币积累。这种积累是来自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余沥，自不待言。

总的看来，早期的民族资本，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只是不象外国资、官僚资本那样明显而已。

在这以后，如表三所示1914年到1922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地主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大大减少，买办亦式微，而商人变成主要投资者。这时的商人，已很少是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而主要是新兴商人，并有一部分是随着国内工业发展而来的商业资本家了。这时期，华侨资本占一定比重；并出现了新的投资者，即表中“其他”一栏，包括有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八人，还有技术人员、文教人员各一人。这表明，民族资本的来源中，已逐渐有剩余价值的转化，即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了。


注释

[1]① 参见本书《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表二。
[2]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