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目前，美国采取了以增加军费和减税为主的急剧扩张性财政政策，欧盟则在《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内坚持限制赤字扩大的政策。从本质上看，欧美政策的不同取向与各自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部政治结构有着直接关系。欧美政策的不对称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矛盾性及其显现的或潜在的风险。未来，美国的火车头作用不稳定，欧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将因此更加脆弱。

　　[关键词]财政政策　欧美经济关系　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欧美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居于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实力趋向对等。随着美国持续十年高增长期的结束，美欧在政策与制度上的不协调性甚或矛盾性愈加凸显，它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一、欧美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多数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与美国同步奉行凯恩斯主义，80年代后又转向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就财政的分配方式和国家用其干预经济的程度而言，不仅美欧之间有较大差别，而且欧洲国家相互间也存在差异。所以说，欧盟在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之前还没有形成财政趋同框架，因此谈不上欧盟的财政政策路线。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在《马约》的框架下实行稳定趋同的财政政策，此时美国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平衡预算的做法，欧美财政政策在形式上相对吻合。

　　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和欧盟继日本之后出现了增长下滑和通缩危险。面对这一形势，美、欧的中央银行分别采取了方向一致的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主导利率在短时间内由6.5%降到了1%，欧洲央行也随之审慎地将主导利率下调到2%的水平。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美欧的实际利率已几乎为零。但是，空前扩张的货币政策对扭转经济萧条和消除通缩压力并没有明显作用。这应验了美国经济学家西林的论点：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抽紧银根如同拉紧绳子，作用显著；而在通缩情况下，放松银根如同推绳子，不显作用力。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内部经济发展的意义变得尤为举足轻重，而美欧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明显不同，美国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欧盟则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2001年初，刚上任两个月的布什政府便将反周期的扩张性刺激作为核心政策目标，声称因经济衰退和反恐需要，政府将转向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且，与以往交替使用减税或增加支出的做法不同，此次的扩张是“双管齐下”，军费支出与大规模减税并举。布什政府的预算方案实施后，美国的财政平衡出现了急剧变化。2001财政年度，美国国家财政得益于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家业”，赢余1270亿美元；2002年赢余便转为亏空，赤字达1570亿美元。据最新统计，2003年美国赤字预计将增加到4550亿美元，占GDP比重的4.5—4.8%，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比重。与美国的政策相反的是，欧盟国家（英国除外）总体上依旧坚持着“告别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坚持《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由于经济不振、国家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以及其间进行了税收改革，欧盟的两个大国——德国与法国出现违规现象，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赤字比重超过3%，欧盟总体赤字水平也从2001年起开始回升。但欧盟赤字上升没有明显的刺激景气的成分，与美国的财政扩张有质的区别。在美国政府推行财政扩张计划时，欧盟委员会却反对通过提高国家新债务包括增加军备支出扩大投资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对赤字比重超标的德国（3.6%）和法国（3.7%）提出特别警告，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期限内实行有效限制，欧盟将动用罚款制裁机制。由于欧盟严格坚持稳定政策，预计2003年赤字比重限制在2.4%，2004年似可少许回落，总水平明显低于美国。

　　从美欧财政收支结构上的差别可进一步识别其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支出方面，美国预算中原已较高的军费开支比重徒然上升，出现了“军备凯恩斯主义”苗头。据估计，2002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于GDP的3.5%.而欧盟15国的整个防务开支不到GDP的2%，从数额上看，每年约1300亿美元，不及美国的40%，且多年来呈轻微下降趋势。2003年，美国为打伊追加特殊军费，公布2004年的国防预算将达4005亿美元，欧美在军费支出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收入方面，2003年1月布什政府提出了约高达674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虽然在国内450多位经济学家的批评压力下，美国国会最终只通过了约3500亿美元、为期十年的减税方案，但减税主要集中在2003年（600亿美元）和2004年（1500亿美元）执行，整个减税数额约占居美国1／3的结构性赤字。欧盟没有采取“美国式”的减税措施是由其经济模式所决定的。欧盟国家历来重视社会平等问题，国家支出中的社会福利等开支占GDP的比重（17%强）长期明显高于美国（12%），社会性开支，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并成为其财政结构性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欧盟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和德国等也试图通过减税来提高经济竞争力，但减税措施不可能脱离莱茵模式的“社会任务”。

　　此外，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欧美财政政策在形成机制上的差别也是其不同政策取向的一个方面。美国没有欧盟那样的法律规定对国债和财政赤字实行明文限制，因而财政政策更易受到短期景气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党政治哲学和路线的影响，财政路线因政党更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欧盟已将国家财政纳入政策趋同的法律框架，虽然财政政策主权名义上仍由各主权国家掌握，但成员国政府的行动实际已受到“软约束”。因此，欧盟整体中长期财政路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受政治与景气波动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

　　二、政策差异的根源分析

　　美欧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在表象上反映了二者景气政策的差别，而从根源上分析，它透视出美国与欧盟在政策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增长目标是减少失业和消除通胀。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经济哲学具有差异，美国的经济政策因政党更迭存在一定变数。布什政府的经济哲学与里根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重视以增长和就业为目标的“短期刺激干预”，同时也更强调为大企业创造投资环境，以此促进投资，推动增长。

　　美国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保持了无通胀的持续增长，这给上台伊始就面对萧条和通缩危险的布什政府“设置”了巨大的内部增长压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意识到此次经济危机可能是20世纪70年中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布什上台时的经济增长率为最低水平，这种经济形势直接威胁到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信誉。由于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缩压力增大，日本近十年刺激总需求徒劳无果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余地已近“枯竭”，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迟迟不见效用，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倾向采取“预防性”措施刺激经济，这成为政府的紧迫任务。布什政府在2003年1月7日公布抑制高失业、低增长的《就业与增长计划》和巨额减税措施，反映出布什总统为避免重蹈其父在1992年因忽略经济而大选败北之覆辙的内政压力日益增大。

　　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析，美国竞争地位的变化加大了其维持经济增长、保持世界“火车头”作用的外部压力。美国的增长领先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高科技和市场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对欧洲和日本采取了支持它们经济发展的“绝对获益”政策，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作用也确立了其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欧、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50%左右下降到80年代中期约25%.特别是当8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球汽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半导体等工业异军突起，而另一个工业大国——德国的出口总量甚至超过美国时，美国警醒地意识到将面临失去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和国际重要市场的危险。为此，美国采纳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由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国家机构牵头推动高科技发展，以“重新夺回美国在世界技术和工业的领先权”。此间，财政部仅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为期十年、耗资300亿美元的项目拨款就开发出2000多项新技术，这种国家投资对挽回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的地位损失起到关键作用。自1992年起，美国高科技推动的经济增长率重新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工业不仅在世界商品市场重新获得优势，而且还在服务业领域扩大了领先地位。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在各地扩大经营，美国也推动了在国外的生产并扩大了进口（1993年跨国公司生产已达到美国进口的43%）。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使其在增长率和世界市场份额上重新排在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前列，其GDP占世界产值比重又回升到1／3强，在人均产值、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普及等领域重新超过并拉开与欧、日的距离。

　　欧元启动给美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增长压力——保障资本流人。当前美国整个经济的投资有20%需要资本输入弥补，这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要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后，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未被根本动摇，但欧元的启动使这种地位受到挑战。2001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国际投资者开始理智审视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和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大量流出的现象，这对美国是一个严重警示。没有资本输人，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缺口就不能弥补，美国火车头就失去动力。为保证资本流人，美国必须赢得一定的增长率和资本收益效果。而为赢得增长，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超常的财政刺激手段。

　　自2001年起，工业国家的通缩趋势一直是妨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提醒，“通缩危险在美国没有消除，在可预见的时期是央行最大的担心”。关于世界性通缩的原因，美国著名战略投资家A.加利。西林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战后长期通胀过程中出现了投资与需求膨胀，部分行业中的过度投资埋下了通缩诱因。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供求结构、工业国家投资过剩和经济泡沫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而新技术开发没有开拓出新的世界性的经济增长点。当供应增长造成需求饱和，就会形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二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开支逐渐下降，资金流向民用消费和投资，加快了供应，造成通缩压力。从历史上看，世界近代的一些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战争与需求变化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府面对通缩可以选择不同的对策：一是针对生产过剩进行市场结构调整，优化国际分工，抑制泡沫经济出现，对产生通缩的根源进行“釜底抽薪”的治理；二是沿袭旧的理念，通过扩大国家支出，包括军备开支人为创造需求，缓解通缩压力。布什政府显然采取的是后一种政策。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的通缩压力对美国的“军备凯恩斯主义”财政决策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从布什在2001年6月30日提交的美国200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修正案看，实际布什政府在“9.11”以前，即经济下滑后就出现扩大军备支出的倾向。“9.11事件”使原本不可行的巨额军备开支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实际有些以此名义扩大的军备与反恐没有多大关系。美国财政支出的强力扩张的作用是明显的，随着军费上升，军火工业股票指数在停滞多年后大幅上涨，一定程度带动了股市。在收入方面，美国的减税措施除了具有辅助扩大军备开支的财政刺激作用外，还可一定程度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想。

　　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追求中长期低通胀、低赤字和限制国债的稳定增长目标，逐渐放弃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1989年《德洛尔报告》提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1993年《马约》将宏观经济发展列入统一发展框架，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些战略决策都贯穿着一条经济政策主线：形成成员国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财政政策，以此缓冲内外经济冲击，避免经济过热或衰退对宏观经济长期稳定造成干扰。欧盟确立这样的经济思想是由内外因素决定的。首先，经过战后历次经济衰退，欧盟认识到财政赤字和国债居高会抬高资本市场利率，影响私人投资，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欧盟国家过去在经济上分为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硬通货”国家以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软货币”国家，其宏观政策各自为政。由于财政扩张加重了赤字和国债负担，促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上升，不仅抑制了经济增长，也屡次造成欧洲国家间的汇率危机，加重了美元危机对欧洲金融的冲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中意大利和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欧洲需要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稳定政策。其次，在国际对比中，欧洲的国家支出占GDP比重大于美国，总投资占GDP比重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不足。尽管按照《马约》规定，许多国家国债的利息支出占GDP比重从2001年开始下降，但目前仍在3%以上。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调控余地，为此，欧盟不得不长期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创建良性的宏观调控总体环境。

　　从客观上讲，在2001年出现景气下滑后，欧盟限制赤字和国债的趋同政策对景气回升是不利的，因此特别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激烈批评。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秋就此问题展开大讨论，之后决定奉行中长期的稳定战略，要求各国继续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这进一步表明欧盟正为转向“长期稳定干预模式”而做努力。欧盟意识到，如果半途放弃，欧盟长期稳定的三个目标将一损俱损。这三个目标是：避免大的周期性波动循环往复，摆脱刺激——高涨——衰退——再刺激的景气政策；通过稳定财政为欧元建立稳定基础；防微杜渐，不给即将人盟的新成员国打开违反趋同政策的缺口，导致《马约》的标准名存实亡。

　　单纯从经济层面分析欧美财政政策，还不能全面认识其不同取向的本质差别。通过对比分析欧美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其不同取向的社会背景。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财政政策决策的关系比欧盟更为直接和紧密，财团利益关系对不同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安东。齐施卡在其《美元》一书中分析五角大楼的作用时，形象地将国防部的巨大军事采购比做“世界最大的雇主”，它的巨额订单连接着权力决策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队中许多重要的官员栖身于国防部、工业、金融等重要职位。国防部在国会拥有包括来自军队、政府以及经济界的阵容强大的院外集团，影响着政策决策。这种关系虽然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期有不同体现，但始终存在。冷战后的1990年到1996年，美国军事采购、科研费和军队开支出现下降趋势，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种“政府一工业联合战略”。自1999年，美国财政支出中的军事科研和采购费用重新超比例增长，政府通过这种联合战略重新给工业带来巨大支持。国际安全战略学家陈皮尔在《世界政策的变革》一书中对当今美国权力一财富一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道，现布什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是里根“大财团”政府的班底，是军火和工业能源的利益代表。美国军备工业与权力机构的关系非但未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而转变，反而通过反恐和打伊得到巩固。这种关系结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反过来又成为维持其影响与财富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财政决策往往会不同程度偏离经济规律。

　　在欧洲，能够对欧盟趋同的财政政策框架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由于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因此影响力也更加多元化。自罗马条约起，欧洲利益集团受利益驱动推动了欧洲内部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自身的结构、与权力机构的利益关系和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变：成员国利益集团被纳入了经济一体化的多国协调、多边管理的机制。与“欧洲特色”的外交与安全理念相辅相成，欧盟整个军火工业规模明显小于美国，军备工业的院外集团没有形成超强“气候”。这与欧洲利益集团出现的结构性“多极化”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文件》和《马约》等重大一体化决策为利益集团制定了方向性目标，即促进多方利益。受莱茵模式的影响，欧盟在《马约》中专门强化了“社会伙伴”（包括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福利等社会性利益集团）对权力机构实施影响力的运作机制。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欧盟的福利负担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受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财政分配相对公正。目前，欧洲的利益集团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各种专业、行业、经济的最高联合会都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欧洲层面组织起跨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影响。但它们主要在欧盟立法、制定规则、政策协调以及资金调配额度等方面争取利己的发展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经济权力机构已开始行使区域化的统一管理，因此其决策不“关照”某一国家、某一行业或某一集团的特殊利益。总之，欧洲国家利益集团对欧盟的权力机构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影响有专门渠道，但直接左右决策的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不均衡和不稳定等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工业国家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加深。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早已超出各自国民经济的范畴，但由于两者所奉行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欧盟的经济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在地域上不断推广，但世界经济却因缺乏有效协调的全球治理而十分脆弱。

　　首先是增长方面的脆弱性。美国急剧扩张型财政政策在近期可一定程度缓解通缩压力，刺激经济回升，中短期内美国可以起到支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但这种增长模式背后潜藏着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从长期看，世界经济依靠美国增长的“牵引体系”越来越成问题。其一，美国通缩趋势和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泡沫、私人储蓄率低以及股市大跌引起的私人高负债率等。如果不针对结构性原因对症调整，仅靠赤字财政刺激、人为扩大需求，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副作用，有可能为下一轮生产能力过剩、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埋下伏笔。更棘手的问题是，赤字膨胀和国债激增将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这对长期投资和增长有抑制作用。其二，就减税效果而育；在通缩压力下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其效果有明显不同。美国当前采取的措施首先优惠了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可因此增加7%，而中产阶层的收入最多只增加2%，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能因此减少1%），这有助于刺激投资，但对扩大普遍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因此对长期增长的促进效果要打折扣。其三，从长远看，美国将在日本和欧洲之后步入老龄社会，由于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趋于下降，社会负担加重，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减少，削弱了内需带动增长的基础。美国自身的这些问题将制约其增长潜力，从而弱化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力。

　　欧盟的财政政策注重的是内部结构稳定，缺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动机和作用。欧盟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难有作为，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上，欧盟的政策构想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而是着眼长远稳定的“质增长”目标；客观上，欧盟受结构问题制约，如内部市场相对狭小、社会负担沉重等。此外，欧盟奉行趋同的经济政策还是国际事务中的新事物，欧盟还没有找到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治理衰退的理论创新，因此它在限制赤字、维持财政趋同目标时不得不承受增长乏力的代价。由于欧盟划定3%的赤字比重限制濒临衰退的国家促进增长的政策空间，结果德、法、意、英等国在短期内不得不期待外部市场，包括美国的带动。如果美国陷入不景气，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拉动作用。世界经济不得不在美国主导的、不稳定的条件下颠沛起伏。

　　其次，欧盟与美国财政的不同取向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影响是间接的，但风险性却显而易见：美国不断上升的“孪生赤字”与欧盟有所控制的“单赤字”（2001年和2002年欧盟经常项目结算“扭亏为赢”）的对比成为国际资本市场衡量美元与欧元比价的重要参数，金融投机受到刺激，汇率风险明显增大。从影响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看，美元当前的优势是重新赢得了增长率，但在财政预算平衡、贸易结算以及国内资本构成等方面处于劣势，基础受到损蚀，美元趋向贬值。当前对美国究竟是执意转向弱势美元政策，还是对资本市场走势顺水推舟还不能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双赤字”同时增大，债务负担加重，美国经济比任何时候都依赖国外资本。当前美国吸引的资本已占到全球资本输出的80%.美国财力不足将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稳定。2003年上半年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不是日本投入9万亿日元（750亿美元）进行超常干预，美元的跌势还要凶猛一些。国际资本市场已出现的两种结构性变化预示着未来资本流动和汇率加剧动荡的可能性：一个是2001年到2002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急剧缩减，特别是欧洲流向美国的资本，包括直接投资、证券和其它投资从4502亿美元减少到2264亿美元，几乎减少一半；另一个是中东产油国与欧元区的投资关系更加密切，有些国家将部分美元储备换成欧元，并提取出了大量在美存款。应该说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生产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从外部削弱了美国的“引力”优势，美国的“孪生赤字”不断攀升则从内部进一步削弱了这一优势，美国能否长期保持所需的资本输入已令投资者产生疑虑。所有这些因素将加重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为稳定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增添了难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和美国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将加重汇率危机的风险。欧元的诞生使欧盟比以前增强了抵御美元动荡的能力，而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并与美元挂钩的东亚国家将深受汇率动荡之害，其贸易条件、货币储备和金融管理体系都会在金融动荡中受到消极影响。

　　最后，欧盟与美国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对日趋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间接的，但“破坏力”不容忽视。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已使世界市场之争尖锐化，美国为了把财政刺激的作用限制在国内，保证增长与就业目标，将本能地对国内市场采取日趋强硬的保护措施，从而使国际贸易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这里应指出，简单指责美国保护国内市场有欠公允，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承受巨额贸易赤字。美国已是世界“最开放”的市场，日本、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赖这个市场。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看，日本、欧洲以及一些东亚国家用从美国赚到的赢余，相当部分又以投资方式流向美国市场，这种贸易一金融的循环关系存在风险，并不正常，但只能通过发展互惠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循序逐步“解套”。如果美国强行转向贸易保护，打破这种循环，脆弱的世界经济就失去平衡。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感受到美国不再热中“自由贸易”。美国除设置贸易障碍限制进口外，还试图通过美元贬值限制国外商品输入，并着重对与其有较多贸易顺差的国家施加汇率压力。欧洲方面，由于德、法、意等国的内需严重不足，在市场之争中也日趋强硬。欧美都在利用多边贸易制度的弱点，谋取对外市场更大的准入权和对内市场保护的合法性；欧盟与美国不仅相互间贸易争端逐步升级，而且对东亚设置的贸易障碍也明显增多，致使东亚国家日益成为贸易争端中的打击目标。在全球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到有效抑制，不仅工业国家的贸易战将进一步加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也将受到损害，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和法律权限将受到削弱，最终威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欧美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及引发的问题只是冷战后世界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冷战结束并不标志全球进入“市场经济的繁荣阶段”：市场经济没有克服其周期性衰退和结构性萧条问题。虽然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对全球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两大主要行为体——欧盟和美国却仍以自身利益为目标调节经济；全球化经济缺乏世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些问题凸显出建立致力于发展与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现实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