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骞的思想和作为，包括他为实业、立宪、自治、教育等所作的努力、在南通的社会改革的实践等，很早就引起了海外的注意。直至今天，张骞及其事业也仍然是多方面学者研究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海外的相关研究了解有限。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在欧美日的有关探索常反映了不同的主题和視野．也有新的发现，值得参考。限于篇幅，无法推荐更多的研究和展开性地讨论文中介绍的专家们的观点，但已择介了所有相对主要的有关学者及其著述。

[关键词]张骞；中国学；海外汉学；中国近代史


1912年7月1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就简介了张骞和提及“通州工业今日之发达”。1918年8月25日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星期日旗报》(SundayStandard)曾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南通纺织专科学校。这是国外比较早地注意到中国的近代南通的例子。

海外研究南通最早而又系统的是日本方面。而日本方面研究得早而周全的是日本人驹井德三。他于1919年10月来南通调查产业。根据调查所得，完成了名为《中国棉花改良的研究》的长篇报告，作为《中国产业研究丛书》的第一卷在日本出版。1922年11月，驹井德三再次来到南通调研。这一次调研为时两个半月，成果是后来完成的《中国江苏南通州张骞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1925年，此报告书在日本出版。该报告书连前论在内，共分六大部分，内容非常详尽。是研究张骞事业和南通近代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凭藉之一。驹井德三于1885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毕业于札幌农业学校。他后来于1952年在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了《对大陆的宏愿》，继续述及南通的情况。他于1961年去世。驹井德三后来卷入日本对“满洲国”的“外交”事务。大概是因此之故，过去中国学者或谓他是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而来南通的。但日本方面的材料证明他是受涩泽荣一财团所派。张骞于1922年春派大有晋盐垦公司的陆军少将衔的章亮元和大生纱厂的张同寿率代表团至日本，向“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财团商借八百万元。对此事件，张骞日记晦言，而张骞自订年谱和张孝若为父亲作的传记中则一字不提。1996年，日本的浅田泰三据日本方面的史料，陈述了中国来的代表向涩泽转交了张骞的信以及代表团在日本滞留一个多月，涩泽麾下的银行和各株式会社的意见不一致，最后涩泽财团决定派驹井德三来南通实地考察投资环境，以定是否供款给张骞的事业。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估计驹井德三的调研经费约为400万元。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张骞为南通引入国际资本的努力未成，日本方面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一事件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符合实际地认识张骞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而且，也在日本方面促进了联系涩泽荣一和张骞的研究。涩泽荣一记念财团已决定资助2004年9月将在东京召开的“涩泽荣一和张骞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和2005年5月在上海和南通召开的“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贡献：涩泽荣一和张骞的比较研究”国际会议。

1918年中秋，日本的上冢司因毕业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又在满洲铁路局工作而通汉语，故受外务省和农商务省的共同委托，来中国调查华南经济。南通是他的很大的调查范围里的一个地区。1918年12月底，他从上海启程往崇明岛，再经海门来南通，旋去如皋和盐城、兴化、昭阳、宝应等地。他在中国的总的调研时间是一年半，但在南通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他的调研报告《以扬子江为中心》于1925年由日本织田书店出版。他对南通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与交通、电信、教育、慈善等事业的完备，感到意外和震惊。他去苏北，主要是考察以植棉业为主的垦殖业。

在上冢司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写完之前，已经多次来华游历的日本的鹤见佑辅就于1923年在日本出版了《破坏偶像期的中国》一书。鹤见佑辅自陈：“自己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是把参观北京的国立大学、山西省太原府的阎锡山氏的事业、以及南通州的张骞氏的事业，作为三大纲目的。”他抵通时，曾在日本留学而时在南通更俗剧场领导戏剧改革的欧阳予倩到码头迎接了他。鹤见佑辅对南通的教育、自治和经济开发的近代事业十分赞赏。他评价若将南通州的事业“遍布四百余州的广袤的中国土地上，这应该说是一种卓越的、引人注目的见识。”鹤见佑辅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擅长写作，在以后又数次记及张骞在南通的事业。他于1973年在88岁高龄时去世。

海外对张骞及其事业的早期关注主要是考察调研和新闻与记事报道。在张骞去世以后，有关的理论性或考论性的研究才产生。下列一些研究者比较著名。

野泽丰，1922年7月出生于静冈县。1949年从东京文理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任该校助教。以后换任过几所大学，1970年获教授衔，1986年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院退休。野泽丰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共发表各类著作8部、学术论文80余篇。涉及南通和张骞的著作有由岩波书店于197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由校仓书房于1978、1980年出版的《亚洲的变革》(上、下)、和刊于《历史学研究》第150号(1951年)的《辛亥革命的阶级构成一一四川暴动与商绅阶级》、刊于《经济学家》第45号(1967年)的《辛亥革命与日本：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一一亚洲第一次共和革命的冲击》、刊于《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10号(1988年)的《张骞と南通への旅》等等。野泽丰至今仍在从事各种学术活动。

藤冈喜久男．原为北海学园大学法学部教授，已退休多年，但退休后一直坚持研究和著述，现住札幌市。藤冈喜久男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主要著作有1985年9月在北海道大学的图书刊行杜出版的《张骞と辛亥革命》，此书含两部共九章如下：第1部：第1章朝鲜问题；第2章戊戌变法；第3章东南互保；第4章辛亥革命；第Ⅱ部：第1章家とその生い立ち；第2章科举；第3章通州纱厂创设；第4章袁世凯上仁午甲申事变；第5章驻华米公使ラインシュ。藤冈喜久男还在日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制と张骞》一书。藤冈喜久男坚持的论点是正是张骞和他的立宪党人们在武昌兵变后迅即促成的各省独立，才确保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因此他花费大量时间来对此作了论证。他于2000年又在日成美堂出版了《义和团：中国とヨ—ロッパ》、(西太后治下の中国：中国マキアペリスムの极致)、《袁世凯总统：开发独裁の先驱》等多部史书。

中井英基，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教授。与南通和张骞有关的著作是《中国近代企业者史研究》，1976年3月出版，为《现代中国研究丛书》之一。1994年写了《近代中国の企业家精神》一文，被收入士屋健治编的《ナショナリスムと国民国家：讲座现代アシア1》一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于当年出版。1996年6月，中井英基又在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出版了新作《张骞と中国近代企业：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此书的部章如下：第1部绅商企业家の诞生；第1章农民から士大夫，そして绅商へ；第2章绅商上家产构成；第2部南通大生纱厂の设立と经营：第1章中国在来绵业の盛衰と再编；第2章上海机器织布局七湖北织布官局；第3章南通在来绵业の再编成；第4章大生纱厂の设立と张骞の役割；第5章民族纺绩业不振の原因；第6章“花贵纱贱”と纺绩业；第7章股#有限公司の经营体质；第8章大生纱厂の成长と挫折；第3部通海垦牧公司の设立上经营：第1章清末の通海垦牧公司；第2章民国初の垦牧公司と盐垦公司。目前，中井英基已经获得涩泽荣一记念财团的资助而正在进行涩泽荣一与张骞的比较研究。

高田幸男，东京都人。先后毕业于明治大学的大学院和文学部。现为明治大学助教授。目前在该校讲授“东洋史概说”的第二部分和“东洋近现代史”的课程。专攻中国近代史，特别着重研究长江下游流域的地域经济、地域社会、教育团体等。曾参与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的(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の营み)的撰写工作。此书于1995年由东方书店出版。同年，参加写作的野泽丰所编的《日本の中华民国史研究》一书也由汲古书院出版。1998年，在《骏台史学》第103期上发表了《江苏教育总会の诞生》一文。2001年，又在同刊物的第111期上发表了论文《清宋江苏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构筑と教育会》。高田幸男对张骞领导的江苏学务总会及其后身江苏教育总会的历史作用有深刻见解，他认为这样的组织“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教育改革”，而是“这种教育会具有与地方议会相似的性质”，“在咨议局的设立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金丸裕一，京都大学太平洋学部助教授。开设“东アジア政治经济史”的课程。曾编过《<大日本纺绩联合会月报>收录中国关系记事目录(1889—1943年)》，这一文献总目发表在《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16期上(1994年)。1996年他的文章《1980年以来日本学者对民国工业史评述——1903年—1927年的企业与工业化》曾由他人译成中文后参加第二届张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1997年8月于台湾召开的“纪念‘南京大虐杀’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他又作过《从破坏到复兴?一一从经济史来看“通往南京之路”》的报告。金丸裕一并不特地研究南通和张骞，但在对中国近代史作深入分析时，会有所涉及。北海学园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西川博史也是这样。他于1987年1月由ミネルヴア书房出版的重要专著《日本帝国主义と棉业》论及南通，但他同样不专门研究南通。西川博史现在的研究侧重于战后经济问题。例如，他在2000年又为《北太平洋地域协力の抱之る课题と新たな挑战》的课题项目写有名为《北太平洋地域たおける地域统合の展望上课题》的部分。目前他为博士生开设“近代日中の经济关系史の历史的意义”和“比较经济政策史特殊研究”这两门研究性课程。其它的研及南通或张骞的学者还有西泽治彦等等，不一一介绍。

在欧美方面，对近代南通或张骞有过记述或评论的人物有多位。如1910年率商团来华的美国大资本家罗伯特·大赉，1911年由美国红十字会派遣来华考察治理淮河水患的查尔斯·戴维·詹美生，1920年来通的美国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翰·杜威等等。对南通和张骞的在通事业研究得较深入的也有一些学者。这里主要介绍未被或仅是很有限地被国内了解的专家和他们的著作。

阿尔伯特·菲沃斡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学教授，学术活动期很长。他最早是研究盛宜怀的。195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中国的早期工业：盛宜怀(1844—1916)和宮企》(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一书。以后又研究周学熙在山东的启新洋灰公司并出版了专着(Industrial En- terpfis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7he Chee Hsin Cement Co．)。1969年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与另一位中国学家合作，编辑了一部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参考书目。书目介绍了五百种从1949年至1959年在中国出版的有关图书。该书目对欧美的中国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作用。考虑到当时中美间的外交和交通关系断绝，阿尔伯特等能做到这样，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他的研及张骞和南通的著作有：《中国经济(1870—1911)》(The Chinese Economy，ca．1870—1911)，1969年于密歇根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77年再版；《1871—1910年间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业》(HandicraftAnd Manufactured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 1871—1910)，这是一篇发表在《经济史杂志》(JournalofEoonomicHistory)第30卷第2期上的长达40页的论文；《1912—1949年间中华民国的经济贸易》(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此文原是密歇根中国研究中心于1977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后来经删改后插入了《剑桥中国史》的第13卷中；《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史研究》(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1870—1949》(The Chinese Economy，1870—1949)，1996年在安阿伯出版。

阿尔伯特认为近代张骞经营的南通的纺织企业的模式是手工业向机械化、农业向工业转变时期的过渡形态。还认为这类企业在未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中将终因丧失垄断劳动力和原料市场的能力而失败。

玛瑞安娜·芭司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女研究员。她的成名作是《基于张骞(文献)的：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教育改革》(Aspects de la Re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ebut du Xxe Sieele d’apres des Eefits de Zhang Jian)，全书369页，于1971年在巴黎的牟同社出版。此书后由珀尔·贝雷译成英文，书名简化作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于1988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编为《密歇根中国研究专着》第53卷。书中收录了几篇全译或节译成英文的张骞的信件或文章．如第99—107页为《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MemorialRequestingtheEstsblishmentofaNormalSehoolforNan- tongAndHalmen)。第117—119页为《致署江苏朱按察使函》(LettertotheGovernor—general)。第133—135页为《初等教育必须改良之缘起》(Some Reason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Education in Lower Primary Schools)。第139—144页为《北京商业学校演说》(Speech at the Commercial School of Bei- ling)。第155—158页为《致黄任之论师范及小学函》(Letter t0 Huang Renzhi on the Normal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s)。其它几处译文，不一一赘介。玛瑞安娜还给各译文分别配有注释与说明。玛瑞安娜著述较勤，仅专书就已出版了五六种。她的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其中以对中国近代的教育和文化的研究见长。在她的著作中研及南通的教育和张骞的还有如下一些：

1972年9月，她在俄切芬特庄园会议上散发的一组关于南通近代的文化教育在内的中国近代文教等的文章。次年，这些文章加上她过去的其它一些文章，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玛瑞安娜的第一部论文集《权威、参与和文化的变迁在中国》(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1985年出版的她的《晚清的金融体制结构一一中国国家权利的范围》(The Structure of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Qing．-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1987年在纽约出版的她为第二作者，露西·黑霍为第一作者的《中国的教育和工业世界：研究和文化性传译》(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1990年在《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34卷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一文。玛瑞安娜还和另两位合作者写过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的中国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中国这两本书。其合作者之一的法国女学者玛瑞—克莱尔·贝热尔也关注过张骞和近代南通。

贝热尔的相关著作即是先后在1968年和1986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La 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evolution de 1911)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后一书另由杰妮特女士译成英文，于1989年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麻省同时出版发行。是剑大出版社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贝热尔为《剑桥中国史》第11卷撰写了“中国资产阶级”一章。

威灵腾·C，原名陈锦江，是美籍华人。事实上陈锦江一名只对他的非学术活动圈中的华人中的一部分人使用，在国外的历史学界，他是多以威灵腾著称的。他自1966年毕业于名校道格拉斯·阿拉赉申高级中学后依次进入美国的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的书《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现代企业》(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m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于197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讲述了张骞在通州创办纱厂但困难重重的事情。此书的提要在三年后被改写成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章。威灵腾现在加州洛杉矶的奥克斯登特尔学院任历史学教授。威灵腾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文论较多，如关于官商关系的、关于早期公司的结构、传统因素以及其后的改革等等。他的书和文章在世界各国出版。由于一般并不具体讨论张骞的言行，所以这里不作介绍。威灵腾在写作中不机械地袭用史料，多理论发挥，常常是几页纸中不见一点生硬用料的痕迹，而是将史料悄悄溶入文中，且批论的思辩性强。

凯茜·雷蒙司·瓦尔克，取中文名作武开智，又作武凯芝。女，1986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二十四年前，武凯芝曾来南通做过对当地近代社会的调研和相关资料的采集。她的博士答辩论文是《商人、农民与工业：南通县棉纺业的政治经济1895—1935》(Merchants， Peasants and Industry：the Political Economv of Cotton Textiles． NantongCounty，1895—1935)武凯芝在此后的有关的学术活动如下：在1993年度的《现代中国》(ModemChina)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增长，农民地位下降；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劳工的性分界：在南通县的妇女工作》(Economic Growth，Peasant Marginalization，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Women’s Work in Nantong County)一文。在同年度的《现代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发表了《中国农民暴动的再思考：对1863年南通县军山农民起义的初步评判》(Peasant Insurrection in China Reconsidered :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Jun Mountain Peasant Uprising, Nantong County, 1863)。

1999年武凯芝在美国斯坦福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专著《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径：扬子江北岸三角洲的半殖民地主义》(ChineseModernityAndthePe,Peasan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武凯芝认为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与官僚资本结盟的商企进入南通地区，暗中破坏了民族企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化过程的一部分。此文的立论、举证和论证过程颇让人费解。而且她认为南通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启动和发展，是因为鸦片战争把西方的注意力引向了上海市场，“为北三角洲的商人们创造了赢的机会。”《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eal Review)曾对此书作过一些评论。武凯芝的研究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她的研究方向较集中。她自称：“我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近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和关于以下方面的话题：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学、社会变迁理论，不发展主义是我的替代性研究的方面，还有妇女和工作、比较中的妇女史、农民研究、革命比较、帝国主义。”

武凯芝现是在坦普尔大学历史系开设“近现代中国史”、“比较历史”和“第三世界史．三门课程。武凯芝过去来过几次中国，还向十八年前的第一届张骞国际研讨会提交过她撰写，杨冬燕译的《中国早期近代化与张骞的自强政策》一文。

邵勤，女，原本是中国人．十多年前去美国后一直在彼定居，且用英文写作，所以只能将她列为海外学者。邵勤于197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后被分在该省的一所中学任教。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而于1983年修完硕士课程。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读现代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同时兼教一些课。她的博士论文是《制造政治文化：1894—1930年间的南通个案》(Making Poetical Culture：the Case of Nantong．1894—1930)，此文后来未发表。在此之前，邵勤还写过《张骞对教育改革的态度》(Zhang Jian’s Attitude Toward Educa- tionsl Reform)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1991年的第4期上。邵勤自1994年起至新泽西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现为助理教授。邵勤观察力强、思想敏锐，写作勤奋，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有几篇是关于南通的。她是当代海外的南通与张骞研究中的中坚学者。以下介绍她的有关的一部分研究：

1996年，《中国的歌剧和表演文化》(Chinoped(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文丛收录了她的《错配：欧阳予倩、张骞和1919—1922年间南通的戏剧改革》(The Mismatch：Ouyang Yuqian．Zhmag Jian．And the The- ater Reform of Nantong，1919—1922)。1997年，她在《现代中国》(ModemChina)第23卷第1期上发表了上年7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次会议上交流的文章《二十世纪初期南通的空间、时间和政治》。1998年，在《亚洲研究》(Joumal of Asian Studies)第57期上发表了《风过茶壺：共和初期的中国的茶馆文化里的诽谤》(Tempest Over Teapots：The ViEfiestion of Tes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hcan China)。除了论文外，邵勤在多次的研讨会、讲座等中口头或书面报告了她对南通的研究。如2001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专题研论会上和同年4月在俄勒冈大学的对十九世纪的跨学科会议上都报告的“中国第一所博物馆的创建，1906—1930”(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Museum，1906—1930)。1999年6月在日本东京的第三届亚洲研究年会上报告的“中国一个县的印刷文化：南通，1900—1930”(Print Culture in a Chinese County： Nantong，1900—1930)。1998年1月在西雅图的美国史学会第112届年会报告的“二十世纪初期南通的茶馆”(Teahouses in Early Twendeth Century Nantong)。1996年4月在特伦顿学院的新泽西第七届历史年会上和同年lo月在瑟藤霍尔大学的亚洲研究年会上报告的“在日本占领下的劳工运动一一南通的案例”(Labor Movement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the--Case of Nantong)。1996年10月在新泽西学院的午餐论坛报告的“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戏剧改革”(The ater Reform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1996年4月在夏威夷大学的中国的歌剧和表演文化会议上报告了“戏剧之家一一南通的戏剧改革”(Home of Drama-- Theater Reform in Nantong)。1991年6月在波士顿的联邦中国史会议报告的“张骞在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Zhang Jia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Modem China)。1995年1月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学会第109届年会报告的“虚夸、神话和南通的本地自治”(Rhetoric．MYdl，And the Local Self- government in Nmatong)。邵勤也多次回中国参加一些学术性会议，对此，这里从略。

邵勤的第一部专著《文化现代化：南通模式，1890—1930》(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刚于2003年10月由斯坦福德大学出版社出版。

伊丽莎白·柯尔，为出身于德国的女学者，取中文名作柯丽莎。她于1984—1986年，在德国波恩大学主修汉语，兼修兼学日语和商务管理，并获学士学位。1986—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习本科段的中文和中国经济史。1992年从德国波恩大学获硕士学位。主学中文，兼学日语和商务管理。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张骞(1853—1926)：儒学企业家及他的中国经济思想》(Zhsng Jian(1853—1926)：AConfucian Entrepreneur And His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Economy)。199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柔德斯奖学金而开始在该大学的圣安托尼学院和中文学院学习。1994—1995年在上梅社会科学院和南通档案馆作资料采集工作。1997年从牛津大学获现代中国经济史的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的现代企业：南通的大生棉纺织厂1895—1926》(Modem Enterprise in China：The Da Sheng Cot- ton Mills in Nantong，1895—1926)。现在美国俄亥俄州开斯西保留地大学历史系任现代中国史助理教授。她在期刊上发表的或为别人的书所写的有关文章有：

《在郊区的工厂：南通县的工业劳动力和社会分划，1895—1937》(Fsctories in the Countryside：the Industrial Work- force And Social Division in Nantong County．1 895—1937)。这是为戴维·佛日和刘涛滔(音)主编的《中国的城乡：特性和感知》(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 tion)一书所写的一小部分。该书于2002年由英格兰的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控制和所有权：大生的合作．1937—1949》(Control And Ownership during War And Occuoafion：the Da Sheng Corporation．1937—1949)，发表于《亚太商务评论》(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0年冬季号即第7卷第2期，文长18页。《在中国控制现代商业：大生企业，1895—1926》(Controlling Modern Business in China：The Da Sheng Enterprise．1895—1926)，发表在《亚洲商务杂志》(JournalofAsianBusiness)1998年(第4卷)第1期。文长16页。《通过投资获得控制：现代中国的银行、它们的金融及对纺织企业的控制性卷入，1900—1930》(Gaining Control through Investment：Modem Chinese Banks And Their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Involvement in Textile Enterpris- cs，1900—1930)，此文是为戴维·佛日主编的《中国的银行和银行业务》所写的一章，该书不久将出版。

以上是柯丽莎的关于南通的比较长的文章。她的短些的相关的文章和与会交流材料有：《南通：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Nantong：Archives，Libraries，Museums)，发表在《中国商务史》(ChineseBusinessHistory)杂志1995年(第5卷)第2期。《上海和它的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南通的大生棉纺织厂，1900—1930》(Shanghsi And the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of Its hinterland：the Da Sheng Cotton Mills in Nantong，1900—1930)，此文本是1996年6月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交流论文，由该会编印后交给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日本对郊区的中国企业的控制：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南通地区的经济演变》(Japanese Control ove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ryside：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antong Area during War and Oc- cupafion)，作为2001年12月在华盛顿的第七届中日关系会议的交流论文。《满洲市场和它对苏北纺织工业的影响》(The Manchurian Market And Its Impact on the Textile In- dustry in Northern Jiangsu)，作为2000年6月在日本东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交流论文。《乡间工厂：在南通县的社会分划，1895—1937》(Factories in the Counbtryside：Social Division in Nantong Xian．1895—1937)，作为1998年4月在华盛顿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交流论文。《1895—1926年间南通县的工业场》(Industrial Work in Nantong County，1895—1926)，作为1997年5月牛津大学的中国城乡会议的交流论文。《1895—1926年间南通的公司文化和公共领域》(Company Culture And Public Sphere in Nantong，1895—1926)，作为1996年6月亚洲研究中心在香港大学开的“中国商务的过去与现在”会议的交流论文。《从家庭到职业性管理：大生企业，1895—1926》(Ftom Family to Professional Management：the Da Sheng Enterprise，1895—1926)，作为1996年4月在夏威夷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交流论文。《棉花和鸦片的组合：1920年代和1930年代大生公司自愿的和被迫的商业多样化》(The Cotton And Opium Portfolio：Voluntary And EMoreed Business Diversifi- cation of the Dasheng Corporation in the 1920s And 1930)，作为2001年9月在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开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亚洲事务大会组织年会的交流论文。《在现代化和工业化之途：南通城市在民国时期的发展》(on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Nantong Ci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1998年4月在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开的“中国”研讨会交流。《工作场所的社会分化：在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南通县的工业场所》(Social Division on the Shopfloor：Factory Work in Nentong County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Period)，作为1998年1月在弗吉尼亚大学开的美国东南地区亚洲研究大会年会的交流论文。柯丽莎在中国参与几次会议的交流论文，这里不作介绍了。以上是柯丽莎的关于南通的著述。她在高校讲授的课程和专业活动，这里也略过。柯丽莎的系统完整的专著：《从棉纺织厂到商业帝国：1895—1949年间区域企业在中国的出现》(From Coa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 in Modem China，1895—1949)。已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人了出版计划，属《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Series)之一，即将出版，是她完成的第一部专著。我曾计划翻译柯丽莎的博士论文，后来她谓她的博士论文扩展的此专著将要出版，我遂未办。

除了上面已介绍的一批研及张骞的专家外，还有一批欧美学者及其著作值得介绍．例如有：斐立浦·黄(黄宗智)和他于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350—1988年间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农村发展》(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约瑟夫·菲伍斯密司教授和他于1985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内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业组织和政治活动，1890—1930》(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es in Shanghai，1890—1930)；戴维·佛日和他于198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前从1870—1937年中国江苏和广东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生计》(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 dong，1870—1937)；约瑟夫·埃谢瑞克和玛瑞·芭库斯博士等合著而于199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精英和控制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 terns of Dominance)；艾米莉·洪妮各和其于1992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地的等级制度和劳工市场分割：苏北人在上海的案例》(Native—Place Hierarchy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The Case of Subei People in Shang- hsi)等等，这些书都可为我们研究上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地方近代社会的变迁，和供比较我们自身的张骞研究的视野与角度作参考。而海外研究中所存在的错误，也可使我们的史学批判能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深度。

至于萨繆尔(朱昌峻)、巴瑞．肯因南(秦博理)等人士的著述在中国已被介绍过，这里不再絮介。还有一些著作的立论和史证乏新可陈或错得离谱，故一概免提。对海外报刊上关于张骞的新闻性报导，和工具书中的小传等等，也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