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撇开个人方面的因素,我想重点从校长选拔、任用及评价体制等方面抽茧剥丝,以期探准症结,对症下药。
校长是“官”,自然按政府官员的选拔任命的程序来运作。从确定人选到走马上任,一切操作权都在主管部门与主管官员的手上,普通教师是很难有参与意见的机会,所谓的民意测评也近乎走过场。那么,选拔校长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考虑到该人选的教育观念、管理能力外,实际中,更要考虑什么官位的平衡、相关背景等等,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常常后者要占很大的权重。于是,校长这顶乌纱的赏赐有的时候就成了官场角逐的筹码。
国办学校校长的任期与政府官员一样是以“届”来计算的,换届的时候自然要有业绩评估,以决定是否留任。而评估指数的“数字化”与“量化”实际上成了制约想有所作为的校长们的枷锁,给了某些会揣摩风向的“聪明人”“大展宏图”的机会。比如,很多教育管理部门把升学率作为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有的把指标提前一年下发,完不成指标的要受到批评。于是,不少学校只好加大对学生的“管理力度”,如开早晚自习、周六日补课,以损害师生身心健康来换取业绩;有的学校甚至弄虚作假如强迫“差生”转学休学、在学籍上搞猫腻以“提高”升学率;有的挖空心思争抢生源。于是,搞教育的人做着违反教育规律的事,这在不少学校成为很正常很自然的现象。一个校长在一所学校的任期一般都不会太长,能干上五六年的就很不错了,现行的评价机制使得为数不少的校长只能做些立竿见影的工作。这既是制度的悲哀,也是校长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哀。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现在的评价机制诞生的“好校长”有不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校长。他可能是一个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行家,也可能是一个谙熟官场规则八面玲珑的高手。另外,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校长负责制,又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其“才华”的舞台,不少校长实际上成了霸道的政客和私营企业主。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仕途负责,缺少对教师负责对学生负责的意识。他们把官场的那套御人之术玩得烂熟,既打击异己,又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学校成了这些人的独立王国。
而在现实生活中能成为好校长的,大多是因为其自身就是有思想有个性的教育行家。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排除世俗功利的干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现行体制的羁绊,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事业。
至此,该给好校长一个明确的定义了。他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学识渊博,思维敏锐,对“教育”的内涵、实质、真谛有清醒的认识;他应该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公平、公正,熟知并能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长处,为每个员工的事业发展搭建宽敞的平台;他应该有敦厚长者的胸怀,宽以待人,作风民主,以人格力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如果能用这样的标准去选择校长;如果每个校长都能用这样的标准自励;如果选择校长的“路径”更科学更合理;如果校长负责制不至扭曲变形;如果教师(教代会)对校长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乃至能够弹劾罢免不做为、不称职的校长,那么,好校长不会是少数教育修养高深、有高尚人格的人的专利。良性的机制必将催生大批滤净了官气、有高远事业追求、有真正人本意识、敢作敢为的好校长,教育的春天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紫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