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是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如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体来获得自己的道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不相信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是个经济上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个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群众指的是被资本力量‘无产阶级化’的大众，《帝国》一书用斯宾诺莎的multido来指这种被全球资本剥光的主体集合，华勒斯坦的‘半无产阶级’是指民工这样的被资本力量搞得流离失所，但仍有个家、一小块地来补贴其最低工资，为国家资本和其余的总是与国家勾结的资本挣出更多剩余价值的中国农民们？ ）的自发和觉悟，总是象传销一样地下基层去启发、发动群众，这是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导’论。从发动、引导到领导，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驾到了革命群众头上，甚至凌驾到了马克思主义头上，要硬做了：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壮大，等着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过公投或议会选举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生产手段国家化。资产主义是自己的灭亡的推进器，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越瓜熟蒂落，马克思象小学老师一样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培养对象：英国、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后来俄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们觉得自己是冒进了一步，还在等着德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英文《马恩选集》，纽约，1978，45－145页；恩格斯到1880年还在用他强加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预测无产阶级革命的收获季节〖《社会主义：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纽约，1959年，88－9页〗：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级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过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道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发现，革命必须硬搞，无产阶级决不会自己挑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后来发现主义硬搞不来，就找出借口说先用社会主义过渡一下而凭空抛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奋斗简历，一览之后实在让人扫兴）。所以就出现了特洛斯基这样的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理论知识分子，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发动革命或暴动的行动知识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马、恩的研究结果地硬搞了（俄共是从沙皇的三年战争后的失心、失权里轻松拣了执政权力，葛兰西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一步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属于被革命知识分子教导得熟读了游泳教科书，一看有革命机会，就往水里跳了，是‘对《资本论》的革命。〖《读本》，D. Forgacs编，1999年，32－36页〗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从游击战、内战里来夺权的，马克思见了会目瞪口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具体情况中的具体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版。也有了毛泽东（他却称别的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者为修正主义）的‘考虑矛盾的全部复杂性’、‘一分为二’、‘二分为一’的‘辩证“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不切合中国实际不要紧，我们有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巧手裁缝为其圆场，抹边；革命搞砸了，成了无产阶级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紧，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给撑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们能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弥缝的解释，给出无尽的借口。难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本身也需是很雄辩的知识分子，他们象拉康所说的neurotic者，为了不说‘为什么搞革命夺权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可搞革命夺到权’或‘不用马克思主义，光将马克思主义挂嘴上夺权起来反而更方便’这一点，为了掩盖这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必须挖空心思说出、掩饰那么多，说出了一切，将一切说到完全没有漏洞，其解释和辩护之完美刚好更能够用来说明其无法用马克思主义去搞好革命、马克思主义挡了他们革命的道这一禁忌之深。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如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分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不应该怀疑知识分子道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优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multitudo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很可恶的是，中国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来煽动贫困的大众，用民族主义来掩盖真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来替代社会主义建设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国家体系里和世界政治‘阵营’里，他们对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利用，类似纳粹对其人民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们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义版本，用爱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宗教（索雷尔坚持：无产阶级必须自始至终将反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页〗）来掩盖和替代国际、国内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引诱人民在民族和阶级，民族主义和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作虚假的选择。可恶的是，这甚至都不是中国新左的某些人的创意，而是在重复历史上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类似策略。巴利巴在《群众、阶级和观念》和《政治和其它场景》里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种种民族主义还魂的原因，和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利用人民身上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情怀有很好的阐释，我试将另文介绍。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拖了！）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革命的或进步的或自由主义的或文化再生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从来都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主体’，知识分子从来也都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治行动装置的中介来与无产阶级会合的这一企图，是一个飘飘欲仙的计划，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阶段上实现过，看来也将永远不会有成功实现的一天。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知识分子是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文化工具（葛兰西更是惊人地指出，有产者和当权者自己往往就是知识分子！〖《读本》，同上，301页〗），前者所乐道的那种‘先天下忧’、‘关心民间疾苦’但同时也与主导阶级打得火热的那种所谓的‘有机性’，使它成为各种有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华勒斯坦也说过〖《历史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上，83, 88页〗：知识分子的普遍主义话语‘served to direct the activities of the bourgeoisie of other states and various middle strata world-wide into channels that would maximize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required the creation of a world bourgeois cultural framework that could be grafted onto ‘national’ variations. This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the realm of political idea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即使某些新左知识分子选定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决不能抵挡住资本积累的压力，因为，首先, ‘the unit chosen as the vehicle to contain the culture tended to be the state that was a member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the assertion of a state-encased national culture inevitably involved as much supression of continuities as reassertiion of them. In all cases, it reinforced the state structures, and thus the interstate system,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as a world-system…….其次，……cultural nationalism like ‘socialist culture’ has often been a major stalwart of the universal ide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purveying it to the world’s work-forces in ways they found more platable. In this sense, the anti-systemic movements have often served as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of the powerful to the weak, vitiating rather than crystalizing their deep-rooted sources of resistance.’知识分子爱打的那张文化民族主义的牌，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喜欢的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194页〗，但是：文化抵抗 可成为抵抗的一部分，但我们一这样做，就不得不用主导者定下的标准来证明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的有效性，去向那些文明者看齐，给西方中心论喝了彩。‘If we deliberately assert (or reassert) particular cultural values that have been neglected or disparaged in ord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strong upon the weaker, we are, to be sure, strengthening the weaker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a given state, within the world-system as a whole. But we are then pressed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our asserted values in terms of criteria laid down by the powerful…The planner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in planning the assertion of some particular culture, are in effect (re) legitimat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知识分子是一只替主导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着想而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生产着蛛网的蜘蛛，自己却也是缠在其中的！他们是精神和知识的祭司，是有产阶级们的‘有趣的乞丐或干练的杂耍’（des mendiants interéssantes ou des acrobates adroites）〖索雷尔，《对暴 力的反思》，同上，288页〗，却常要在无产阶级面前去装清高！‘无产阶级’们不光喘息在资本的网罗和高压下，也被麻醉、缚缠于知识分子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小资趣味和五花八门的进步思想和世界观上。可以想象一个刚进城的民工的遭遇：他们既被摆弄于资本力量之间，又被戏弄在知识分子帮助和支撑着的城市小资、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文化装置之间；他不光属于低一个等级的工资劳动力，而且也属于另一个种姓！绝缘于主导文化之外！而他据说也生活在革命知识分子帮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算是革命阶级！有知识分子来同情和关怀他们的处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统治下，我们知识分子的话语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客观上同时提供着现实辩护和乌托邦计划，如果我们不从自我批判开始去批判这些现实、批判我们自己的批判的话。这种批判是不进则退，停止就是缴械。知识分子这种待价而估的还未划定的阶级正成为各种资本力量、国家权力和政党装置的管家、代理和治疗师。如果也还有忧国忧民之心、救无产阶级大众于水火的心，知识分子清洗自己的良心都会来不及，其越出自己的阶级去为弱势群体的呼喊，必须以这种反思和清洗为前提。
二、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或各种新劳动阶级的新的压迫和新的苦难之最终境域：从华勒斯坦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民族－国家间体系的角度来看
中国城市‘下岗工人’的出现，终于使原有的农民、民工问题背后的主因更清晰了：一方面是‘发展’对大量民工的需求，一方面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大量阏积和抛出，是谁在分化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人为制造越来越多的阶级差异和阶级冲突？这么做是为了谁的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未为80％以上的农村人口负担福利，甚至都要阻止农村劳动力商品获得正常的市场价格，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保护极少部分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补贴其工资市价和福利，这国家已到了谁的手里了？我们当然也知道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相信国家对这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利益的长期忽视，和今天对其劳动力储备露天矿式的开采，决不是别有所图。但其所造成的苦难现实，我们知识分子在去同情的关怀时，是再也不能掩饰和自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考验着我们对当前的几乎所有改革政策的讨论的真诚和合法。这一态度也考验着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切题与否、道德与否。
民工与下岗工人成为社会两极，资本力量通过国家这个装置来帮助各资本力量制造工资落差，夺到谋利空档，其实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国家在搞的其实从来都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性资本主义’，1978年之前和之后，只是个版本撤换的问题，哪怕是在我们最社会主义的那刻儿。中国的莫须有的社会主义几乎证明了任何社会主义在过去、在今天，从来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证明了哪怕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脱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象毛泽东那样坚持要自立更生，走封闭式市场道路之时，各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的运行软件仍然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们、包玉们和金庸们比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更看透这一点。〖可参看华勒斯坦《社会主义策略：重商策略与革命目标》，见《世界－经济之政治》，1984年，86－96页〗
无产阶级国家从来没有脱出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的肥利的边缘，即使象中国1949年后这样有意脱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实质上也是在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准备新的落差、廉价劳动力储备和消费品市场，更何况，在那些年，中国的与西方进出口，经香港这样的中间码头，从来没一天停止过。〖华勒斯坦《脱思社会科学》，1991年，151－69页〗巴利巴：…所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中形成的社会阶级、所有的地位群体都受置于其‘商品化’和‘国家体系’的影响，〖《种》，同上，4页〗‘…the only social formation in the true sense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world-economy itself, because it is the largest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within which historical processes become interdependent.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economy would not only be an economic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but also a social unit. In consequence the dialectic of its development would itself be a global dialectic or at least on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macy of global constraints over local relations of force.〖同上，6页〗, ’这使人感到，农民问题、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不光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积累相关，也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性拓展有关：既要压低最基本工资，高速、连续地积累，但又想扩大内需，不断用新市场来揩擦老问题，用新问题来使我们遗忘老问题，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有这样难言的苦衷，它们一拍即合。

所以，对民工、下岗工人问题的分析必须放进同时放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核心和边缘之间的落差之中来考虑。在中国语境下，我们甚至可以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去分析为什么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阶级差异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民内部的压迫的反映。我们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同时关心，是因为我们先天地、至少是在理论上将无产阶级国家看作了一个正义的力量，而从来不敢去想它从来没有脱出过各种资本力量的玩弄和操纵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和新的阶级苦难，都是各种资本力量通过它来造成新的廉价劳动力商品和储备所造成。我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可看出为什么民工和下岗工人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折射、转换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世界－经济总是已经等级化地被组织成中心和边缘的，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积累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的方式，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总是已经设立下不平等的交换和主导关系。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们总是不断地要将农民置入新的经济中，渗透农村，使它最终成为一个制造品市场和劳动力储备仓库。〖巴利巴，《种》，同上，89－90页〗而且它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快速完成这种转变，而是慢慢利用各种天然落差，分层分级地来一路获利。民工问题所以将是一个会拖得很久、变相地不断存在的问题。
在人民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的积累，也总是在寻找新的剥削对象，总是以各种方式逼低最低工资值。国家资本在分化‘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在它之内制造新的阶级差异和劳动力价格落差。在八十年代以前，是城乡之间的经济边界和劳动力落差成为国家资本照领导人的脑筋急转弯来积累和浪费的方便闸口，从来没有一个封建君王或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象那时的人民政府那么随意地玩各种剪刀差，诗意地玩弄和浪掷国家资本积累。九十年代起，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人’同时出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进一步分化中国的‘无产阶级’，有时是为加剧有时是为了转移矛盾，用新的分化来转移历史矛盾，到了不用掩饰的地步。它通过在无产阶级内的各利益群体内制造矛盾和斗争，来转移中国‘无产阶级’整体与国家资本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到今天，农民、民工与下岗工人与国家资本和其它资本之间的冲突终于图穷匕首现。从长距离看，民工问题，也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对边缘的剥削的一部分，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是一种‘peripheral super-exploitation’，是对民工这种 ‘part-time wage labor’的高度剥削，是世界资本主义依赖民族内和超民族空间内的政治斗争来获利，incorporating new low-cost labor which would in effect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 in real wages elsewhere and thereby keep down the global average的一个显例。〖《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11页；《种族、民族 、阶级》，同上，11页〗只不过，在这里，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口政策、经济政策不经意地成了这一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边远落后的农村劳动力的长距离剥削链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特色。
这样看去，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新生劳动阶级的苦难也决不是无辜的了。各种资本力量总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其最大利益，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在各种资本力量的手里的最重要的一张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选择性地、带着历史偏见地干预经济生活，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阶级差异来搪塞自己的政策的合法性，但玩来玩去，更暴露其政策合法性的缺无，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的同时存在，是这种合法性玩弄的可笑见证：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里真有劳动力市场（！）存在，而既然城市需要那么多的民工，那么就根本不应有城市下岗工人的存在。是谁在控制的玩弄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搞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双规制，社会待遇区分和文化身份隔离？这种国家政策下不断出现的新的阶级差异，除了对不知道属于谁的国家资本积累有好处，还对谁有好处？而且不也就造成了表面上的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这是无产阶级国家该干的事？

在这样一层层的错综下，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来公正地同时来同情和关心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一对立项。真希望大家多来写写这个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的同情和关怀的不着边，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漠然于各种新劳动阶级总是已经身处的社会关系。客观上，我们知识分子照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趣味选中的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启蒙和人类最终解放计划，对于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又成为一种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社会位置能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真理，认为能‘独立于被历史地、社会地决定的意义集合地去发现真理’，认为我们能从‘一个不定位的、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阶层的地位’上来向民众提供‘各种超越情境的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1936年，74， 155，194页〗这种僭妄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听得神乎其神，要来大加利用。国际共运史于是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观念漫游史诗。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就能看到，革命知识分子的普世主义解放话语，我们所 发动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也总是逃脱不了现代资本主义用以生存、用以粉饰自己的启蒙意识形态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收编，我们总是不小心用了统治阶级的现实辩护的观念〖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1999年，86页〗。我们在策略上用的也总是国族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老套。比如，中国知识分子新左中的那些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想重复的‘主义等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电气化’、‘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独立富强神话，但说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富强、赶超也从来都是全球资本从不间断的积累和商品化的一部分，是在潜在地为资本主义－经济降低成本和提高消费品价格、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他们使用着Window2003来反抗微软的技术统治。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认真的读者，则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其主因是国家权力在阻止新劳动阶级的商品化，是现行的或历史的国家政策在控制和垄断劳动力价格。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取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真正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也就是与大多数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相反，去呼喊：使农民的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去上市交换；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尽管也已是一个被overdetermined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市场）上的价格（尽管我也知道，让民工获得正常的劳动力价格，也帮助了资本主义解决其内在矛盾－－它总想要最大的剩余价值，但总也割肉似地想着让劳动阶级多几分钱来扩大它的内需！），让他们自己知道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和国家经济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让他们知道跨国资本、国家资本和各种私营资本分别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比例；也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别国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上的落差，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最终也必须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知道他们之间的真实的阶级差异和利益冲突。反正，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还是趁早挑明的好。
我们知识分子如要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处境，首先就是要来揭露国家与市场的勾结，使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生产关系下的货币与法律关系下的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身份，成为改变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解放者。中国的某些新左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苦难的道德和人道按摩非但问不对题（或者说正因为其问不对题），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对其劳动力商品的控制手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另寻策略。

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启发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们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各种资本力量作斗争：从本地出发，来从政治上攻击全球利润落差最大的敏感部位（如中国的外资或跨中企业），使国内外贪婪的谋利者们自己之间去闹翻，帮助新劳动阶级通过各种策略、组织和运动，努力去夺得谋利者为了巩固那个长距离剥削链、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生产关系而分给他们的代理、干部、买办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谋利者被迫吐出本来要分给爪牙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将是自杀性的，因为不喂饱的‘打手们’是不肯来出手的，而没有这批打手（说穿了也就 是整个为市场与国家串通服务的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装置及其所有‘螺丝钉’）来保护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就没有一个可靠的自救法子（For it will force the greedy to fall out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ry to eat into the portion of the surplus they apportion to their agents and intermediaries. But that of course would be collectively suicidal, since an underfed ‘army’ tends to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out an ‘army’ to protect the capitalists ( that is, an extensiv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has no secure way to survive. ）。〖《脱思社会科学》，同上， 123－4页〗
我们为民工的权益和呼喊，终极目标是为达到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同上，168页〗。我们的斗争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经济垄断和文化主导，使资本主义实现其本性，使市场实现其本性，将我们为人类自由的斗争导向人类的平等化，消除一切象民工和下岗工人那样的低人和非人主体，实现一种‘世界社会主义’。〖同上，206页〗为民工呐喊就是为了还给他们曾被许诺的社会主义公民待遇，这是一种决绝的斗争，是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跨国资本，与市场与国家的勾结的殊死斗争。一点待遇的改善，赵本山式黄宏式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式的话语麻醉，不是我们的争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将平等的社会主义实现到民工们身上，从让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享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权利开始，最终使中国的劳动阶级真正自豪于自己身上的那种‘有机自然’，去存在并创造！
三、阻挠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的认识的几大障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延伸（社会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的持久搭接与极化、由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的困难转换、掩盖在民工问题级背后的中国未来的阶级、脑体、男女、城乡歧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隐忧
A. 使我们身上总是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论有个交待和托付
巴利巴这个马克思理论的精读派和华勒斯坦这个将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也看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机部分的作者，最近逼入了我的视界。在阅读中我发现，他们两人可能是帮助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消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制造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偏见和幻影，重新零度地阅读马克思，用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时代新出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阶级苦难和阶级斗争的很好的路径（阿尔都塞教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这一点：马克思有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但问题还得由我们来提，我们必须在当代‘为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作为一种科学发现，本身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如何 使我们避开革命政党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着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去遭遇作为科学和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因此也许本应译为《为马克思》、《成全马克思》？〖《阅读<资本论>》，Ben Brewster英译，1970年，46页〗）。他们两人本来是道不同、不相谋的二十世纪两大普遍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年鉴派的传人，是我们时代的各种新问题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合写的《种族、民族、阶级－论各种暧昧的身份》，是这两大普遍主义关怀的当代汇合的反映，很值得关心民工这样的阶级身份分析的中国读者关注。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