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国党的成立日期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相混淆，以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成立日期，漠视早在一年前中国党就已经成立的事实，致使“一大”以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党及各地支部被人为地称之为“主义小组”，极大地模糊了中国党独立创建的历史脉络，这不符合中国党诞生的基本史实。
关键词； 中国党 成立日期 辨析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1921年7月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作为中国党正式成立的日期，这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中国党到底成立于何时？遍览党史专家有关中共创建的论文著作，虽有深入细致的考察论证，但大多未对此作严肃认真的思考。或人云亦云，不了了之；或以“主义小组”笼统称之；或虽认为“主义小组”名称不妥，但又擅造“党发起组”、“党早期组织”、“党小组”等虚名取而代之，造成了不少的模糊认识。
其实，要弄清中国党究竟成立于何时，困难的倒不是什么技术考证问题，真正困难的恐怕还是箕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的束缚。在如何研究党史上，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线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⑴周恩来总理也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真理。”据此，我认为有必要依据历史事实重新认识中国党的成立日期。
一
在中国最早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上建立中国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1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赴天津，途中两人酝酿建党事宜。这件事，被史学界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抵达上海，积极投入创建中国党的活动。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党的活动作准备。
在陈独秀、李大钊酝酿建党的同时，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国际批准，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维经斯基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的条件。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党。
经过多次酝酿和准备，中国党于1920年8月⑵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党书记。当时，李汉俊等人还拟定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党党章草案，以统一大家的思想。李达回忆说：“（1920年8月）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⑶中国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⑷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去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党书记先后由李汉俊和李达代理。
中国党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如下活动。一是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党员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月刊从8卷1号起改为中国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论政治》一文，这实质上是《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党又创办了《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主义的大旗，阐明了党人的政治主张。二是制定了《中国党宣言》。根据苏共中央1956年移交给我党的中共代表团档案，，内有1920年中国党制定的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党宣言》，这是中国党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政治宣言。三是建立中国党支部。中国党成立后，就着手派人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建立和发展中国党的支部。旅日和旅欧学生中也建立了党的支部。这些党支部都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党的基层组织。四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建党成员俞秀松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五是筹备召开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上半年，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根据国际的指示，达到上海后即与李达、李汉俊联系，并建议尽早召开中国党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已知的文献资料来看，1920年8月中国党成立时，就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应成为中国党正式成立的标志。而1921年7月只应作为党的“一大”召开日期载入史册。
二
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8月，这并不是作者心血来潮的杜撰，而是早已被认可的事实。从逻辑上说，一个政党组织尚未成立，就不可能有这个政党的成员和代表，只有中国党已于1920年8月成立了，才可能有各地的党代表参加1921年7月的全国代表大会。
事实上，在中国党成立早期，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我们能看到的党的文献也均认可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譬如，邓中夏在1930年6月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专门列有“中国党的成立”一节，文章说：“1920年党成立。中国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产起来。中国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中国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⑸“1920年夏，中国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为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⑹1937年尼姆韦尔斯访问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同她会见时专门谈到创立中国党的问题：“中国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嵋椤！雹瞬毯蜕?926年在《中国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特别清楚地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去，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⑻
另据中国党创始人的一些回忆来看，也都认可中国党是1920年成立的，他们都不承认那时有什么“主义小组”。1953年2月23日李达在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中说：“1920年夏季，中国党（不是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开会。”⑼“在这时候，‘中国党’发起的事被列入日程。”“当时在上海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当时还起草一个党章草案”，“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成立党的会议定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⑽包惠僧回忆说：“约在同年（1920年）的夏天成立了中国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⑾包惠僧1961年1月29日在给中共广州党史组负责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就我的记忆，中国党是于1920年夏秋之交在上海成立的。紧接着党的成立，因为有特殊的人和事的关系，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连上海全国共成立了六个支部。上海没有支部之称，各?氐持Р康某闪⒍际巧虾５撤⒍橹鹄吹模鞯吃钡奈锷ぷ鞣峙洌掣俚哪舛ǎぷ鞣秸氲木龆ǘ加缮虾５掣涸穑率瞪纤托纬闪酥醒氲墓ぷ鳌？墒堑笔辈⒚挥兄醒胝飧雒啤Ｎ椅诵椿匾渎嫉姆奖悖页０焉虾Ｐ闯闪偈钡闹醒搿８鞯胤降淖橹凶胖Р浚⑽蕖膊饕逍∽椤啤！雹?BR> 张国焘、张申府、陈公博等当事人在回忆中也都认可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
三
既然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8月，并被当时所认可，为何到后来又改变了这个认识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改变的呢？这个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呢？这些问题，目前被党史界所忽视，因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原始资料文献十分缺乏。笔者就已知的文献资料做个初步的探讨，希引起党史界专家学者的重视，以求早日剥出其“庐山真面目”。
李立三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认识，他措词十分明确地说道：“我们的党已经从1921年到现在可以说是9年的历史。”⒀但他在报告中误把1920年党成立后的一些事件说成是1921年党的“一大”后所发生的。
1936年，陈潭秋在《国际》上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纪念中国党成立15周年。陈潭秋在文章中将“一大”以前的中国党组织称之为“主义小组”，这就是有的专家学者研究的“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处。陈潭秋显然是把1921年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一篇最早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同年，米夫在《中国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也采用了“主义小组”之论。从此，本来正式成立的中国党组织就成了“主义小组”，并沿用至今。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主义小组”的称呼没有确切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实际。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党建立十七年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生日以后，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一些地方报刊都发表社论或消息以示庆祝。1939年6月3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说：“七一是中国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1940年7月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报道和时评，报道说：“七一”作为中国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本市党、政、军、学各工作部门均热烈庆祝中国党诞生的光明伟大的节日。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诞生20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中说：“今年七一是中国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四周年。”这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每年的“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了下来。
为什么后来把中国党的成立日期从1920年改为1921年呢？我认为这与国际和陈独秀的失势有直接的关系。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一大”到“六大”的历史，与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五四运动爆发时，列宁和国际正集中精力于领导欧洲革命，而五四运动却引起列宁和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注。五四运动对于国际同中国革命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影响。1920年4月，维经斯基受国际指派到中国来主要是寻找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尚不负有建党的任务。而国内陈独秀、李大钊正在准备建党，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党的成立，但党的成立主要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独立创建了中国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受帝国主义的包围，它迫切需要把东方亚洲的民族民主国家的革命党派纳入国际体系。1921年6月，国际直接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当他获知中国党已经成立后，就竭力建议尽早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便把中国党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实现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1921年7月，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了言。据李达回忆，马林即席讲话的大意是“中国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朋友。”“并希望中国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⒁会议提出“联合第三国际”⒂。
1922年7月，中国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党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第二次代表通过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规定：“每个加入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国际代表大会或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等等。中国党加入国际后必须服从这些条件，从而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后果。因此，国际显然是把在它的号召、组织和领导下召开的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党正式成立日期，这也是“主义小组”作为“一大”前就已经成立的中国党组织的“诨名”的历史背景。在国际国内“左”倾思想和路线疯狂盛行的大气候中，作为中国党真正创始人和建党领袖的陈独秀于1927年的失语，必然导致国际和党自身对其创建党的历史功绩的全盘否定和人为抹煞。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
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21年7月，在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直接号召、组织和领导下，召开了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联合第三国际”的决定，并于次年加入第三国际，使中国党完全成为接受国际领导的一个支部。国际则习惯于把在它具体指导下的党的“一大”的召开作为中共正式成立的标志。国际的这一认定在当时也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我们研究党的成立日期，与继续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统一的。自1941年起，中央就已经在全党确认了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本身也是党的历史的基本事实，可以坚持下去。但对于中国党成立史实的完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8月，1921年7月23日—8月5日在国际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开始把“一大”召开前的中国党及其各支部称为“主义小组”，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把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党的诞生日期，从此沿用至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⑵关于“上海主义小组”（中国党）成立于1920年何月，还有不同的月份说，有的认为是6月，但大都认定为8月，这倒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确切日期尚未考证出来以前，本人暂采用1920年8月说。
⑶《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
⑷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
⑸⑹《邓中夏回忆中国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⑺董必武：《创立中国党》，《“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⑻蔡和森：《中国党史的发展（提纲）》， 《“一大”前后》（三），1984年6月
⑼⑽李达：《关于中国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⑾包惠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8、9月），《“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⑿《包惠僧的一封信》，《“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⒀李立三：《党史报告》（节录），《“一大”前后》（三），1984年6月
⒁《“一大”前后》（二），1980年2月
⒂《中国党第一个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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