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 孔子的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经常受到人们的批判，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说：平均主义会造成普遍的懒惰，使整个社会失去进取心，永远停滞在贫穷的阶段。而“不均”即不平等则可以刺激人们去竞争，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最终可以使整个社会摆脱贫穷。
    这种观点看上去好象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孔子的“均无贫”的观点恐怕也不无道理。因为“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和主观的概念。“不均”才是现实中一个绝对存在的差距。我们今天回头看一百年前的人类的生活，会认为他们是“贫穷”的，但在当时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现在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们也许自以为是“富”的，但是安知在百年之后不被那时的人认为是贫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贫寡”与“不均”其实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贫与寡的感觉，就是因为“不均”的存在，没有“不均”就无所谓“贫寡”。比如在采猎人的平等社会中，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自然谁也不会有贫与寡的感觉。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在现代人看来好象是很贫乏的。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贫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曾经度过了几百万年没有贫穷的生活。贫穷只是到了人类开始所谓文明进步的阶段之后，也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了“不均”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只要不均存在，贫穷也就存在。想要通过拉大“不均”的程度来解决贫穷问题，就好比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然而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也仍然存在着贫穷的现象。尽管那里的贫穷，在极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看来，差不多已经可以算是富裕；但是对发达国家的穷人自己而言，则实实在在是一种无可怀疑的贫穷。再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科学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均衡地得到好处，富国贫国之间的差距比前工业文明时代更大。甚至在一些极不发达地区，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都没有比他们的过去有任何提高，甚至还有所倒退。从下面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种世界性的贫困与不均现象，是现代化文明的直接成果。
    我们可以拿粮食问题为例，说明世界范围内的这种贫困与不均现象。
    有关世界上一些贫困地区持续性的粮食短缺与饥荒的报导，经常出现于各种新闻媒体中。全世界有近10亿人处于某种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他们当中5岁以下儿童受害尤深，不少儿童或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或死于对于营养良好儿童来说不至于死亡的一些疾病。
    一种通行的看法以为，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有饥饿现象，一直有人吃不饱肚子，人类一直在同饥饿作斗争。然而人类学家对这种说法提供不出肯定性的证据。相反，一些民族志的材料证明，近几十年来出现于非洲、南亚一些地区的大范围的、持续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在前工业文明时代是罕见的，至少是在“国家”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些地区在前工业文明时代，虽然也会发生季节性的饥荒，也有时会遇到全年的自然灾害。但是象本世纪出现的这种年复一年的严重饥荒，并对大批人群的健康、活力和幸福造成严重影响的现象，在前工业文明时代都不常见。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包括农业技术，据称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当今世界上，却还有一部分人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食品饥荒，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营养不良的生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究竟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常见的不同解释。一种是直接从“贫富”上找原因，认为是这些地区资源匮乏，人口众多，造成了粮食的绝对短缺，可以称之为“贫寡”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就整个世界还是就某个国家来说，资源的总量本来足以养活其现有人口，饥荒和贫穷完全是由于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可以称之为“不均”论。
    持“贫寡”论的人是大多数。他们认为象印度、斯里兰卡、马里、埃塞俄比亚、萨尔瓦多这些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他们有限的土地难以生产出养活这么多人口的粮食来。在平常年份人民已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象孟加拉地区在60年代，埃塞俄比亚在8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就是由干旱引发的。总之，这种观点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无他，人口过剩加自然灾害而已。由于人口太多，那里的人民平时即处于营养不良之中，一旦遇到自然灾害造成疾病流行，则大批人口的死亡便不可避免。在“贫寡”论者看来，这些地区的粮食、水、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源绝对短缺，所以一切只能归咎于这些地区人口增长太快，以及生产力低下，不能开发出新的资源，等等。
    另一种看法则与此相反，认为人口、自然灾害固然是触发或加剧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短缺问题，佛朗西斯·摩尔·拉贝(Francis Moore Lappé)和约瑟夫·科林斯(Joseph Collins)在他们的专著《粮食第一》和《世界饥荒十二种神话》[2]中，对绝对短缺的神话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任何国家的土地资源本来都可以养活本国人口。造成贫穷和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源的不平等的占有与使用。换句话说，是由于从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留下了一种极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使资源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同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也仍然影响到这些国家资源不平等、不合理的配置与使用，对这些国家的饥荒与贫穷也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不均论”。
    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根据支付能力，而不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配置与使用资源的。例如，美国人要喝咔啡，要吃糖，他们有支付能力买这些东西。于是中美洲的富有的大农场主们便纷纷把他们的土地用来种植咔啡豆和甘蔗，因为这些农作物可以为他们带来高利润，赚到更多的钱。赚了钱以后，他们可能又会拿出一些钱来再买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美国人肯花钱买的东西。至于本国农民需要土地种粮食养家糊口，则谁也管不了了。
    西方大国通过自由贸易及经济互补等原理来控制其他国家经济的伎俩，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的管仲就成功地使用过。他在齐国铸造货币，向周边国家单一购买某种农产品，迫使这些国家种植单一的农作物。而一旦齐国停止向这些国家购买这种农产品，便使这些国家出现粮食饥荒，不得不听命于管仲所在的齐国。
    “不均”论者并不完全否认“贫寡”论者所说的那些道理，人口的绝对增长和自然灾害的出现，也的确会使一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有所下降，乃至引发饥荒。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人口固然在增加，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的重新组合等等，本来是可以为所增的人口提供所需的粮食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资源太少，而在于由太少的人占有和控制着太多的资源。即使在那些发生饥荒的国度，如果能将当时所有的粮食进行平均的分配，也还是能够为人民提供基本口粮，不至于饿死太多的人的。本世纪60年代，在孟加拉地区饥荒高峰时期，该地区的粮食却仍然在出口。这一现象典型地提示当时发生在那里的问题，绝不止是粮食的短缺，更重要的是当时那些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民众，对那些出口的粮食没有支配权，因为那些粮食控制在少数不愁吃不饱肚子的富人手中。
    人类学家威廉·杜尔海姆(William Durham)在其专著《中美洲的贫乏与生存》中，对萨尔瓦多这个国家的饥饿和贫困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3]，很能说明资源的“贫寡”与社会的“不均”在促成一国饥荒与贫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初看起来，萨尔瓦多似乎是一个典型绝对“贫寡”的例子。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经过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人口翻了七番，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700人，高于中国和印度。为了增加农田，该国大片森林被砍伐，这又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等不良后果。人均粮食生产水平逐年下降。从50年代开始、粮食进口逐年增加。从这些迹象来看，这个国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由于人口剧增导致资源绝对馈乏的例子，可以用来支持“贫寡”论者的观点。
    但是如果再深入细致地分析一下，则会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现象，并非导致大多数萨尔瓦多人贫穷和饥饿的全部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虽然该国的基本粮食(玉米、大豆、大米)的产量自50年代开始是在不断下降，但是整个农业生产水平还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保持着平衡的。人均粮食产量之所以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土地上的人口增加了，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田不再用来生产粮食，而是生产专供出口的农作物，如咔啡豆、棉花、甘蔗。到了60年代，全国约40%的农田用于种植出口产品，尤其是咔啡，全国用来种咔啡的农田几乎和种玉米的农田一样多，而玉米是当地农民的主要食品。
    咔啡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高于玉米，种咔啡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这是导致该国大片农田用于种植咔啡的原因。假如农民种植咔啡挣了钱，然后再用钱去买粮食，那么种咔啡倒也不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咔啡大部分不是在属于普通农民的土地上生产的，而是属于少数富有的农场主的私人财产。
    土地所有在萨尔瓦多很不平均。全国有近一半的农场是一些一公顷以下的小农场，由普通农家用于生产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全国只有1.5%的农场是占地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但是这1.5%的农场主们却占有了全国农田的近一半。这种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有者手中的状况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后殖民时代仍然继续加剧。到50年代，全国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业人口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到7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1%。
    在萨尔瓦多大部分粮食是由小农场生产的。占地5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只拥有全国16%的农田，却生产了全国51%的玉米。而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 占有全国48%的农田，而生产的玉米却只占全国玉米产量的19%。占农场总数85%的5公顷以下小农场的咔啡产量仅占全国8%，而占农场总数0.9%的100公顷以上大农场，咔啡产量却占全国51%，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显而易见，靠种咔啡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大农场主。
    杜尔海姆的研究还发现，农场越大，其农田的利用率也越低。占地一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大多精耕细作，绝大部分田地都每年用于种植。而那些大农场，几乎有近一半的土地是用来长草养牛。养牛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当然比种粮食低，但是挣钱却比种粮食多。
    杜尔海姆总结出两点结论：
    第一：萨尔瓦多的粮食短缺不是因为土地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维持当地人的生活，而是由于大片土地没有充分利用，或用于生产出口作物。
    第二：土地资源的短缺，并不是因为人口太多，没有地方可去，而是因为在不断的土地竞争和兼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被从他们原来的土地上排挤了出去。 
    总之，人口增长对饥饿和贫困的产生是有影响，但萨尔瓦多的情况说明我们不能将“人太多”看作一切问题的症结。人口增长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影响着人们解决人口和生存问题的方式。因此，决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会发生饥荒和贫困。
    发生在萨尔瓦多的情况并不是个特例，而是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人口增长加上土地兼并，不啻雪上加霜。普通农民即使勉强保住自己的农田，也会由于自家人口的增加而导致贫困。由于贫困，他们或者向富人租地，或者把自己的地卖掉换钱糊口，或者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只会使他们更加贫困。
    这是不发达国农村贫困人群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这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也很普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差不多历代朝廷都花大力气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抑制大地主经济的发展，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历代田制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样做政治上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因为大地主势力的膨涨必然导制地方割据和分裂。但对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打击，客观上对广大农民有利。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往往是“均贫富”。而有作为的贤明的皇帝、宰相，往往正是在“均贫富”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在政治上历代开明的朝廷也设法抑制大地主的势力，剥夺地方地主的武装，只让国家掌握统一的军队。实行科举制度，让熟读圣贤书，忠于大一统的人来从政；不让大地主大商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却让出生贫苦农民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所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遏止了中国古代社会急骤走向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社会能有持续稳定的发展，颇得益于这种大一统的稳定局面。至于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相对滞后，大一统成了“进步”的阻碍，使中国不能尽快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属于需要引入外来因素的参数加以讨论的复杂的世界史的问题，这里暂不申发。但就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自我封闭的社会内部进行自我调节，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而言，中国封建朝廷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大一统，遏止分裂，缩小贫富差别等等努力和措施，应当说是正确的、明智的和有效的。 
    [1] 《论语·季氏》。
    [2] Francis Moore Lappé and Joseph Collins: Food Fir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77. World Hunger: Twelve Myths. New York : Grove Press, 1986.
    [3] William Durham：Scarcity and 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