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规制度安排上，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之间关系基本体现为：价值标准、观念→政治域→组织域和交易域→会计域。前一域概念是后一域概念的条件，逆向相关关系同时存在，第四层次对第三及潜移默化对第二、第一层次产生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制度理论认为向一种高效体制环境运作是一种自然趋势，有着自身制度变迁路径。而当前我国一系列会计规则变化正好体现这种趋势。如2001年有关会计审计方面的规章可以说是最多的，内容涉及到上市公司的经营、重组、关联交易等各方面出现的造假、隐瞒行为进行约束。下面我们从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的关系来探讨会计规则的性质。  

　　1.用会计域规则来实现政治域目的，严重后果是破坏了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经济真实。政府管制对信息真实性产生严重影响。比如，我国的飞机票价由民航总局统一规定，统一航线不论机型，航空公司的差异票一样，所有公司和售票点只能给客户20%的优惠，属于高度垄断。这样的价格不是根据有效市场价格计量的收益，不能恰当反映公司的真实收益，而且会随时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又如在邮政网站上历年《邮政年报》中只有业务收入数字而没有任何成本或费用记录。上述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都是行政垄断性盈亏，而政府就是凭借市场禁入手法并通过会计制度来谋求政府资产的“盈利”。  

　　2.用会计域规则来规范交易域行为，能维护会计反映经济真实的基本职能。比如，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在一份《会计准则国际化简报》通过案例指出，按国内目前的会计制度编报的财务报告，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在报表附注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缺少对表外资产、利率风险的量化分析等内容。证监会率先向“会计准则的制定”发起了总攻，据悉正在拟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会计准则，理由是我国新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同国际通行标准很难在短时间内接轨。  

　　3.会计域规则与组织域规则必须相互协调。现阶段我国会计制度具有较强的统一性，但用统一尺度去规范千差万别的经济事项，不能都做到恰当公允。过分强化统一性必然弱化有用性，反之也成立。因而必须确定统一性的强度，即会计规范是靠法规形式强制推行还是依靠权威性支持，是以具体规则还是基本原则为基础。要在尽量杜绝“创新”会计制度根源基础上注重企业管理创新与企业会计制度灵活性的协调发展。灵活性使会计能够跟上业务创新的步伐，但这种灵活性不应被“过度开发”，否则利润操纵之类的滥用灵活性就会随之而来。一定程度的软化会计规则，允许创新，财务会计才能进步。  

　　作为政治域均衡状态的国家形态构成任何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政治域通常在结构上以中央政府为聚焦点。制度安排的性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家的特征。在这方面，政治域对会计域制度变迁必然有较大影响。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强调的是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我国会计制度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自然孕育过程，制度一开始就具有高度权威性与法规特征，并逐步体现国家政策的特性。现在会计研究的政治导向与政府行为还表现得比较严重，这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约束条件之一。  

　　组织域是会计域活动的空间，组织域的创新必然要求会计域规则的协调。当前我国企业组织正在从较小范围的经济合作秩序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全球化，会计域必然随管理创新不断演变，这也构成了会计域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之一。交易域是会计域的最主要对象，交易域的成功需要会计域规则的技术支持。全球变动的技术环境使新交易层出不穷，会计域的技术性规范必然要确保新交易的完成，实现价值创造。不难看出，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三者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但它们发展的极限很大程度取决于政治域中政府的规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