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者又把萨缪尔逊模型抬了出来。但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没有解决的
问题。他引证萨缪尔逊的话说:“存在着一个无所不知的仲裁者，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真实偏好，在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这个仲裁者，决定着一组最优解，其中每个解都包含着公品与个人产品的产量混合，和以个人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割状态。每个解都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下，都满足消费上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生产上的边际转移率的条件，……这就称之谓萨缪尔逊条件”。据说“它不同于个人产品的效率条件”之处在于“个人产品最佳效率条件是每个人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同”，即“＝边际转移率”。……这样就解决了“公品最佳供应的效率条件
问题”。就是边际替代率=边际转移率。
既然作者认为该组解的每个解都处于最优效率状态下，为什么又提出:“还需要由一条社会福利函数去确定一个‘极乐点’”?据作者说：“这样的萨缪尔逊模型又同新福利
经济学的
分析相一致”。既然是最优的又同新福利
经济学相一致的“萨缪尔逊条件”，那又有什么必要去找仲裁者和什么“极乐点”呢？然而，作者认为萨缪尔逊虽然比威克塞尔----林达尔模型进步，但作者还是又回到威克塞尔的“公平原则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的公平为前提”上来了，然而这个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的公平本身就是虚拟的空想，林达尔模型的需求曲线也是空想的。因而萨缪尔逊模型提出的“个人效用无差别曲线也同样是空想的”。这种“空想”+“空想”+“空想”，不是子虚乌有还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作者怎么又当作天赐的馅饼来喂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呢?这里说的将会引起的负面效应是什么，作者是应该明白的!
然而作者本人的结论推翻他自己的论断后，他却仍然执着地崇拜着追求着“通过
政治程序实现公品的最佳供应”。这个“
政治程序”是个什么意思?其谜底是什么?我认为作者应予公开说明。
再拿作者推崇备至的西方市场失灵
理论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新鲜奇特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早就得出市场必然失灵的
理论，并指出了市场失灵是无政府主义自由竞争
规律的恶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制度性所固有矛盾的表现。正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推动，才找到产生这种差距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生产资料私有逐步实现公有(有待小生产向大生产的
发展)，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两个根本原则，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去驾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准确含义。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作者最后说，西方公品是围绕着市场失效、共同消费性、公品最佳配置以及“社会抉择”(注意这里正是他上面所指的——无所不知的仲裁者)等，在数百年中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与我国财政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理论思路。这句话是对的，作者介绍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演变与发展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作者在介绍时，对西方公共财政学说抱有先验的观点，没有采取必要的
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并在没有充分对比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得出西方公品学说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这显然是严谨的学者所最不可取的事情。要知道，公品理论作为帕来品曾在近代
中国风靡一时，但随着旧政权的倒台，这种理论因不适合我国国情而烟消云散。而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是在经过了公共财---商品货币关系----价值分配论，剩余价值分配论，逐步发展到国家分配论、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国家分配制导论、国家分配调控论的，并广泛吸收和运用了西方数理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优秀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财政战线上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实践检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都认为成就是很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立，这种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完全抛弃不顾肯定是不行的，照搬照抄西方公品学说也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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