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出发，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思想。坚持以服务国防为前提，积极谋划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寻求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新突破；坚持以提高效率为基础，积极探寻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国防；经济；改革；创新；效率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邓小平依据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出现的新特点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就如何有效地推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了系统和全面的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思想。
一、坚持以服务国防为前提，积极谋划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
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部门，它不仅在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正确处理国防科技工业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与国防功能，是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几乎完全服务于国防建设目的，在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国防科技工业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出发，深入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指明了国防科技工业在服务国防的前提下，努力确保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
1．打破军民分离格局，走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发展道路。国防科技工业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发展道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有利于解决平时和战时国防需求波动性较大的矛盾，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互动发展。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科技工业走的主要是一条军民分割和临战准备的发展道路，尽管这对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增强国防实力和巩固国防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一定程度浪费。邓小平指出“外国没有什么专门搞军用的。我们搬的是苏联制度，是浪费，是束缚技术发展的制度。”[1] 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分离和临战准备发展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确立了国防科技工业必须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方针。国防科研生产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就是要打破国防科研生产中的军民分割、平战分离的发展格局，走出一条经济效益和军事经济效益都比较高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防科技工业不仅要承担军品的科研生产任务，而且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广泛开展民品的科研生产活动；（2）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在军民品的科研生产上，既要有适度的分工，更要有广泛的协作；（3）国防科研生产活动不仅要考虑满足和平时期的国防需求，而且要充分考虑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何满足战时的军事需求。与此同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要把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纳入制度化的建设轨道，真正从制度上解决军民结合、平战结合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先后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邓小平指出：“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2]
2．坚持军品优先原则，按照以民养军要求发展民品生产。国防科技工业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国防科技工业将同时承担军品和民品的科研生产任务。而在如何处理国防科技工业军品和民品科研生产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发展方针。在“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提法上，邓小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起初只强调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的主次关系，即“以军为主”；后来不仅强调了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的主次关系，而且进一步强调了民品科研生产的目的，即“以军为主、以民养军”；最后邓小平在进一步明确民品科研生产在服务于军品科研生产的同时，不再强调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的主次关系，而是强调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的优先次序，即“军品优先、以民养军”。邓小平指出：“国防工业有四句话：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其中，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其他三句不变。”[3]把“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并不是简单的用词上的替换，而是内涵上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强调了国防科技工业的特殊职能。国防科技工业是国民经济体现体系中主要服务于国防目的的特殊产业部门，因而必须把军品的发展作为优先发展目标。（2）清晰地阐明了解决军品和民品科研生产矛盾的原则。即当军品科研生产与民品科研生产发生矛盾时，必须在资源分配、进度安排等方面优先保障军品科研生产的需要。（3）不再简单地强调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数量上的比例。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占整个科研生产任务的比重，在有些部门和单位可以高一些，而在有些部门和单位可以低一些；在有的时期可以高一些，而在有的时期可以低一些。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一旦承担了军品生产任务，不管军品生产任务是多还是少，都必须优先保证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完成。就国防科技工业承担的民品科研生产任务而言，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军品科研生产的发展,即以发展民品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和获得的经济收益,来进一步推动军品科研生产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曾在听取六机部汇报时所指出的，发展民用船的方针是用民用船得到的利润满足军用船的需要。[4]
3．发挥军工自身优势，主动加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因而国防科技工业在技术、装备和人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防科技工业在确保完成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等优势支援和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工生产能力，以及防止或减少技术设备、人才等资源出现闲置浪费现象，而且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5] 为了使国防科技工业更好地支援和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利用自身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进行军转民，努力开发民用高技术产品。这不仅可以克服“与民抢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而且有助于增强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提升国家产业水平。然而，由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对民品开发缺乏必要的经验，对市场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不少高技术军工企业在军转民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是纷纷转产家具、自行车、食品等低技术含量的民品，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支援和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国防工业现在搞了一些民品，是应该搞的，但都是一般的民品，没有在技术上提高，突破国民经济生产中的技术水平。[6]为了有效地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家经济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客观上要求国防科技工业的军转民必须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积极开发和生产适销对路的高技术含量的民用产品。除此之外，国防科技工业还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的研究活动，参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等经济建设活动，这不仅是支援和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不断增强自身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需要。

二、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寻求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一套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政企不分、军民分割、自我封闭和完全否定市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断推进，传统国防科技工业的体制性弊端开始日渐暴露出来，同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就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分析，并从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角度，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的思想。
1．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改革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坚持党和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能更好地满足国家的军事战略需要，而且也符合国防科技工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后，受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逐步形成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军民分离和自成体系的管理体制。国防科技工业的这一管理体制，既不利于国防科研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国防科技工业自身科研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就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设想是：（1）按照军民结合、统一领导要求，完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针对国防科技工业传统领导体制中存在的军民分离、多头管理弊端，邓小平指示将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进行集中统一领导。按照邓小平的精神，1979年成立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统筹规划全国的机械工业，并将一机部、农机部、四机部和六机部划归国家机械委员会直接管理。后又撤消七、八机部，成立新的七机部。1982年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统管国防工业的生产和科研。1986年，将二、三、五、七机部（即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由过去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改革为国务院直接领导。随后将三、七机部合并成立了航空航天部，1993年又撤消了航空航天部，逐步打破按行业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领导管理的局面。（2）按照政企分开、有效管理要求，改革国防科技工业组织体制。政企不分是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国防科技工业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这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影响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为此，邓小平强调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把政企分开作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目标。邓小平明确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7]根据邓小平的精神，国家从组织体制上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88年，在机电部下设立北方工业总公司负责兵器工业，船舶工业总公司负责船舶工业；在能源部下设立核工业总公司负责核工业。1990年，成立电子工业总公司负责电子工业。1993年，撤消航空航天部后，分别成立了航空工业总公司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国防科技工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总公司后，其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协调监督，统筹技术力量，促进军民结合，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2．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努力转换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机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单一指令性计划运行机制，即通过指令性计划来维持整个军工科研和生产的运转。这一运行机制的最明显缺陷，就是缺乏效益意识，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为了克服国防科技工业传统运行机制的固有弊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出发，提出了军品也是商品，国防科技工业必须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转变运行机制的思想，并就如何转变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机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思路。主要有：（1）要在军品科研和生产中实行合同制。转换国防科技工业的运行机制，重点是改革国防科技工业部门与军事部门的供求关系，其基本内容和形式就是改成订货关系，实行合同制。邓小平指出：军队和军工部门要搞合同制，“订立合同，要有数量，要有质量，要有进度，要有价格”。“军队和这些部、公司就是订货关系”。[8]实践证明，在军品研制和生产中引入合同制，有利于促进军品研制生产企业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其作为市场参与者的地位；有利于改变过去使用单位和研制单位通过军工主管部门间接发生联系的状况，使供求双方直接见面，避免供求脱节，减少浪费；有利于开展竞争，对研制单位形成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其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武器装备研制效率。（2）确立军品科研生产单位的市场利益主体地位。在军品单一指令性计划运行机制下，作为军品供给主体的科研和生产单位，只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是一个单纯的研制和生产者，而不是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由于军品研制生产单位不负盈亏，缺乏效益意识和硬预算约束，因而军品科研生产效率往往比较低。为此，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科研生产单位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邓小平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9]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军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
3．坚持质量第一原则，改革完善科研生产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引入市场机制，转换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机制后，军事部门将按照以最低价格获取最好质量的军品这一原则来进行军品采购。因此，军品科研生产单位要获得军品科研生产订货任务，并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上下功夫。军品科研生产部门担负着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其产品质量问题，不仅直接危及到使用人员的生命安全，而且影响到战争的胜败。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的东西不能弄虚作假。军工产品质量就是要百分之百，可能问题就出在百分之零点几上。”[10] 因此，国防科研生产“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坚持质量第一，关键是要加强科研生产单位内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主要是：（1）加强和落实各项责任制。建立和加强各项责任制度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指出：“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11]在各项责任制度中，岗位责任制度尤其重要。邓小平强调：“岗位责任制度要赶快建立起来，要不然，出了事故找负责的也找不到，这怎么行呢？有些质量事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判刑。在恢复制度方面，特别是岗位责任制方面，军事工业应该走在前面。”[12]（2）建立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涉及到产品的科研设计，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产成品的总装和出厂，以及各道工序的质量检验等每一个环节。因此，一定要建立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在建立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方面，邓小平指出：“要恢复各种制度，恢复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制度。”[13]为了保证军品科研生产的进度和质量，“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项制度”。[14]按照邓小平的精神，军品科研生产单位不断加大了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使军品科研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3）建立人才培养和管理使用机制。国防科技的发展，产品质量的提高，人才是关键。“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15] 要通过改革，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界限，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形成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建立一套人才选拔、考核、晋升和奖励制度。

三、坚持以提高效率为基础，积极探寻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我国既有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迫切需要，也同时面临着大力发展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的艰巨任务，因而国防建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受到资源瓶颈的约束，并由此而进一步影响到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为了开创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新局面，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发展的新特点和我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既能够有效保障国防建设的需要，又能够更好地兼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探寻一条资源消耗少、科研生产效率高的发展道路。
1．适度压缩军工规模，合理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的布局和结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是在临战准备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张，特别是“三线建设”，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不仅规模过大，而且布局和结构极不合理，存在着布点过于分散、资源重复配置和闲置浪费现象。这既不利于国防建设的发展，也无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破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16）现在急需要的是把军工规模压下来，使之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但军工规模的压缩，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减少，而且包括布局和结构上优化。因此，规模的压缩必须结合布局和结构的调整来进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进行调整和改造的思路是：分类指导、统筹规划。首先，把军工企业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第二类是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第三类是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对第一、二类企业的调整以就地完善为主，对第三类则分别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改变这些企业的空间布局。通过国防科技工业布局的调整，不仅压缩原有国防科技工业规模，提高了国防科技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而且新建了一批工业区，给内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改变国防科技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的状况，还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在国防科技工业的结构调整上，邓小平强调应加大国防科研的分量，认为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科研要走在前面”。[17]与此同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国防科技工业要按照市场经济和军民结合要求进行调整，以改变长期以来单一军品的科研生产模式。
2．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依靠进口，买不来一个国防现代化。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财力有限，经济建设任务繁重，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军事技术和装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不允许将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卖给我们。因此，即使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可供购买军事技术和装备，我们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也会永远落后于别的国家，谈不上武器装备和国防的真正现代化。不仅如此，如果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过多地依靠进口，还会导致对国外技术的过分依赖，一旦国家需要应对必要的危机，特别是战争就有可能陷入被动，从而给国家安全留下重大的隐患。据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科技，研制和生产具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军事技术装备。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18]我们“要立足自己搞科学研究，我们能够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19]总的来讲，“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0]然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还应当高度重视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引进。因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21] 通过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不仅可以为我们节省大量的科研经费，而且可以大大缩短我们从头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时间，有助于提高国防科研的效率和加快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在如何引进问题上，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路：技术的引进应该是全面的，应该包括管理和各种先进经验在内；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在引进什么、引进多少、占多大比重等问题上，要分轻重缓急。对于国防科技工业来讲，必须始终要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和适当引进的关系，兼顾好国防安全和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关系。
3．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强化国防科研生产的分工与协作。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外运行，而必须主动融入市场经济之中，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开展科研生产活动。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于国防科技工业来讲，其社会分工和协作化水平，不仅是衡量其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是影响其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分工协作开展科研生产活动，不仅可有效地发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比较优势，而且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使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在利益动力和竞争压力下，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达到不断提高国防科研生产效率目的。因此，邓小平强调国防科技工业部门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要在国防科研生产中不断强化分工与协作。加强国防科研生产的分工和协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1）必须打破国防科技工业不同行业自成体系、相互封闭的格局，要使国防科技工业不同行业、部门和单位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基础上广泛开展分工和协作活动；（2）必须打破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之间自成体系、相互分离的格局，要使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不同行业、部门和单位在竞争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分工和协作活动；（3）必须打破国防科技工业与国外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封闭格局，要使国内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与国外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科研生产上发展合作关系。邓小平强调指出：“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 [23]由于国防科技工业与国家安全大局息息相关，因此国防科技工业在分工的基础上，同国内外企业广泛开展合作科研生产活动还必须高度重视国防安全问题，不仅要考虑国防科研生产的经济效率，而且要充分考虑国防科技工业的安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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