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品论者对国家本质的观点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但他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呢?请听一听、比一比就会明白。张馨同志引证道:霍布斯的所谓国家:“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霍布斯对国家的这种定义,是社会契约论的典型代表,也是西方从希腊到启蒙学派对国家的传统看法。这种国家观较之神学家的君权神授说进了一步,但他歪曲了国家形成的真实原因和过程,抹煞了国家的阶级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反
历史的。张馨同志对这种国家观没有作批判,还进一步申明:(1)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品”;(2)政府开支是公品的成本;(3)这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点的“国家”。并说,“这种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点的
理论,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一市场
经济特有的反映,也是
现代西方财政学以个人需要为
分析基点的思想根源”〖11〗。在这里,我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平等的人组织起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天生的平等派吗?是谁同谁订了契约?谁给谁授了权?授的是什么权?劳动人民又是什么样的人格?把这些
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比较一下,我们就很明白了。上述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幻想,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瞒天过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正等于那些不讲人权者讲人权,把种族歧视、剥削与压迫说成是“平等”一样,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同时,把“边际效用”引入公品论,更是荒谬。作者引证奥地利人萨克斯在1883年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
理论运用到公共财政上来,“使公共服务成为具有价值的公品,......从而为公品论的建立奠定了
经济学基础”〖12〗。这明明是把第二重剥削改成为创造价值的谬论,但张馨却说:“将公品与社会成员个人以消费者身份所作的主观效用评价相联系,使得政府活动成为创造价值的提供公品活动,在公品供应与个人纳税间建立起来等价交换关系。……都使得政府提供公品的活动得到了经济学原理上的证明,公品已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的合理的伴生物,而不再是市场异己力量了。这使得关于公品
问题的
分析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13〗。这种把剥削关系变为等价关系,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是平等的关系,从而把异己力量说成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爱”。
真是天晓得,把边际效用价值引入到公品中来,就使公品具有了价值,并且使政府与个人纳税建立起等价交换的关系。从而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这不明明是一场谎言吗?真的是人间天堂。张馨又说,“公品最佳供应是有着与个人产品不同的效率条件的。同时由于利益赋税原则是对市场定价的一种模拟,又使得人们忽视了
政治程序在实现公品有效配置上的作用”。所以他承认这方面是有所失误的,从而又承认“公品供应应遵循什么条件,并经由何种渠道,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问题,这在当时没能解决的”。
既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是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谎言,作者却在歌颂奥地利学者的贡献时,对瑞典学者威克塞尔加以颂扬,说他“同意公品供应应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并提出用“利益赋税原则”来实现这一点,从而使“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个人的边际正效用应与个人因纳税损失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边际正负效应为什么会相等、怎么能相等,张馨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却又赞赏起威克塞尔“还将公平问题引入了公品论中”来了,他说:威克塞尔认为,“如果消费者依个人边际评价缴纳税款,可以说是按公平原则办事,但这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为前提”〖14〗。对于威克塞尔提出的“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这个假设的公平前提,张馨是信以为真了,说威克塞尔“将所得分配公平与利益赋税公平区分开了”。事实上,这个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的前提,正是马克思毕生
研究的实现主义的前提。威克塞尔等人抽象地谈论公平,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欺骗善良人民的话,有什么值得赞扬与歌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