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的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安妮·库格(AnneKrueger)指出，因为１９７３年以后美，日，欧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不再需要ＩＭＦ协调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则由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决定。因此，ＩＭＦ现在的主要职能事实上已经是专门的第三世界“危机管理”机构(crisismanagement)。[10]

(7)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新政时期对国内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至今尚未废除，[11]尽管今年已是自１９７９年以来美国国会第１１次试图废除Glass-Steagall法案了。美国在内，外资本市场开放性上的反差与不对称，令人深思。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ＩＭＦ成员国，理应义不容辞地在当前这场关于ＩＭＦ章程修改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本文不拟对上述七种观点进行评价，而只是着重勾勒出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这种对历史的把握，是我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ＩＭＦ章程修改做出积极贡献的必要条件。

本文第二节将说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两点原因；第三节将阐述“特里芬悖论”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及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作用；第四节将根据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说明“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重大区别，从而论证ＩＭＦ目前的修改章程方案的缺陷。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流动的原因

ＩＭＦ现在之所以要修改章程，正是因为ＩＭＦ１９４４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ＩＭＦ章程中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美，英两国主导下召开的。当时美国谈判代表怀特(Harry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是有两点深刻原因的。

第一，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怀特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左翼，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被指控为党人。[12]凯恩斯也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13]

第二，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是３０年代美国财政部中最先分析日本对中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人，从而为美国当时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白银购买法案作出了贡献。[14]他和凯恩斯从二战前各国竟相贬值的经验中，总结出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冲突：前者要求汇率稳定，但若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则汇率无法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充分展开，必须对资本有所控制。 可见，资本控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Fleming-Mundell定理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　　那么，资本控制又是怎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中被消弱的呢？这就得谈到“特里芬悖论”了。　　　　　　　

三、“特里芬悖论”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３５美元可兑换１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虽然西德、日本出于战略考虑同意帮助美国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不能逃脱“特里芬悖论”。尼克松总统终于在１９７１年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从而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