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是人口学解读一般社会化转型期的理论视野。由上述理论维度与视角耦合的人口学审视，本身也具有互补与分层的特征。

 

从总体上讲，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既是社会转型最为基础的内容，又是转型期多元社会特征、人口特征彰显的前提条件。在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类型，也从与农业经济相对应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工业经济类型转变；同时，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点也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人口发展类型及特点的变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与工业的程度、规模、水平深刻关联。正如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总体上是随着工业化走向成熟、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自发完成的。

 

然而在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在世纪之交所实现的历史性转变，即迅速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所用时间甚短，其主要原因是凭借“国家之手”——行政干预和公共政策预期加速了这一转变过程。

 

转变方式与途径的个性和差异最终导致并积蓄了两种风险；一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所依赖的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全面的持续的低生育整体格局尚未形成；二是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之间，存在着发展时空的结构性分离，从而增大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中新的人口安全风险。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既包括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又包含了生活方式的变迁。在这一趋势与过程中，城市化由工业化启动，乡村传统生活方式变迁由城市化促进。我国的城市化本身滞后于工业化。

 

通常伴随城市化而发生的人口集中和乡村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进程，也在总体上受到阻碍。通常，一个城市和地区城市化程度的高低，不仅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而且还意味着伴随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人口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革。

 

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乡村社会原有体制的变革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制度再设计与调整的滞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镇）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无序状态。流动人口管理因城乡二元体制障碍而成为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难及城市人身份缺失，使其生活方式的转型受到很大的制约。

 

在现代化过程、宗教制度、超自然信仰及与此关联的事物，对于个人而言已变为非主导性的控制力量，人性的解放及个性张扬、人的自主选择及能力提高等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越倾向于理性和现实化，就越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身事务的参与。

 

同时，“世俗化”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从总体上反映出社会成员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随着宗教、传统、习俗、道德等非正规控制手段的日趋消落，对乡村社会而言，乡村社会控制中原有的宗教、准宗教对人口而言的异己力量将被消弱，从而促进乡村社会人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础（环境）变革。

 

对城市而言，城市越来越需要如规则、法律、法规、章程等正规控制手段来提高其社会的整合度，和增强城市社会发展的可预期。

 

因此，对于人口和计划生育而言，新型生育文化的传播与渗透，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及个人“依法行政”与“依法自治”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动，将成为现实选择和历史的必然。（作者单位：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