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都想成家立业。古文明之后，成家与立业相辅相成。
    一个什么业都没有立的男人很难成家，因为女人的本能是不与无业的男人生儿育女。近代以来略有变化：在福利国家中，生儿育女有社会保障，成家就不一定以立业为前提。不过，不愁温饱的多数成年人还是想立业。
    围绕小家庭的立业常被称为私业，以天下为家的立业称为公业。近代以来，君子为了学习海盗，必须丑化君子(参见第二章)。丑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大公无私”，然后把君子都说成是伪君子，再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标准(只有很少的神父能达到)，把君子描绘成嘴里说着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满脑子都是个人的私心。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一批学者编篡《辞源》，西历1915年出版，列有专条：“大公，谓公之至也，如云大公无私。”
    《辞源》编辑部有不少饱学之士，不会不知道“大公”这个词出于明代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但却未引其源：“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如果援引这个词的源头，大公就不能解释为“公之至也，如大公无私”，而必须解释为“把小范围的私推广到大范围(天下)”。以天下为家，就是大公，。大公不必无私，不排斥私心，而是要把私家的范围扩大到普天之下。无私不可能大公，顶多只能小公，如某人背了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和石头一起沉到河中，给人们做跳板(《荀子·不敬0302》)。
    儒家不提倡这种不人道的大公。宋明之后虽有“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其作用主要是反对奢侈浪费，与佛教相抗衡。在宋明时代，佛教主张的清心寡欲导致生活节俭，比较适于环境条件较严酷的中国国情。理学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不吃不喝不繁殖，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子语录·卷十三》)。理学从处世出发提倡节俭，不同于佛学，不是从厌世出发而提倡节俭。
    儒家倡导的五伦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珍重自然契约中的私：天赋人伦。这样的私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成交易互利：孝敬父母的人，子女也会孝敬自己。这个交易不是当场交易，而是远期交易；不是一对一，而是上中下环环相交。德制学选的制度保证多数人都能顺利成交；正如一对一的顺利成交也需要法制钱选的制度保证一样。
    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兄弟姐妹也关心爱护自己，是现代所说的交易互利，但是不限于经济交易，还有许多文化的和天伦的交易互利。
    文化交易互利的成本最小，因为把人们最容易拥有和最不会丢失的东西当成资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天生就有的，相互之间的帮助，是最不会丢失的，有许多年都是互利的，幼年和老年不是互利，但是从代代相传来看，仍是有付出也有获取(不育后代者例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血缘纽带，是自然的，不会丢失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在时间上更长久。
    经济交易互利的成本比较大(参见第6-4节关于儒家与法家的讨论)，把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当成资源。
    武力征服的成本介于文化交易和经济交易之间，可是风险最大。造反组织的内部通常是文化交易，雇佣军的经济交易多一些。
    尊儒的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家天下”。这个家是动词：一方面是要求最高管理者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另一方面是按照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天下，例如以孝治天下，长幼有序，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等等。
    君子学海盗之后，把“家天下”说得十恶不赦。在丑化君子的年代，许多学者都从最坏的意义上理解家天下，也就是把天下的好处全都用到自己的家里。
    大肆批判家天下的结果是：管理者不把被管理者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只当作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天下不是最高管理者的家，只是一架征服自然的大机器。
    要求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多数家长都希望家人说自己是个好人(立德)，多数家长都不愿意污染自己家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愿意自己家里遭劫遭灾(立功)，多数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立言)。
    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以身作则；地方官员就把地方当成自己的家，自己要当好的父母官，而不是只满足当公仆。所谓的公仆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仆，捞好处的时候不是仆，而是盗。
    父母官应该有父母心，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作出自我牺牲。例如70岁的吴凤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来日不多，就用自己的头感化土族头人，废止用活人头祭神的蛮习[1]。
    家天下落实到基层是宗族，每个族长，以及有教养的宗族成员，都努力立德，立功，立言。最好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
    《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通称。南宋之后的考试内容以《礼记》为主。因为必须具备《周礼》和《仪礼》的基本知识，才能领会《礼记》的精神。
    《周礼》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组织行政法，加上干部职责和待遇的各项规定。《仪礼》相当于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套程序规定用到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中。《礼记》则引导人们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在化，变成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地位，什么层次，都可以从礼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共同遵守的规定使较大地域上的人们都受益，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叫做礼。在英美社会中称之为习惯法，在欧洲大陆称为成文法。违法受审相当于事后救火，克己复礼相当于消除隐患，所以德治的管理成本比法治小。
    在文明社会中，只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才能做事业。即使单纯立言，也要得到出版或网络的支持才能成事。一切正式组织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在行动上易于协调。中国人总结了一个对联：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2]。
    在欧美社会中，事业不必从五伦做起，而是可以从物质许诺做起：签订合同，事先说好收益分配。中国不具备欧美的资源条件和法制条件[3]，所以发展出小成本的协调方式。儒家志士与皇室互动(参见第2-2节)，用西方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权力制衡：我跟你协调，你也有义务跟我协调。如果皇室不尊儒，不接受礼的约束，就得不到志士的拥护：旧志士会死谏，新志士不与昏君建立君臣关系(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越是文明的社会，需要履行的义务越多，精神面貌好，人就幸福，；精神面貌差，就自找烦恼。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的关系，发现中国人很特殊：在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时候，人均寿命却较大[4]。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文化覆盖替换了经济覆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描写过一个儿童汤姆，在被迫刷篱笆的时候，故意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引得小伙伴儿们也想刷篱笆，最后还用自己心爱的小物件换取刷篱笆的机会。
    人类在获得温饱之后，有许多事情可以使人得到欢乐，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事业从五伦做起，从立德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忍辱负重：这是为了长远利益，不是大公无私。
    礼制是在单纯法制和大公无私之间履行中庸之道：单纯法制只有外在的行为约束，不能变成人心中的东西，大公无私强调了人心中的东西，却不可能真正落实到管理实践中。
    礼的效益还不止于此：夫妇之间“爱之以敬，行之以礼”(《礼记·文王世子0814》)，比现代人爱之以情，行之以情更可持续。未婚的青年如果没有礼，只有情，就等于放弃最美好的时光。上了床，就再也不可能体会出关关雎鸠和寤寐嗣服，不可能体验宝玉黛玉之情，不可能领略梁山伯祝英台之情，不可能领略罗米欧朱丽叶之情，只可能领略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情。除了早夭的人之外，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成为三十岁的成年人。在十六岁和二十六岁之间，不妨先享受一下金不换的青春：知书达礼，衿持含蓄，憧憬未来，辗转反侧……
    近代以来有人大反三从四德，反而害了许多妇女(参见第6-5节李某报复案)。即使西方的妇女也开始反思，不再强求浪漫的婚姻，而是探索婚姻的底线：诚实[5]。心理学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和男性受到感情驱使的时候都缺少理性，可是多数女性的感情持续时期比男性长，如果不能把爱和行建立在敬和礼的基础上，最后吃亏的往往是女性。
    敬和礼的底线正是诚实：不管丈夫作了什么，只要以诚相待，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比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更密切。在底线之上，一个值得尊敬的男子除了不说谎之外，还有更多的自尊心。恢复理性的人比寻欢作乐时的自尊心多。女人利用这些自尊心约束丈夫，比利用女权主义有效得多。尤其妊娠期之后的妻子，丈夫变情的概率很大，把婚姻建立在非礼无敬的所谓爱情基础上，一定会伤害女性。中国大陆的妇女地位表面上举世第一，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可是大陆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子，成为全球独一，很说明问题(参见第8-2节)。有些现代人反对爱之以敬，行之以礼，认为这会让婚姻减色，其实恰恰相反：婚姻要靠着文明有礼才能长久，才能永葆青春。
    清代画家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了他和妻子芸相爱一生的基础：芸结婚好几个月还对沈复恭敬如新，沈复说你别对我这样，咱们又不是外人。芸听了从不反对，可是沈复给芸披衣服的时候，芸照样心怀感激地说谢谢。终于有一天，沈复不耐烦了，说你再这样就是伪君子。芸说圣人的教导难道是不对的吗？沈复说只要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就行了，用不着这么多礼数。芸楞了，好久才说：在家里对父母也是只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吗？沈复非常感动，转嗔为笑，安抚妻子。后来生儿育女，直至死别，两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时日愈久，感情愈浓。
    芸在知书达礼的宗族中成长，对于婚姻生活不但没有妨碍，反而能够锦上添花。芸把童年时代的天真和青春时期的清纯保持了一生。现代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除了虔诚的基督徒。
    近代林徵因选择梁思成而不选徐志摩，也是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徐志摩这样的现代诗人学了西方人的浪漫，却学不到西方人的笃信，很靠不住。即使在欧洲，20世纪仍有不少妇女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只不过名词上不称为“礼”。尽管她们不是修身的人，却是“虔信基督教的传统妇女”[6]。
    “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7]
    二十世纪之末，一个女学者谈到自己在婚姻咨询时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新女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多次交男友都没有成婚，原因是这位新女性不隐瞒自己曾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对方虽然是新男性，也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可是全都不愿意找一个有性史的女性为妻。这位新女性的男友全都素质较高，各方面条件很好。如果这位新女性隐瞒自己的性史，本来也不难成婚，不难建立自己的家庭，可是这位新女性认为，如果对方连非爱情的性史都容忍不了，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果爱情也要建立在相互欺骗的基础上，作人还有什么尊严？
    女学者的忠告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对爱情的理解很不一样；女同胞不要受一时的情感驱使，要善于保护自己[8]。
    调查发现：2/3的女婚外恋者和1/5的男婚外恋者重情，2/3的男婚外恋者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调查中的女婚外恋者全都只有一个性伴侣[9]。
    男性与女性之间不但对爱情的理解十分不同，也不但在受精卵之中有先天的不同，而且进入学龄之后，还有许多源于先天的不同，直到成年时期，仍然差别很大，甚至在购物这样的小事上也体现出来[10]。
    在女人的一生中，只有很短的时期对男人具有纯生理的魅力。进入生育期之后，妻子很难靠着纯生理的魅力来笼住丈夫。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不愿意生育，甚至不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西方社会出生人口下降，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因为即使地球的资源无限可用，也需要海盗们生出小海盗，法制钱选社会才可持续。
    儒家主张夫妇以礼相待，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母亲和儿童，保证宗族延续。孝和悌都要建立在确定的血缘关系中：“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诗经·关雎》朱熹注)
    从男人的本性来看，谈起爱情的时候，只认对方是个女人，不考虑对方将是母亲。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狒狒、叶猴、古猿等甚至要杀害非亲生的小狒狒、小叶猴、小古猿。母系社会的起源，内驱力就是母古猿保护自己的子女[11]。儒家用礼来保护母亲和儿童，所以中华古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到现代的文明。
    保护儿童最需要礼，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制定许多法律来保护非成年人。儒家用礼来保护，不但成本小，而且是从家庭这个源头上保护儿童和后代。
    笔者在高校中从教多年，有些天资很好的大学生因为父母婚变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常令笔者叹息。至于中小学生，真正见诸媒体的案例远远小于教育工作者所知。
    2000年九月，成都一所私立中学为了维护校园中的人文环境，拒收离异子女，实在是确有苦衷；该校在200人左右的家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地获得长达3分钟的掌声[12]，说明年轻的母亲们直觉到这一决定不但有助于自己孩子的教育，而且有助于约束丈夫和自己保持婚约。
    对于单亲儿童心理压力的真实感受，媒体很少曝光。仅以2000年的一则报道来看：某十二岁的小学生一日被父亲的情妇诱到某华屋，夜间醒来发现自己的父亲与“阿姨”正在作爱，其父嘱托女儿不要将此事告诉母亲。女儿不但同意了，而且为了维系父母的关系，小小年纪守口如瓶。直到小姑娘在一篇作文中倾吐此事，才被教师传到媒体[13]。
    小姑娘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媒体中轻描淡写。笔者却想起《国王头上长了角》的故事：一个国王的头上长了角，可是害怕被臣民知道，所以每一次理了发，都要杀掉理发师。最后，全国只剩下最后一名理发师，不能再杀了。国王严令理发师守口如瓶。理发师每次给国王理了发，夜里都做梦，吓得半夜里醒过来。后来理发师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森林里对着一棵大树大喊：“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这才感到心中好受一些。
    故事的最后也很有启发性：一个乐器师正好看中了理发师喊话的那棵大树，砍下来做成一把提琴。当乐师们在国王宴会上演奏时，这把提琴传出了理发师的声音：“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事情再也藏不住了，国王干脆摘下王冠。从此，戴王冠的国王就成了头上长角的国王。
    儒家说的礼乐，其实就是把男人或女人头上的角，以及其他一些源于动物的隐私，变成与文明社会相容的东西，通过一定的礼仪，使得人们既能够享受世俗的生活，又不危及家庭和谐，不危及子女教育，不危害文明社会的群体延续。汉唐宋明清，尤其是宋明清，中国社会中的父亲们只要没死，就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失去父爱，更不会抛弃自己的子女撒手不管。至于母亲，无论东方西方，多数人都没有丢失母系社会前后的天伦之情。
    为了母亲，为了孩子，天下的男男女女，请爱之以敬，行之以礼！
    朋友之间的忠恕关系，仅次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夫妇关系，是人间第四个容易得到又不容易失去的东西(参见第6-5节关于丁龙的讨论)。
    同道和君臣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像前四伦那么自然，但是儒家利用前四伦的自然关系，增加同道和君臣关系之中善的成分和光明的成分(参见第8-2和8-3节)，大大地减少管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有些人为了丑化君子(参见第2-2节)，把中国两千多年中的内部和平时期计算得越来越短。按照这些人的统计方法，欧美社会内部一天和平也没有！
    例如水浒梁山上的聚义厅，从现代来看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黑社会，比西方的许多黑社会都小。而且《水浒传》中的英雄不像西方黑社会那么黑：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当时的皇帝在宏观治理上敬宗收族，尊儒举贤，虽然微观操作中会出现贪官，但是宏观秩序不可动摇，所以宋江愿意接受招安，替天行道。
    事业从五伦做起，是小成本管理取得大效果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