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农民有限理性的视角分析了"三农"政策失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并把理性行为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讨论了其与人力资本与农村内生经济增长三者循环的逻辑关系。受历史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影响,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始终未能实现有效资本积累,而且在缺乏经济外援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输出剩余,导致人力资本存量严重稀缺,经济理性行为选择集合萎缩,造成农民行为理性不足,农村难以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从而成为"三农"问题持续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本症结所在。"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应以人为本,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关 键 词: 人力资本 选择集合 有限理性 农村内生经济增长
一 引 言:政策失败问题的提出
无知是迷信之母,然而失败却未必总是成功之母。中国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利农政策不断出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持续低迷,引发了"三农"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尤其针对"三农"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国内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从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然而由于对农民个体行为规律未能进行深入分析而具有某些不足。其思路大致有以下几条:一是主张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但实践中某些地方由于受政府行为过多干预,农民很难获得主导权,结构调整容易转变为形象工程,成为地方政府谋求短期政绩的一条绝佳途径,因而农民利益难得保障。二是实施城镇化和城市化战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人地矛盾,进而消除城乡差别。这是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拉动整体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这应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能不顾成本地盲目推进,在现有资本储备和市场需求的条件下,缺乏内生产业支撑的速生的外生型城市注定要成为有城无市的空心城市,即城市化战略只能是一个长期战略。三是进行农业产业化革命,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模式,将农业办成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条和高附加值的大产业。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应成为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但目前由于农户与公司谈判地位和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农民屡屡遭受大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市场机会主义的肆意侵害。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税费改革,却由于官僚体制的消费刚性而步履蹒跚,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此反映不一 。五是从发育市场的角度彻底破除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开发和发育劳动力、资本与农产品市场来逐步解决农村的一系列结构问题。此外,部分学者提出当前的"三农"问题症结已不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而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张晓山,2003)。上述认识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反映了学者、政府在这一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然而"三农"仍未走出困境,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灯塔仍未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依然遥遥无期。
"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o纳克斯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而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则从理论上突破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局限,为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曙光。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的持续低迷状况,使历史上已经造成的农民人均资本短缺,尤其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极度稀缺的矛盾加剧,渺小的单个农民在大市场经济环境下日益迷茫而不知所措。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已逐渐进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而不能自拔。"三农"问题种种矛盾聚集到一点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实质上恰是人力资本缺乏条件下的农民有限理性,其正如海底冰山使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良好政策的巨轮或触礁或搁浅而无一逃脱。理性不足的农民是"三农"困境的根,也是"三农"欲走出困境所不容回避的最终难点所在,因而"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就是打破恶性循环,城市工业剩余回流农村作一次大力推进,增加农民人力资本存量,扩容农民选择集合,促成农村经济的起飞并形成内生经济增长能力,最终消灭历史形成并得到计划经济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畸形结构,而其关键点在农民行为和思想的真正转变。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使农民自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作,和别人应该怎么对待自己,是农民由有限理性的传统农民转变为适应当代环境的能作出正确决策的现代人的唯一途径。自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力度,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虽成效显著但都终未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自然也非一日之工,"三农"问题已显然成为长期问题。然而,为中国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理应分享工业化进程中的红利,通过中央财政切实地转移支付,获得城市工业剩余,实现经济起飞。
二 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增长理论研究的复兴。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将不完全竞争和R&D理论引入增长理论,突显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从而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增长理论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有诸多借鉴意义。为了中国农村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政府有必要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农民更加理性地决策。建国后,赶超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使农村未能形成有效资本积累,农民人力资本存量的过低,影响了他们理性决策的能力,造成行为选择集合受到限制,难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解决人力资本瓶颈是当前农村打破低水平均衡,形成内生增长能力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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