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兴的非国有部门是否可能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呢?在中国大陆目前的制度环境中，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扩张与渗透面临着制度性壁垒。这一方面使非国有部门在资源占用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缺乏足够的金融实力去“接管（takeover）”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则把乡村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局限在乡村内，使乡镇企业即使壮大后也无法控制城市内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壁垒的作用使得非国有部门虽然能不断扩大在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却无法有效地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里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大量“吸收”城市中的国有部门员工。可以预见的是，非国有部门必然会继续扩大、并“蚕食”国有部门的市场，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国有部门会被非国有部门“消化”掉；如果上述壁垒继续存在，那么非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上占据主要地位的前景仍然相当遥远。
　　
　　八、 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深化改革的真正难题
　　
　　 中国的改革一直未能在国有部门内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在中国长期被掩盖、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旧的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国有部门的制度转型。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仅仅在调整改变公司结构或所有制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实行了几十年的“大锅饭”、“铁饭碗”式的旧体制已经建立了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直接阻碍着改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新体制的规则与维持旧社会结构的要求必然会发生摩擦冲突。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如果不愿意调整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完善新体制。中国迄今为止一直在回避这个挑战，但是，还能回避多久呢？现在多数人都承认，国有部门的颓败状态不能再拖下去了；而国有部门改革的真正障碍恰恰就在于，不仅社会结构的调整阻力重重，而且多年的改革一直绕开这个真正的难题，使得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
　　 中国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国有部门员工长期习惯于“大锅饭”体制，对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无法适应。然而，1991年中国经济界在讨论“斯米克”现象时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39]。当时，上海有一家生产“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国有企业，业绩很差，有台商去访问并讨论合资事宜，员工中风传台商可能裁员，结果台商到访的几天内，员工的生产效率倍增；后合资未成，台商离去，员工的生产效率立刻回降，一切如旧。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涉及到一个国有部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政府的各项政策、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企业主管的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的诸多奖金福利都无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而外商一来这个企业就“麻雀变凤凰”？国有部门员工在国有企业内工作效率低，这是事实，但一旦他们投入外资企业、“第二职业”，就会立刻生龙活虎、工作效率倍增。这个在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表明，这些员工决不是天然的低效率劳动者，面对国有部门的制度，他们的反应是低效率地工作，一旦进入一个完全讲求高效率的工作环境，他们完全可以适应。那种强调用思想工作来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旧想法既十分肤浅无知，也一再被现实证明无用。员工的行为并非脱离社会环境的怪异行动，如果不对产生这种行为的制度之缺失作深刻的剖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变制度、消除这种行为的制度性原因，而只是要求厂长大胆敢干、不怕工人胡闹，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为改革作出暂时的牺牲，只能应付一时，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者无处领救济，所以国有部门无法大量处理冗员，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革内部机制。如果说国有部门过多地解雇员工确实会造成失业者生活无着，砸碎“铁饭碗”的办法不可行，那么，为什么在冗员亏损的国有企业里还要增雇农民工来干重活脏活，导致成本上升、亏损扩大，而不能把多余的国有员工转调去作这些工作？早在八十年代，上海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倾向，“即在社会经济并不发达和个人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职工超前地形成了一种不愿从事某些艰苦工作的意识和习惯。”[40]

是谁把国有部门的员工变成了“贵族”？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重点，即社会主义体制是如何造就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与世界各国国有部门员工相比，恐怕中国国有部门员工的优越感和稳定感最强；也只有大陆的中国人、特别是出身农村家庭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充分理解大陆语言里“国家干部、国家职工”所代表的特殊社会经济身份，能充分体会被授予或剥夺这种身份所意味的社会含义。民众对这些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在僵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文化，它包括在社会地位、职业评价、社会升迁等方面的观念。近年来，中国的报纸经常呼吁要改变眷恋“大锅饭”的“落后观念”，为国有部门动员员工“下岗”造舆论。可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明，这种“落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又是如何紧密关联的，在不改变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有可能改变这些观念吗？
　　 改革以前，在国有部门和城市社会中，早已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每个社会成员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和控制，受到一整套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居住、受到提拔、得到住房等，要由执政党和政府根据他的政治表现、工作年限、学历等作出规定（在中国习以为常地称为“由组织上按政策办”）。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受工资、人事、福利等政策左右，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一定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常常可能只是执政党对听话者的奖赏。不管一个人的民间声望如何，他的正式的经济社会地位仅以政府认可的地位为准。比如，对社会精英（中上层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衡量他们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这里“享受”这个词就点出了这个地位的来源——它是“授予”的、而不一定是在社会公认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必须经由政府“背书”，这就确保了政府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只要他不触怒政府，这个地位就有保障；同时，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政府通常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已有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又通过政策宣示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对自己未来地位的提升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如，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文凭或工龄标准，就能加工资、晋升高级职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人人都熟悉这套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则。
　　 在这套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升迁和社会结构变得非常特殊。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通常是单向的、只升不降，绝大多数人总是往中上层移动；而只要不犯（政治、性关系）“错误”，往下层移动就是罕见的。因此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比如，机关事业单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企业里管理人员比重过大，而一线工人不够；工人里中、高“级别”的工人比重过大，而从事非技术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足。这种“倒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对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作出承诺和担保的结果。多数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何况政府至今也没有打算改变社会政治体制，以便调整这一社会结构。正因为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升迁方式是政府支持保护的，所以只要员工不在政治上“犯规”，政府实际上就不能因其工作表现不佳而惩处他们，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可以说，每个国有部门员工从进入该部门工作的第一天起，最重要的“必修课”就是把握这个“游戏规则”，在不触犯“政治戒律”的前提下，学会既能工作得轻松、又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于是相应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单位文化”：工作纪律松弛、工作效率低下，已经成了常态；不想“入党”、“升官”，就可以不必努力工作；用怠工来要求更多经济利益，往往可以达到目的；奖金福利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减少员工的埋怨；“单位就是我的家、家里东西随便拿”，等等。政府即使对此十分不满意，也无可奈何，这是它所建立的制度的产物。了解了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性文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很难降低工资成本进行竞争，为什么国有部门的冗员不肯干重活脏活，为什么裁撤少数冗员会演变成对政府的政治威胁。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也有一些困难，但决不会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更不会构成对政府地位的威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必然不断变化，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因而不断相应调整，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很少有那种永久的、一旦获得就不会丧失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正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而且，每个社会成员自己要随时观察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能力以适应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地位。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工作机构的“老板”，都没有义务为哪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作出担保，也不会有人要求政府作出具体承诺、防止他的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性、自立性和政府的超然性相互依托，国家要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政府绝不会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把社会成员当做“家庭成员”来呵护，不会为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背书”或作担保、以此换取社会成员的效忠，而社会成员也不至于把国家当长期“保姆“、过度依赖国家的照顾。
　　 当前，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遗产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首先，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直接要求调整社会结构，比如，对律师、金融、外贸专业人员的需要增加，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此获得了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一跃而成为高收入的新社会精英。而与此同时，不少政府官员的社会价值降低了，他们在旧体制中多年积累的资历虽还能获得政府的承认，却未必能在市场化过程中换来象过去那样优厚的待遇和傲人的社会地位。过去十年中，许多政府官员筹建官办公司或把政府机关“翻牌”成公司，就是一种对市场化过程的适应性行为；他们试图利用政府机关尚未失效的最后的权力，获得一些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而这又恰恰是腐败的源泉。从这点来看，反腐败就会造成旧精英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政府真准备这样作吗？
　　 其次，改革中政府虽然仍然承诺要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政府的财力今非昔比，承诺难以兑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文化科研部门，在多年的“大锅饭”体制中，这个部门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机构不断膨胀，养活了不少“南郭先生”。在改革中，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统揽国家财源的体制，结果政府财力逐渐收缩，教育文化科研经费越来越短缺，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不断“缩水”。这是转型中的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终，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一部分教育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生机所迫，而退出越来越清贫的知识分子群体，使得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缩小。从某种意义上讲，旧体制促成了“虚胖”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改革则迫使社会结构中的这个群体“减肥”、甚至可能事实上降低这个群体的社会“等级”。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改变了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国有工业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前景不佳，其员工过去由政府设定、受到制度保障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将被市场机制否决。不管他们过去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样的贡献，市场机制只根据他们现在的效率和业绩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一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暂时还能指望国有银行“输血”、维持其员工的经济社会地位，但这绝不可能长久。
　　 既然改革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也迫使政府越来越多地减少实际上的承诺，那么，政府削减以至最终停止对这些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就可能是势所使然。即使上一届政府不愿作，下一届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分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如数加以补偿，那么改革就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得利。制度转型过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通过三种途经，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九、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2000年5月定稿
　　【注释】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
　　[2]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search）. 1994. "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3]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马旭明，出处同注[1]。
　　[4] 记者童岗的报道，“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
　　[5]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6] 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7] 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
　　[8] 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
　　[9] 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标”表。
　　[10] 见《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11] 见《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2] 《中国统计年鉴1995》，P.249。
　　[13] 《中国统计年鉴1995》，P.577。
　　[14] 《中国统计年鉴1995》，P.403。
　　[15] 《中国统计年鉴1995》，P.368。
　　[16]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计调查在全国城镇居民中作了大样本随机抽样（三万多户），样本中国有部门、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合资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的比重和收入数据有比较可靠的代表性。可以根据人均收入里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来推断城镇居民工作收入里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这里使用的具体算法是，从人均全部收入中排除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特别收入，再把“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被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其他劳动收入”按照国有、城镇集体员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分摊给国有、集体部门，就可以算出在城镇居民工作收入当中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根据1992年、1994年城镇家计调查数据计算，这两年国有部门员工工作收入占城镇居民工作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和84.9％。
　　[17] 见《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是指企业帐面资产中的虚假不实部分。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见《1995年经济绿皮书》。
　　[19] 过去中国学者经常低估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他们分析这一差距时，只计算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而忽略这些居民在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下所享有的非货币福利，如公家配给的低廉住宅、公费医疗、政府及工作单位低价或无偿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等。只有把城市居民的这些非货币福利考虑在内，才不会低估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
　　[20]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这项研究把城市居民的非货币福利计算到收入中去，又分别排除了各年城乡物价的影响，对改革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21]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住房补贴、部分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政府用于维持城市低价消费品与服务的物价补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文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种物价总指数”表和“居民消费水平及其指数”表。
　　[22]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1995：农民收入又如何？”，《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23] 顾兆农，“农村为何成了价格‘高原’——物价形势评析”，《人民日报》1995年8月23日。
　　[24]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农民的消费品购买额指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25]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表。
　　[26]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
　　[27] 原载《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15日转载。
　　[28] 何清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美]《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29] Rawski，Thomas G.，“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March 1994.
　　[30] World Bank：55—56。
　　[31] 程晓农、宋国青，“改革中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8期，第17至24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笔者为主要执笔人），“改革中的宏观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第16至28页。
　　[32]据《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机构业务统计。
　　[33]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34]张炯强的报道，“企业竟向银行‘打白条’”，《人民日报》1995年2月20日。
　　[35]黄勇、刘永扣报道，“效益：银行亟待完成的答卷”，《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9日。
　　[36]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37] 见1994、1995年《中国金融》各期中的“金融统计资料”。
　　[38] 程晓农、吴仁洪，“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抉择”。《管理世界》1987年第2期，第88页。
　　[39] 见“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专栏，《经济参考报》，1991年6月10日到8月31日。
　　[40] 蔡江南（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就业陷阱’：企业劳动就业现状的基本格局”，《第四届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年会论文集》第155页。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1988年出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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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农、吴仁洪，“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抉择”。《管理世界》1987年第2期。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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