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中国IT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82年至1990年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1996年至2001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之后为第四阶段。　 

    这样划分的理由是：一、在1990年，中国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由此，形成较为开放的计算机产品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计算机跨国公司开始大举登陆中国市场，幼稚的民族计算机产业在被保护的8年之中，没能完成技术和资金的积累与突破，被跨国公司的强势产品冲得七零八落；二、1996年，联想PC第一次战胜康柏PC和IBM　PC成为中国市场第一，这标志着民族计算机产业在PC市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民族计算机产业，特别是PC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到2005年将IT产品关税降为零，并取消非技术壁垒，取消出口补贴，大幅度开放服务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三年内贸易权审批权成为许可制。WTO再次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WTO之后，中国IT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跨国公司将会像1990年之后一样，再次给民族计算机产业以重压，民族计算机产业从1996年到2001年5年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业已结束，2002年之后，将进入重新盘整、爬坡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咬牙挺住的新阶段，首先要克服像前几年那样100%成长的梦想。　 

    两通两海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负责机房建设的工程师王洪德“负气出走”创办京海。1983年，完成400万产值，60万利润；1984年，完成2700万产值，400万利润。1984年实现400万利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其业务也很简单，就是承接计算机机房建设。　 

    1983年5月4日，中科院物理所“管档案”的陈庆振感觉“科技成果仅存在档案里太可惜”就创办了科海，专做科技成果转化。当年实现利润4.8万。“科技成果转化”听起来容易，讲起来让人兴奋，做起来太难。为了发展，科海开始“倒”计算机，也很快因为“倒卖批文”被批。当时，民营企业拿不到从国外进口计算机的批文，国营企业有进口批文，但要它也没用，科海就去国营企业买批文，倒计算机，这样做利润最高，处在“中关村食物链”的高端。中关村的企业从来都不怕被批，在被检查之中，科海于1987年营业额突破一亿元。 

    1984年5月，中科院计算中心技术人员万润南发起创办四通。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900万元，1986年营业额突破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1990年13亿元。四通起初和科海达成协议，不销售PC，主要销售为微机配套的打印机，后来，2401打字机成为四通的主导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不仅为四通赚取了近一亿元利润，形成了四通的全国销售网络，也使四通“鹤立”于中关村，成为一个知名品牌。　 

    1984年11月，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女强人”金燕静发起创办信通。金燕静以两件事情出名：一是设立“信通技术开发基金”，用以支持社会上的项目开发，这个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提出使用申请，相当于今天的风险投资；第二件事情是走私被抓，中关村公司走私计算机产品是公开的秘密，金燕静被当作了典型，信通一案涉及金额7000万元。　 

    今天返回头来看“两通两海”，我们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创办中国新型企业的贡献上，我们会认为，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们敢于冲破旧有体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地办企业。但是在当年，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想他们一样想他们自己，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希望打到海外去，进军国际市场。至于冲破旧有体制，那只是形式，不是目的。　 

    1988年7月出版的《中国的要害》，（作者陈放）记录了他们当时的思想状态： 

    1987年3月15日晚上7点，夜幕下的清华大学寂静下来，开始了又一个充满思考的晚上。主楼会议室里却灯光璀璨，汽水、苹果、茶点摆满了二十几张桌子。这是中国硅谷的企业家们举行每月一次的沙龙聚会，首都各大报的记者和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也闻讯而来。　 

    京海公司总经理王洪德，一直是记者们注意的中心人物。他刚刚汇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几天前接见他和蒋士飞教授时做的“国际市场非打进去不可”的指示，使在座的企业家很受鼓舞。 

    ………　 

    王洪德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说：“中关村一条街，各公司重复劳动太多；智力、财力在重复劳动下内耗了。所以，我们各家公司应并网运行，以求信息资源共享。把竞争的目光，从这条街三到四个亿的市场，放到广阔的国际市场去！”　 

    会场随着王洪德落座而寂静下来，企业家们思考着，怎样做才能使酝酿已久的联合不再停留在口头上而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们民办企业家，没有时间讨论没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潇洒飘逸的青年出口不凡的发言，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他侃侃而谈，提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定统一的开发规划，以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总体形象，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　 

    将这个场景的时间和人物换成现在的，放在2002年的报刊上发布，相信很多人看不出问题。　 

    15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地位，理想与现实、机遇与挑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依然被压在“IT食物链”的底端，尽管在这15年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　 

    长城　 

    长城创建于1986年12月12日，主要人马是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以及他领导的长城0520CH微机开发组。长城创立要比“两通两海”晚，但在当时，长城才是主流，长城是中国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国家队，代表国家在IT产业上的努力。　 

    长城成立之前，已经开发出了长城0520CH。1985年6月，0520CH在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上正式发布，轰动一时。据当时的报刊称，其性能超过了IBM　PC和NEC　980，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如此树碑立传的理由有两个：一、长城0520CH是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二、它设计并应用了世界上第一块汉卡（014汉卡）。1986年，0520CH产量突破1千台，1987年5月，长城286面市，形成了年产两万台的能力。　 

    长城PC红极一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进口许可证制度，国外PC进不来，进来了，高关税，也使国外PC价格高得惊人，长城PC的价格当时只有进口PC的一半；其二、当时中国市场不大，而且，被严格保护，国外公司不屑于将自己的产品汉化，长城PC优势正在于汉化上；其三、国家单位被要求使用长城PC，否则不予拨款购置机器。　 

    那时候，不仅是长城，就是先期给长城做配套的浪潮，也发展得很快，到1990年，国内PC年销量超过万台的只有长城和浪潮两家。 

    但是，到了1992年，AST、IBM、康柏正式登陆中国，以长城、浪潮为代表的国产PC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被冲得七零八落。　 

    在此之后，王之走对了一步棋。从1994到1999年，长城先后与IBM、德州仪器等公司合作，成立了长城国际、长科国际、海量存储、IBM租赁、长信嘉公司等合资企业，不仅吸引了1亿多美元的投资，更为重要是，这些合资公司现在业已成为长城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以市场换技术资金产品是中国发展IT的既定政策，在电信领域，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都曾经被政策逼着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计算机领域，“强行”的痕迹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引导”的行为却屡见不鲜。长城是原电子部嫡系，在这方面，占尽便宜。　 

    长城自认为“玩得最漂亮的还是资本运作”：1997年6月和7月，“长城电脑”和“湘计算机”两个A股公司先后在深圳上市。次年，长城又成功控股A股上市公司“深科技”，1999年8月，长城科技H股在香港挂牌交易，机构投资者认购超过全部规模的7倍，发行市盈率11.4倍，创当年香港工业企业首次发行的最高定价。　 

    长城现在过得不错，但业已失掉了0520CH时的领导者地位，但它这些年不这样走，又能怎样走呢？ 

    方正　 

    方正的前身是1987年北大物理系教师张玉峰创办的“北达科技服务部”，“北达科技服务部”开始是向“两通两海”学习做贸易的公司。1988年，王选携激光照排技术加盟，“北达科技服务部”改名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从而改变了公司的性质。　 

    至少在当时，方正是民族计算机产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企业。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研发开始于1975年5月，国家对这项技术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于1974年8月亲自批准立项，所以，这个项目也被称为“748工程”。　 

    这项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当时计算机运算速度慢、内存小，而汉字激光照排比英文激光照排消耗计算机资源更多，国外同类产品没有针对汉字进行优化，处理汉字有困难。王选教授的贡献在于针对汉字进行了优化处理，使得在当时的计算机运算能力下，汉字激光照排成为可能。　 

    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让方正辉煌了10年。到1998年，外部状况急剧变化，国外的Adobe、IBM，国内的浙大快迅、清华紫光等很多公司倾尽全力打入中文出版市场，瓜分了方正原来独占的利润。此时计算机速度已经足够快，内存足够大，国外产品即便不针对汉字进行优化，也能方便地所用。　 

    方正其实早就在提防着Adobe，为了和这个出版界的巨无霸抗衡，方正在技术上采取了紧紧跟随战略，Adobe做的软件，方正也做。但是，以方正的实力实在不能和Adobe抗衡。Adobe是市值87亿美元的公司，过去12个月的净利润为2.5亿美元，即是说，Adobe一年的净利润都要比方正全部12亿市值港币大。　 

    方正已经尽力了，它不是不舍得对研发进行投入，仅1996年，方正对激光照排领域研发的投入，就超过国家过去20年对北大这个项目投资总和的10倍。1998年，方正研究院有50个软件通过鉴定，张玉峰后来置疑“这50个软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能形成规模效应？”但研究院也有自己的难处，研发就是以失败为前提的成功，不做这些研发又怎么能和Adobe抗衡呢？但方正投入的那点钱，在Adobe看来，实在微不足道。2000年，Adobe研发投入为2.37亿美元，这个数字也比方正市值大。方正研究院就是这样被拖垮的。　 

    1995年10月，张玉峰意识到做PC和他以前做贸易本质上一样，而且，实际投入要比做软件小，方正电脑、方正显示器便问世了。　 

    1998年之后方正电子（激光照排业务）连年亏损，而方正PC却一枝独秀，2001年销量达到135万台，跻身亚太PC市场第7名。　 

    舆论一般将方正电子的亏损归结为内部管理不善，方正也是这么对外界说的。内部管理不善，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技术不再处于优势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将主营激光照排业务的方正电子亏损都归结为管理不善，就无法解释方正科技这几年的成功。方正科技这几年更是内忧外患不断：内部，领军人物冯沛然、祝剑秋、时西忠、魏兴，走马灯一样地换；外部，先是裕兴举牌，后又遭高清举牌，但其业务却未受影响，增长率在疲软的2001年也达到了63%。个中原因，不言自明：组装PC好做，开发软件太难。　 

    四通　 

    1989年，万润南之后，段永基掌舵四通。段永基喊出了“二次创业”口号，四通从此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这期间最著名的思路是“与狼共舞”，即与国外大公司合作，在生产、分销、销售，计算机、电子、电工、通讯、办公室设备，软件、硬件、系统集成等等各方面四处出击。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四通一共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4个海外分支机构，职工3000多人。　 

    在先知先觉方面，四通领先于联想、方正，它于1993年8月16日在香港上市，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作价1.26元。从1993年到1997年，四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四通电子业绩一直不错，营业额在13亿港币到16亿港币之间，每年都有盈利，1993年盈利8704万元港币，1994年8852万元，1995年1915万元，1996年4095万元，1997年4232万元。　 

    同期，联想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营业额虽然比四通大，为30多亿港币，但业绩不稳定：1994财年盈利1亿，1995财年亏损1.6亿，1996财年继续亏损2800万，1997财年盈利2.3亿元。 

    同期，方正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方正电子业绩最好，1995年盈利1.1亿，1996年1.2亿，1997年1.4亿。　 

    分水岭出现在1998年，这一年，方正电子第一次亏损，亏损额达1.6亿。四通电子也出现第一次亏损，亏损额达8986万，而在这一年，联想盈利2.8亿港币。　 

    1999年，四通盈利139万元，联想盈利达到4.8亿元，方正继续亏损达2亿。 

    2000年，四通亏损2.16亿元，联想盈利达到8.6亿元，方正盈利1.81亿元。 

    联想于1998年起飞是因为其PC制造业已开花结果，业绩连年翻番。四通于1993年上市的时候也埋下了一粒优良的种子，那就是四通利方，即后来的新浪网。　 

    四通于1999年能够扭亏为盈，全靠期内新浪网未实现收益的1.67亿港元所致，扣除此特殊项目，四通在1999年实际亏损1.65亿港币。　 

    但是，成也新浪、败也新浪。2000年，四通亏损达2.16亿港币，其中的2.02亿亏损是新浪股票大跌所致。　 

    这一年，局势变化得有些戏剧化，2000年4月，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新浪股价不断攀升，四通电子的业绩也水涨船高。四通电子在中期报告中喜称，截至2000年6月30日，四通电子中期纯利大幅上升4倍，达2.861亿。这主要是受一项未兑现的3．6274亿港元证券投资特殊收益所刺激，该项收益来自其持有8%的新浪网于4月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产生。但是，到年末，当新浪股票从50元美元跌到1美元的时候，四通也跟着遭殃。　 

    在此之前，王志东的新浪和杨元庆的PC一样，也曾使四通股票大涨，1999年末四通电子股票一度涨到每股6港币，那是四通的黄金期，是四通股票的最高峰。站在1999年末看，四通似乎从此可以凭借新浪扬眉吐气。那时候，大家在讨论中关村引导未来潮流的是谁？很多人投王志东的票，那时候，很多舆论觉得杨元庆业已掉队。但是，王志东所发出的光只是一闪而过。2001年6月，王志东沉没，四通股票跌回到了8毛钱，市值跌回10亿多港币。　 

    无论是联想，还是四通，进入90年代后期，都需要注入新的力量，联想注入了稳健的PC业务，四通注入了仿佛有更大潜力的互联网业务，但实际的结果是，PC打败了互联网。　 

    2002年2月底，段永基承认投资新浪网像四通以前很多投资一样，是一个错误，“尽管有人说，网络的春天已经到了，但我看新浪网距离赚钱还早着呢。”　 

    新浪　 

    新浪真如段永基所说的那样吗？　 

    2001年，新浪全年营业收入为2470万美元，其中广告收入2100万美元，比2000年下降了1.1%。这是一个极为不好的信号。Yahoo!后来股价狂跌不是因为其亏损，而是因为其广告收入增长乏力。新浪2001年广告收入下降至少能够说明中国互联网广告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2000年，王志东曾说，新浪模式的优势在于，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其成本会降得非常低。如果这个成本仅仅指运营成本，情况的确是这样。2001年，新浪的毛利率高达45%，就是说，收入减去运营成本（包括带宽租金、技术设备折旧或摊销、编辑出版网站内容所涉及的费用、技术服务与支持人员以及网站编辑与出版发行人员的工资与薪酬、办公场所的租金等）新浪还挣了1111.5万美元。　 

    但新浪成本的大头并不在运营成本，而在营业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产品开发费用以及无形资产摊销等），2001年，新浪营业费用为4400万美元。这些费用和机器无关，不是新经济，所以，这笔费用很难压缩。

    搜狐2001年营业额只是新浪一半多点，网易更不是新浪的对手，但这种格局并不代表新浪可以高枕无忧，真正的高手还没有出招。yahoo!在中国到目前只投入了30多个人，做内容的只有1.5个人，而其日访问页面也达到两三千万。　 

    张朝阳在2002年初说，yahoo!中国已经不足为惧。他的理由是：yahoo!中国已经被拉下了很远，“现在谁还到yahoo!上看新闻？”　 

    靠新闻和内容占据一时的优势，正是新浪和搜狐未来的致命伤。门户首先是一种技术，而非新闻。MSN不声不响，没费什么劲就靠软件成为美国三大门户之一，是最好的佐证。　 

    Yahoo!中国最后胜出的理由有四条：一、技术实力最强。技术成本摊销到全球20多个不同版本的网站，技术开发成本也最低。二、对门户理解最深刻、最持久。yahoo!是门户的鼻祖，新浪、搜狐都是yahoo!的中国学生。三、全球整合资源。yahoo!是全球最大的门户，具有整合资源的强大优势。yahoo!中国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惟一一个能够整合中港台三个网站资源的中文网站，新浪虽然称自己是为全球华人服务的门户，但其北美和台湾网站简陋得像个人网站，而且三个网站之间没有进行多少整合。www.sina.com至今什么也访问不到。　 

    Yahoo!中国于1999年9月正式开通，它是雅虎在全球的第20个网站，雅虎在全球一共有12个语言版本的24个网站。　 

    yahoo!中国曾经是中国第一门户，后来，被新浪、搜狐、网易超过了，雅虎好像一点都不急，既不上火，也不追加投资，它现在在中国的策略只是守住一块阵地而已。但等到它觉得中国市场有利可图之时，它一定不会错过。现在，它只是感觉没到时候。　 

    Yahoo!现在市值87亿美元，新浪的市值7800万美元，不够yahoo!一个零头。即便新浪现在的访问量是yahoo!中国的10倍，那又有什么用呢？互联网没有品牌忠诚度，动一下鼠标，就转了。　 

    从这一点上看，联想放弃模仿新浪的FM365，转而和AOL合资，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评论者：名报杂评  主题：刘韧：中国IT业无梦[续]  回复日期：2002-7-31 15:29:12 
 
 

    联想　 

    联想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1日，在时间上，并不比“两通两海”晚，但从联想现在公开的大事记中，找不到1984年到1988年的记录，那一段比起联想现在的成功实在没有什么好记的。 

    1987年，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参加海淀区政府的一次会议，作为知名人士，万润南拍着柳传志的肩膀向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响。”此举让柳传志很不受用，柳传志说，他就在那时决定和四通一决雌雄。　 

    但那时，联想还没有和四通一决雌雄的能力，联想1988年的营业额为1.9亿元，四通1988年营业额就达到了10亿，两个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关村的第一个机会是给四通的，可惜万润南犯了政治错误，机会转给了联想。联想起飞于万润南出逃海外的1989年，这一年，联想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公司正式更名为北京联想集团；这一年，联想生产出联想286微机；这一年，联想营业额上升到4亿元。　 

    此时，阻挡联想冒出头来的不再是“两通两海”，变成了长城、浪潮。长城推出286比联想推出286整整早了2年。联想此时做PC，既打不过长城，也打不过浪潮。此时，联想做PC，连电子部颁发的许可证都没有。　 

    柳传志向四通学习，也在香港寻找合作伙伴，柳传志找到了吕谭平。自1988年起，联想开始利用其在香港的合作平台，代理AST　PC，此前联想主要代理IBM　PC。AST这种价廉物美PC一下冲开了中国市场，中关村满大街都是AST　PC。香港联想几乎垄断了AST在国内的代理权，联想通过代理AST　PC完成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　 

    立志高远的柳传志没有满足于做代理，他试图和AST商量出联合品牌的PC，被拒绝后，柳传志决定推自有品牌的PC。柳传志此时如此坚决，和倪光南极力主张做联想自有品牌的PC有很大关系。　 

    联想PC在1990年只卖出去2000台，此时，支撑联想业绩的依然是香港联想的贸易和吕谭平开创的QDI主板业务。1992年，QDI主板业务利润为1000多万港币。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仅是香港联想上市，上市的业务中，没有国内业务部分，就是说联想PC根本不在其列。　 

    1994年3月，杨元庆接手联想PC的时候，PC并不是联想最至关重要的业务。在1993年，联想PC的年销量仅为2.5万台，在柳传志心目中，很多业务比PC赚钱。　 

    杨元庆今天的联想总裁，是他自己打出来的。1994年，杨元庆将联想PC销量抬高到4.2万台；1995年，抬高到9.8万台；1996年，形成质的突破达到22.8万台，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品牌。直到此时，联想才将联想PC业务装进香港上市公司。有了北京优良业务的注入，联想股票稳住了阵脚。此前，联想股票一度跌到2毛9，岌岌可危。　 

    杨元庆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997年，联想PC攀升至46.3万台，1998年79.1万台，1999年147万台，2000年261.8万台。基于前几年的快速增长，2001年，终于当上联想总裁的杨元庆将目标定在了370万台，但是到2001年下半年，杨元庆就意识到完不成任务，自己将任务调低到了313万台。杨元庆1994年接手PC，是因为北京联想在1993年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2001年，杨元庆成为联想总裁第一年，竟然没能完成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联想在2001年失去了强劲的利润增长，2000年，联想纯利润比1999年增长了78.8%，2001年预计只能比2000年增长3.4%。据多家证券公司预测，联想2002财年的盈利增长估计只能维持在10%左右。香港股市普遍认为，联想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从1994年起，其聚集的PC能量业已释放。联想必须有新的增长点，才可能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　 

    联想选择服务作为新的增长点，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服务为人力密集和智力密集型产业，本地化程度也非常高，容易形成对跨国公司的壁垒。但服务要为联想做出大规模的利润贡献，尚待时日。因为，一方面，联想建立服务的队伍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对服务需求与认可也需要时间。　 

    联想还想以“技术驱动”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但联想现在所能投入的研发费用和跨国公司相比却少得可怜。据联想统计，它2001年的研发投入为4到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和联想自己比，已经增长很多，但放在全球看却微不足道。微软本财年研发投入为48亿美元，英特尔为40亿美元，IBM为50多亿美元。被杨元庆斥为靠运作取胜的DELL，研发投入也有5亿美元，是联想的8倍多。　 

    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联想加大研发投入，是件好事，但对“技术驱动”寄望太多，就不太现实了。联想的确是一个传奇，是什么造就了联想这个传奇？至少从现在看，不是技术。　 

    1986年，推出的联想汉卡并未能使联想具有超越“两通两海”的竞争力。从时间上看，它比长城汉卡晚，从应用上看，它赶不上后来面市的方正WPS汉卡。联想汉卡之于联想更多地只是一种高科技企业的标志，并非其利润来源。　 

    联想真正屹立于中关村，是联想PC的巨大成功。直到1996年，方正开会的时候还会嘲笑联想的股票只有几毛钱。1996年之前，中关村的代表是方正，不是联想。　 

    联想PC靠什么打败了IBM、HP和康柏？不是靠技术。从内因上分析，是因为联想的管理：这种管理对外表现为市场和销售网络的高效快速灵活：对内表现为管理成本低，能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有条不紊的运作等等。从外因上分析，是因为跨国公司还没有足够重视中国市场。国外品牌的管理中心不在中国，决策速度慢，因为在386、486、586机型上，都是国内厂商率先推出，国外品牌的机型上总比国内品牌慢半拍。另外，跨国公司大约都是在1992年之后才正式进入中国，立足未稳定，还没有在中国摆开阵式。AST之后，占据中国PC市场第一的是康柏，康柏PC最后被联想PC打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所依赖的中国总代理们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联想靠管理和运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现在占据了中国30%的市场份额，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联想的竞争对手增长也很快。以2001年第三季度的销量为例，联想比去年同期只增长了6.9%，而DELL在中国市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6%、方正增长了12.7%。　 

    DELL　 

    过去四个季度，DELL　在亚太及日本营业额为30亿美元。2001年第三季度，亚太及日本市场下跌了9%，而DELL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DELL在亚太及日本的业绩不比联想差，联想总在说的亚太第一撇开了日本市场不算。　 

    DELL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现在在中国的市场份额，DELL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直销”确实改变了PC产业的游戏规则。在美国，它已经用“直销”绕过了传统强势PC厂商的渠道优势，成为第一；在中国，它想用同样的方式绕过联想等国内厂商现在最强的渠道优势，来打败他们。　 

    “直销”除了能瓦解竞争对手的渠道优势外，还具有“按单生产、为客户定制、交易成本低”等一系列的优势。联想PC已经打赢了在中国对IBM、HP、康柏的“战争”，但这些“战争”的胜利一点也不能说明它一定能战胜DELL。因为DELL改变了游戏规则。而且，从潮流来看，DELL的方式更为先进。　 

    DELL来中国较晚，1998年8月，才在厦门建立“中国客户中心”，2000年11月　“中国客户中心”拓展为39万平方英尺的设施。　 

    但对于目前主要靠PC赚钱的中国IT来说，DELL将是最大的“杀手”。　 

    IBM　 

    谁要是将联想于1996年夺取中国PC第一，当作中国IT在本土市场全面战胜跨国公司的标识，并任意夸大这个胜利，无疑是自欺欺人。　 

    IBM、惠普、康柏的PC是被中国造的PC积压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但PC不是全部，或者说，只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一部分业务，这些年，这些巨头都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增长。 

    以IBM为例，80年代中后期，它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1992年IBM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为独资企业。随后的1993年，IBM中国有限公司又在广州和上海建立了分公司。到目前为止，IBM在中国的分公司已经扩展至沈阳、深圳、南京、成都、西安和武汉，以及建立福州和重庆办事处，员工人数接近3000人。2000年，IBM中国的营业额是1995年的五倍以上，2001年营业额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30%。　 

    IBM　大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周伟的目标是将IBM中国公司变成IBM公司全球10大基地之一。　 

    在周伟看来，公司只分两类，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司，另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没有贡献的公司。自从“1934年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第一台商用处理机，1979年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IBM在中国就一点都没将自己当成“外人”，他们觉得中国市场，就是他们的市场。美国人和美国企业向来“以天下为己任”。　 

    IBM在中国成立的另外两家独资公司是，国际商业机器工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深圳国际商业机器技术产品有限公司。独资公司之外，IBM在中国还成立了八家合资公司，包括：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深圳海量存储产品有限公司、北京鼎新信息系统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先进信息产品有限公司、万国软件开发(深圳)有限公司、蓝色快车计算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IBM租赁公司和北京金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IBM觉得它对中国IT贡献很大，它说：1993年，它在中国采购了3000万美元的商品，　到2000年，它在中国的采购额达到了20亿美元以上，出口额也达到了20亿美元以上。其采购范围包括组成计算机的各种大小零件，如电源、显示器、五金部件、注塑件及各类板卡等。　 

    做了这些“贡献”之后，即便我们还将IBM当作“客人”，他们也不会“客气”，他们要做中国市场的主人，WTO之后，他们更加接近了这个目标。他们现在的策略，不仅是将成熟的产品销售到中国，他们不想赚了钱就走，他们要长期扎根中国，他们相继在中国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中心：一方面进行本地化研发，增强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一方面抢夺中国人才，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微软　 

    2001年11月5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三周年之际，微软宣布，将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这个研究院自1998年11月5日成立以来，已经在中国招募120多名研发人员，他们为微软进行在数字多媒体、多通道用户界面、无线及网络及亚洲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研究。共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350多篇，申请国际专利逾百项，并已有多项技术成功转移到微软公司的产品当中，例如Office　XP、　Windows　XP等。　 

    盖茨将他在北京设立研究院称为他最得意的投资之一，他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三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基础研究机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那里聚集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并且在成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为微软产品做出了重大贡献。”　 

    盖茨希望，微软亚洲研究院能与亚洲地区的学术界和学者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成为最能体现亚洲人智慧的计算机学术机构。　 

    IBM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9月，比微软研究得早，它是IBM在全球设立的8个研究中心之一。其研发分布在三个领域：一、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信息技术如何交融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发出语音识别（普通话和方言）、手写输入、机器翻译、文字识别、建立中文页面等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是这一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在中国普及使用的研究。三、关于改善企业行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究。　 

    与微软研究院同年，1998年11月，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在上海成立，这是英特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第5个研究单位，也是其在亚洲所建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它的第一个五年研发计划投入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希望组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工作组，从事可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研究项目。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编制100人，主要进行语音识别和合成、自然语言处理、互联网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机器翻译、指令集和应用内核等方面的研究。　 

    除了该中心自己的研究项目以外，英特尔还资助与国内重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合作开展项目和工作。　 

    据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统计，自1994年北方电讯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建立北邮北电研究开发中心以来，到1999年，在IT领域，已经有15个跨国公司（IBM、SUN、诺基亚、松下、微软、诺和诺得、富士通、北方电讯、朗讯、摩托罗拉、INTEL、惠普、通用、SMC）在北京建立了19个研发机构。　 

    不管微软、IBM还是英特尔，他们在华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都说这表示了“我们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信心和对该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郑重承诺。”他们从来不提，他们抢中国市场之后，抢中国人才的“狼子野心”。　 

    提到技术，中国IT企业总喜欢讲自己在“本土化研发”上的优势，其实，真正在做中国本土化的研发的反而是那些跨国公司，汉字和汉语应该中国最本地化、最后的两个抵御跨国公司进入的屏障，IBM、微软、英特尔都已经在两个方面潜心研究了数年之久，并屡有产品公布。　 

    结语　 

    台湾是世界IT的制造中心，台湾IT的成功是制造业的成功。今天，国内有些企业有些瞧不起台湾同样的这种成功，将他们说成是“代工的”，并认为，自己不用走“代工”的道路，其理由是，国内市场广阔，完全可以做自有品牌。　 

    纵观中国20年IT产业发展史，真正算大成功的只有PC一项。而在微软和英特尔构架下，PC整机如果不愿意称自己是“制造业”，那只能叫它“组装业”。　 

    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优秀的人才、广阔的市场，世界IT制造中心存在转到中国的多种需求，中国同样也存在成为世界IT制造中心的迫切需求。　 

    由于台湾、韩国人力成本增高等原因，台湾、韩国的IT制造正快速地向中国内地移动，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新的世界IT制造中心。　 

    如果我们的确不存在做技术的实力，如果我们的确没有资格攫取IT最丰厚的利润，如果我们的实力恰好可以为世界“打工”，而世界此时又愿意我们为它“打工”，那么，就让我们抡开膀子充实地开吧。 

    与其躺在那里做梦，不如在行进中寻找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