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人的生活也随之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引发出了许许多多的人生新发展和新的问题，它们无不是人之生活的个我化与生命存在之普遍化这个人生之根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今天仍求之于传统的人生哲学原理已经不足以因应这些复杂而又众多的人生问题了。所以，必须从人生哲学走向生死哲学，联系到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来探究人生问题，使人们从生活的个我化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超越性，终则实现人生的永恒性，让每个人都获得生的幸福与死的安宁。
关键词：人生根本问题 人生哲学 生死哲学 生命存在 普遍性
人生可分为二大部分：一为人之生活；二为人之生命。生活是人在其一生中所经历的人生事件、人生过程、人生滋味等的总和；而生命则是人之生活的基础，包括人物质性身体的生存，也包括人之精神生命的生存等。一般而言，人的生活总是显现为个我化的，因为生活都是具体人的生活，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事件、人生过程和所品尝到的人生滋味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生活中人们拥有各种的物与事，皆显现为是"我"的就不是"你"的，是"他"的就不是"我"的，这就使人之生活产生所谓"个我化"的倾向。但从生命存在的角度来看，每个人之生命皆源于父精母血，是一种血缘性的存在，又皆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人之生命构成的化合物也是相同的，这就是生命存在的同一性或普遍性。一方面，人没有生命便不可能有生活，而人之生命又只能在人之生活中显现出来，所以，人的生活与生命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人之生活的品格是趋向于"个我化"，而人之生命的品格是显现为"普遍性"，这二者之间的紧张构成了人生之永恒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这一紧张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时代发展与现代人之生活
现代人因为有高度发达的理性和科学，所以常常预测未来，而且喜欢用对未来的预见安排当下此在的生活。在世纪之交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回响。
悲观主义者高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还有人认为人类的品质堕落，环境污染严重，天灾人祸不断；而且天空的臭氧层有了一个大洞，且在不断地扩大，各种机器排出的废气越来越多，地球的气温持续升高，许多地方的冰河熔化变成了水，于是海洋水位升高，陆地面积减少，河流以及地下水日渐干枯，大面积的农田减少，沙漠面积越来越大，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也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爆发，人们互相采用核武器及生化武器，这将毁灭人类所有的文明与文化，人类将回到蒙昧的洪荒的上古时代。
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人类可以凭借高科技创造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人人都能过上衣食不愁的日子，而且人类将实现星际旅行，可以移民月球、火星等；人类也可以实现道德上的大进步，普遍废止监狱刑罚，人们不再犯罪。人类还可以通过克隆、基因改良等科学技术，实现寿命达150岁以上。全世界都能够政治清明，各民族平等，不再有国界，也不需要军备、军队，等等。
无论人类的前景如何，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如何渡过自己不算长的一生。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人所遇上的主要的生活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使我们疲于奔命，身心不适。现代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出现的领域越来越多，内容也是越来越繁杂，以人们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生存时间是无法把握变化如此之大之多的社会生活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深感身心疲惫，人人要去寻找和获得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去适应越来越多的变化，希望获得越来越多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以致常常造成了我们在短暂的获得的喜悦的时候，立刻陷入更多丧失的沮丧之中。我们时常深感自身的有限性，感受到自我的渺小，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无奈，造成我们身心的疲惫不堪。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他人被社会所抛弃，被生活所埋没，连喘口气都十分的困难。
其次，疏离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现代人太忙碌，现代人事情太多，尤其是现代人个顾个的存在方式和生活习惯，使人际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亲情的淡薄，友情的冷漠，爱情的变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十分突出的特征。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现代化，从电话电报到传真和e-meal，从报纸电台杂志到互联网和"聊天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快捷无比，方便无比了。但这些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也渐渐地隐去了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逐渐减少，这越来越疏离了人们之间的亲密感情。许多人沉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动画世界、影视的世界、现代神话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乃至于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不愿走进现实的生活，甚至丧失了实际生活的能力。
再次，生活中无穷多的选择导致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现代生活空前复杂，现代社会的机会空前之多，现代生活中的诱惑与刺激亦无穷之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常常陷入二难选择、三难选择、四难选择、五难选择，以至无数难的选择。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生活中的幸福难觅，心中的理想难以实现，而人生之命运也不可捉摸，人生之成功实在渺茫得很。现代人生最大的困难之一便是选择，它带给我们的常常是犹豫、彷徨、无奈、自责、沮丧，而失败、挫折、痛苦、伤心、焦虑，还有德国大哲海德格尔揭示出的"烦、畏"等等人生的负面状态却常相伴随我们生活的全过程。这就是现代高科技时代迷信仍然十分流行的内在深层的原因所在，也是现代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的状态下发达国家的自杀现象却越来越严重的根源所在。
最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变形成了人类新的生活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已出现了二类人：一是所谓"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叫generation x。这一代人只会坐着看电视，历史不知道，道德也不要，只会唱流行歌曲，追明星，喝饮料吃零食，等等。另一类人是电脑前长大的一代，称"generation y"。与电视机相比，电脑提供的更是一个幻觉的世界，个人不能控制电视，而电脑则专门设计为突显个性，越来越能够实现由个人控制，比如电脑游戏，可以自我控制自我设计自我参预。这一代人非常容易把现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混而为一。发达国家经常发生小孩子开枪杀人的事件，他们觉得尤如玩游戏一般，有些小孩子甚至以为只要按个电纽就可以把刚刚被他枪杀者唤醒。此外，"傻瓜文化"在社会蔓延，而且肯定会越来越普遍化。所谓"傻瓜文化"，也就是在高科技时代，尖端的科技产品都大众化了，人们使用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并不需要很多的高科技知识。人们不会计算，用计算器；写不好字，可以用电脑，没有知识可以上网站查，等等。于是，一切生活均技术化了，一切问题似乎只需点点鼠标就行了。个人的素质高低在人生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要，只要会用越来越傻瓜的高科技产品就行了，文化涵养在个人的生活中已渐渐地丧失了其重要性。（1）所谓深厚的文化积淀，所谓多学点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所谓提升自我的道德素养等曾经受到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多余之物。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generation x与generation y同时并存，而且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在落后地区的人还处于文盲与半文盲状态，愚昧、落后、迷信、贫穷等状态还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上现代人之生活中所遇见的新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熟虑，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二、现代人生之根本问题
现代人生活上所产生的上述问题，实际上都源于其人生上的根本问题；也只有解决了现代人之人生的根本问题，才能进而解决现代人生活上的诸多问题。
现代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日趋物质化、功利化、实效化、个我化与生命安顿之普遍性、超越性、永恒性之间的紧张。如前所述，人之生活的品格是个我化的，而人之生命的品格则是普遍化的，当人们在个我化的生活中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并以之显现为实际的生活中，突破个我化的生活，沟通你我他，也沟通自我与社会，以至沟通自我与宇宙，那么便达到了人生普遍性的存在，从而实现了人生的超越性和永恒性。不幸的是，现代人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的困难了，比之传统人是更加的不容易了。
现代工商社会及高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寻求、选择和实现生活中的价值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可能性；但同时却使人们的生命安顿越来越困难了。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求利、求欲、求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获取、过一种更富有挑战性的生活，等等，在现代高科技及经济社会制度的运作中更易于达到了，也的确使许多人实现了心中的理想和人生的价值追求；但是，现代人在生命之终极价值的实现、社会崇高理念的达到，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获取等方面却越来越困难了，以至深感生命无处安顿，心灵在浪迹天涯，精神无所归依，等等，这引发出现代人的孤独、无奈、无意义的空白感等等人生之深层次的问题。
从上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福尔凯特（1848-1930）提出"人生哲学"这个词并迅速地形成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开始，大多数的人生哲学教科书（2）虽然在概念、名词、范畴、规律、内容等等皆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阐释，但本质的思想却基本一致，即：通过对人性、人的本质、人之理想、人生目标、人生价值、人生准则等的阐述试图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个我性达到一个普遍性的生命存在，亦即让人们通过崇高的人生理念趋于一个为他人、为社会发展做出个人贡献的生活。这就是突破个我化的生活达到一个普遍性的生命存在，然后返归人生，使人们在生活中也能获得普遍性。比如西方思想家希望从理性的普遍性（人之本质）、上帝与我同在（神性）的普遍性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点；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则从人性、人之本质和崇高的社会理想等来促使个我走向群体、从有限走向无限。这种人生哲学的构建模式可以说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了对何为普遍性的看法有些变化外，个体之人应该从个我化的生活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的根本原则是没有多大变化的。
但是，在当代社会之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的生活必定是个我化的，财产占有的私人化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谓"法人"；个人的独立化是承担必要的社会经济职责的前提，而个人之生活的个我化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了。人的社会存在就是要求个人奋斗、个人努力、个人要出人投地，人人都必须无穷尽地发挥个我之身智体能以追求自我之成功；当然，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世界首富的故事激发着无数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投身于个人的奋斗洪流中。利益几乎成为现代人现实生活中的唯一重要且起作用的驱动力，于是，个我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现实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人的个我性突显，而生命存在之普遍性、无限性及永恒性隐晦不显。现代人在人生过程中喊出的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就是："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或者"我高兴就好！"这即是现代人在人生过程中个我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一种现实生活的存在面前，人生哲学教科书中的上述原理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必然是越来越低，越来越无效。因为仅仅从人"生"的方面，即从人之本质、人性、崇高的理想、信念、人生目标和准则等方面来使人们在个我化的实际生活中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已是无法奏效了，对许多人而言实际的作用是很小的。人生哲学原理所大谈的人性、人的本质、人生理想、人之道德性、义务，等等，在现实社会人人埋首于功利性追逐的大潮中，几近全部沦为学术的探讨，成为一理论理性，而不是实践理性。所以，有必要从新的思路，引进新的方法和途径去引领现代人从个我化的生活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这个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即是把人生哲学延伸至生死哲学，亦即将人之生的哲学问题与人之死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成为一体之生死哲学。
三、从死亡学到生死学
要了解生死哲学，首先必须先知晓死亡学的有关情况。实际上，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在西方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资源。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面对小人的诬陷和可以逃避之死，镇定自若且勇敢地投向死亡，并说出了一番震撼人心的关于死亡的道理；自基督教勃兴后，钉在十字架上之血淋淋的耶稣受难像就把死亡意识深深地嵌入了大众的脑海中；而现代大哲海德格尔对死亡本真之揭示更是让西方人对死亡有了深刻的体认。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学的出现则是相当晚近的事。实际上， 死亡学(Thanatology)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始于20世纪初。
根据吴庶深先生在《国内外"死亡学"系所发展之分析》(3)提供的信息，"死亡学"一词，首先是由生于俄国的科学家艾列梅奇尼可夫在1903年提出。他在《人类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以科学的精神及方法研究"死亡学"及"老人学"，可以减少人类承受痛苦的过程，并可改善人类生活的本质。至1912年，美国医学教授罗威·柏克(Roswell Park)在医学协会的期刊中撰文，认为"死亡学"主要研究"死亡的本质及原因"。虽然死亡学的概念本世纪初即已产生，但有关死亡学的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却要到近几十年才得以有较大的展开。
1959年，心理学家赫尔曼(herman Feifel)出版了《死亡的意义》一书，采用考古人类学、艺术、文学、医学、哲学、生理学、心理分析、精神医学及宗教学等的知识，全面地探讨了死亡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最具代表性的死亡学著作，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大众对死亡的问题研究的兴趣和关注。1969年，卡波勒·罗斯(knbler－Ross)出版了名著《生死边缘》(On Death and Dying)，引起更多的人对癌症末期病人的感受、需要的重视及关怀。死亡学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有专门的团体、组织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出版。
实际上，伴随着死亡学研究的兴起，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也开始起步。根据纽则诚博士在《从科学学观点考察生死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联》一文中介绍，在50年代，西方一批有识之士通过撰文和著书的方式推行了一次"死亡觉醒运动"(death awareness movent)，其中最突出的主题即是"死亡焦虑"。与此同时，第一个正式的死亡教育学课程出现于美国，60年代间死亡教育的实务开始扩充，至70年代大兴而普及。1977年，美国又创刊了《死亡教育》杂志，列温顿(leviton)在首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将死亡教育定义为："向社会大众传达适切的死亡相关知识，并因此造成人们在态度和行为上有所转变的一种持续的过程。"
纽则诚博士还分析道："死亡教育兴起于美国并非偶然，此与美国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美国人崇高年轻、成就、健康、个人主义、自我控制等价值，这些观点都无法帮助人们有效地处理死亡问题。尤其当医疗科技在本世纪中叶随着生命科学的突破性发展之后而呈风起云涌之势，却仍对许多疾病束手无策，更为一向相信人定胜天的美国人增添不少死亡焦虑，死亡教育遂在此时应运而生。"
根据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4）一书的介绍，美国"死亡学"研究与"死亡教育"的勃兴影响到日本在7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大量引进美国的研究成果。死亡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都非常广泛，诸如艾滋病、癌症、心脏病等严重病症者的观念及心理问题；自杀、堕胎、安乐死、死刑等涉及死亡的种种法律、政治、道德的问题；绝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精神状态问题；死后生命、安身立命和生命的终极解脱问题；文学艺术中表现的死亡问题；死亡的儿童心理问题；医院设备、临床管理、养老院或绝症患者收容所的设立等问题；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们对于死亡所持有的看法或态度，以及历史上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态度，乃至对付死亡问题的演变过程问题；集体死亡（自然灾荒、核子战争、政治压制等）问题。傅伟勋教授提出："死亡学不但涉及种种极其复杂的现代人死亡问题，以及与死亡直接有关的诸般问题，也与许多学科学问的研究探讨极有关联。与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认真进行死亡学的研究工作。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关注，尽早开拓我国的死亡学研究道路出来。"（5）
死亡学的理论探讨，自然促进了美国的死亡教育的提倡。著名诗人埃里欧特（T.S.Elliot）于1955年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等重要。到了60年代，死亡教育在美国大学学院开始有系统并有计划性的推广。1974年，全美大学学院设有"死亡与死亡过程"等课的已达165所；中学程度以上的有关死亡教育的课程已达1100所以上。1975年的一项调查说明，全美至少有41家医学院开设有关死亡教育的正式训练课程。史宝欣先生报告说，1985年，全美已有60％的大学提供至少一个学时的时间来研讨有关死亡教育的问题。到了1987年，全美共有85％的药学专业和医学专业为学生提供死亡教育。（6） 赵可式博士于1992年报告说，美国目前有52％的医学系及78％的护理系都设有三个必修学分的"死亡与濒死"的课程。美国波士顿儿童博物馆里有一个死亡教育馆，专门教导孩子死亡的观念。他们借着动、植物活的、成长的及死亡的标本，教育孩子们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死亡，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四季有春夏秋冬的更迭，植物有花开花谢的代谢一样。所以孩子自小就有正确的概念，知道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可怕的事件。(7)
由以上美国为例的西方有关死亡学研究和死亡教育的模式而言，死亡学的兴起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件。这一学科的产生直接与现代化社会中的人所遇到的生死问题有密切关系，如老龄化问题、癌症、艾滋病等绝症问题、自杀堕胎安乐死问题、核子战争威胁和自然灾变问题，等等。尤其是现代人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渴望着提升死亡的品质。因此，死亡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从医学的实践中(临终者的精神抚慰)引伸、催发而出的。而有关死亡的教育，又是在死亡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基础上开始的。
社会、历史、文化的事件很多可以与个别的人毫无关系，而唯有死亡这种事件与每个人都相关。所以，死亡学的知识应该说有着最为广泛的受众，而死亡教育应该说比之其他任何方面的教育都有着更多的对象。美国在10余年中，有关死亡的教育就达到如此大的普及性，由医学护理性学校向一般普通院校推展，其深层缘由可能就在此了。
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国发展十分迅速的安宁照顾（hospice care，亦译为临终关怀）的医疗照顾的方法，便是死亡学的研究与医学科学相结合而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安宁照顾的事业应该视为死亡教育的物化。按台湾的赖允亮医师的说法："安宁照顾是由一组专业人员用爱心陪伴癌症末期病人走完人生，且求生死两无遗憾。它包含了身、心、灵的整体照顾(Holistic care)。在身体方面的照顾是指医疗上完整地处理各种末期的症状，更以此为基础，关怀了病人的社会、心理及心灵层面的问题。这组专业人员至少包括了医师、护理人员、社工师以及宗教关怀人员，其他亦涉及了营养师、物理治疗师、药师等等。这些专业人员以团队的方式服侍病人并关怀病家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哀伤处理(Bereavement)。"(8)可见，安宁照顾事业的推展，必然使三部分人获得深刻的死亡教育，一是患者，这是即将死亡的主体，是死亡教育最主要最迫切的受体。如何使其建树起合理的死亡观和死亡态度，以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抱着坦然、无惧的心态，这是安宁照顾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要由医师、护理人员、心理师、宗教关怀人员等等共同参与此项艰巨的工作。二是患者亲属。哀伤处理同样是安宁照顾极其困难的工作之一。一般而言，亲属哀伤的程度与逝者的血缘亲密程度成正比，越亲近者的去世，亲属的哀伤就越强烈。如何使患者亲属保持平缓的心态，积极配合安宁疗护小组对病人的治疗；又如何在患者去世之后，使亲属们能够把哀伤情感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使之不至于伤身害体；最后，如何使亲属尽快从丧亲惨痛中超拔出来，步入正常的人生轨道，这三方面的问题都包括在安宁照顾中的哀伤处理之中。这种类型的死亡教育可谓直接而必须求实效。三当然是安宁照顾小组的成员。要使安宁照顾的理念实现，使之有效果有效率，从事这项工作者当然要首先受到严格的生死学教育，对死亡各方面知识的掌握应该大大多于普通民众，否则安宁疗护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纽则诚博士在《从科学学观点考察生死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联》一文中指出："死亡学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发展均呈大幅成长之势，二十余年来学会、学程一一具足，却鲜见专门系所的设立。相反的，台湾的死亡教育迟至九０年代前后方开始，正式讲授也只散见于少数大学通识课程中。而当1997年初(台湾)教育部核准了南华管理学院筹设生死学研究所，则不但是台湾首创，也可能是全球仅见。说起这项创举，就不能不论及一位旅美哲学暨宗教学学者傅伟勋的思想，他正是'生死学'一辞的发明者，也是南华生死所的创始人和催生者。"
1993年7月25日，傅伟勋教授在安宁照顾基金会组织的一场题为"从中国文化谈安宁照顾及死亡教育"中已谈到了开展死亡教育的设想，他说：如何推广死亡教育呢？1、要多开设有关死亡的课程。除了在大学学府开课，甚至将来也可以在中学里设置相关课程，就连小孩子也应慢慢学习心理上如何应付死的问题。2、公开讨论，达成共识。由安宁照顾专业人员会同社会各阶层，如哲学系的师生、基督教、佛教界等公开讨论，累积经验、知识以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广至社会各界。3、有效地运用教育工具，就像日本黑泽明所导的"活下去"这部电影，透过影片中深具启发性的价值意义，影响人们心中自然接受死亡的训练，无非是有效地运用影带，加深我们印象性了解，以增进死亡教育的功能。4、死亡教育与文学艺术的配合。将文学艺术、音乐文献的生死表现带进死亡教育中，譬如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以人的经验贯穿文学音乐与死亡教育的结合，将会对人产生很大的正面鼓励。5、理论结合实务。建议从事死亡教育研究者，应多参观临床医院实际操作，让学理结合实务经验，落实死亡教育的推广。国内应从广义的科际整合来面对死亡教育，将它带进新世纪。并应着重如何落实死亡? 逃谌粘Ｉ钪校蛊涓哂谢庖濉?9)在此，傅教授已经把有关死亡教育的对象、原则、方法、途径等谈得很具体了。关于生死学研究的内容，傅教授(1996年)提出："广义的生死学应该包括以下三项：第一项是面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死亡挑战，表现爱之关怀的(我在此刻所要强调的)'共命死亡学'(thanalotogy of shared desting)……。第二项是环绕着死后生命或死后世界奥秘探索的种种进路……。第三项是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死'的生死学探索，即从'死亡学'(亦即狭义的生死学)转到'生命学'，面对死的挑战，重新肯定第一单独实存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意义，而以'爱'的教育帮助每一单独实存建立健全有益的生死观与生死智慧。"
实际上，傅伟勋教授提出"生死学"的概念时，就是意识到生与死乃不可分离之一体两面，所以，死亡学只是广义的生死学探讨的一部分。但是，仅仅在死亡的层面理解"生命"，仅仅从价值的层面理解"生命"，仅仅从有机物对外界物质的摄取、吸收、消化、排泄层面来理解"生命"，都是不完整的、不周延的。因为人之生命与动物之生命不同，不仅仅是维系生存，甚至也不完全局限在处理价值问题，在人之生命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数不清的生活问题，这些问题的求解都可最终溯源到人之生命的存亡问题之上。所以，生死学的研究和教学不包括人们的人生问题和生活问题在内，是不够周延和完善的，这实际上会极大地妨碍对人之死亡问题做更深入更细致地探讨。所以，有必要提出发展一门生死哲学的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生死哲学的意义与价值
死亡学、死亡教育与生死学及临终关怀的兴起，主要是对临死者及逝者家属意义重大，可使之不同程度地免除死亡恐惧与痛苦。那么，如何使活着的人能从对死亡的研究中获得教益，以提升现代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品质呢？这就需要发展生死哲学的学科。
所谓生死哲学，主要是把对人生问题的哲学研究与对死亡问题的哲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人生问题的解决必求之于对死亡问题的体认；而死亡问题的解决又必求之于人生问题的化解。而且，生死哲学认为，人之生可分为生命与生活两大部分，两者密不可分、互为影响；并进而指出，人之生与死不是截然不同的二个领域，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割的有机组成。人在生的过程中有死之因素，而人之死则意味着某种新生。如此去对待生与死，将使我们现代人受用无穷。比如，人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由死观生"之原理来达到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珍惜；从"生死互渗"观达到对死后生命永存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更有价值的事物，如人伦亲情、世俗友情、人间爱情的体认，以及不懈地追求。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以下几点：
从内在生命存在的品格出发，人们皆会渴盼普遍性；但人的现实生活却是相当的功利性和个我性的。生命存在的普遍、人类、人等等都是抽象的概念，而生活是个我的，拥有多少钱和物是个我的，享受也是个我的。可见，当一个人仅仅盯着自我生活时，是无法体会到生命存在之普遍性的，也就无法在生活中实现普遍性。只有我们每个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了一种浓厚的死亡意识，在生前、在活得很好之时，就意识到死亡的必至性，意识到无论你现世的生活状态与性质如何的不同，人人都会死则一样。死亡是对生的超越，是对生命存在普遍性最好的论证。因为死亡的性质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状态有不同，生活的性质也不一样，而生命的本质则一，都是一由生到死的过程。死亡的存在提醒人们生命存在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也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本真，不过因为我们埋首于日常世俗生活而忘记了或体认不到罢了。因此，我们不能等到死神降临时才来被动地求得普遍性，而应该在生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就去追求普遍性，获得普遍性，实现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特别看重你的我的他的之物质性功利性的区分，不特别执着自我的一切所有，以共同共通之超越性来对待我们的生活和他人的生存。如此人们就可以有生活中的大气度和生命里的大自由。汉刘向云："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得？'仲尼所谓大公也。"（10）楚共王是楚人，所以他遗弓后觉得总归是楚人得之，故何必去寻？在仲尼看来，此"公心"还不够，楚王不仅是楚人，更是"人"，所以，应该是"人"遗弓，"人"得之，又有何所失呢？又何必去寻求呢？此真的是"至公"了。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关键，正在处于个我化生活中的人要从生命的存在的本真上意识到你我他的一体，视天下人无一人非我，因而无需一物要专属于我，这样也就实现了生活的个我化向生命之普遍化的转变，达到了人生的大潇洒。
从生命的普遍性品格出发，人们无不渴盼永恒性的存在；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却又是个我的和有限的。此一人生的深刻矛盾如何化解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自我之人生过程中，在充分地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一切舒适的同时，必须从意识上"先行到死"，从而认识到人生是短暂的，一切的物质享受也都是有限的。于是，我们就可以从埋首于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可以去沉思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特别是能够去体认生命存在的真实含义。当我们由死亡意识而深深地沉思应当如何生活时，可以获得什么认识呢？我们首先得到的启迪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人生似乎都是独立的，生活的性质与内容也都是不同的；可是，当我们一想到人人都会走向死亡，都必不可免地丧失掉自己的生活时，那个无法体验的归宿便能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那就是：生活是万殊的，而生命则为一。也就是说，生活是个体之事，而生命则为全体之事；个体之人的生活是千变万化的，而人类生命的存在却是共同的，比如在生命存在的分子水平上，人无一例外地都是由同样的蛋白质等化合物构成；人类的精神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人人都有着人的精神则是共通与共同的。死亡昭示着我们一个生存的真理：每个人不管他现实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他在生命存在的层面与他人、与整个人类是相通相同和一致的。这样人们就能够而且应该从生活的个别性走向普遍性，并实现最终的永恒性。既然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层面上是"一"，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避免私利的至上，而以爱心、慈心、仁心相对待，去友善地与他人相处，以真心对待别人，必使别人真心地对待你自己。达到了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你就可以摒弃孤独而获得友谊的环绕，生命的充实，从而在生活的个我化中实现生命的永恒。
从人之生命存在的永恒性出发，人人都希望实现人生的超越性。一个现实中的人如果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才是我们人生活中的真谛的话，就不会完全埋首于现世的物质利益的获取和现代生活的享受，而会去追求超越性的东西，以实现生命存在的永恒性。有一位台湾的20岁的青年，他的生活原本充满着打篮球、听音乐、飞车、舞会、出国游学等等一切青春浪漫的生活，这一"青春飞扬的日子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出血后戛然而止。面对医检报告，"他无法相信自己得了肝癌，住院三周，他的生命便一去不返。向来视其为己出的叔叔心痛万分，彻悟般地说："生命是这般不能掌握，我每日汲汲营营只顾赚钱，到底所为何来？"（11）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如金钱等都是可变的、易逝的、易失的，在人之生活中它们虽然不能少，但却无法使我们获得生命的超越性。所以，人们应该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去多多进行精神性的创造，把自我之生命、心血凝聚成某种永恒性之物，如道德文章，如丰功伟业，如某项发明与创造，等等。一当我们的生命必不可免地结束时，这些包含着我们心血的创造物便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在死后永存。
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哲人的追求中体会到人们超越生活的个我性达至生命存在普遍性的重要。宋代大儒张载曾有一句名言："存吾顺是，殁吾宁也"。"存"与"殁"恰好就是生与死。当一个人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时时有"民胞物与"的胸襟，能视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便能够在生活中的每一刻感受到"天地"虽有损益，但本质上则是的永恒；"生命"虽然有生死，但其存在却是不朽。儒者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在人生命的层面沟通自我与他人、与天下之人的存在，从而获得了生活目标与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人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做超越个我生活之事，达到人生过程中的个我性与生命存在的普遍性的整合。人之生命普遍性的达到，就能够实现死时之"宁"、之无所遗憾，这样也就实现了人生之最高理想：生命和生活的普遍性、超越性和人生的永恒性。此即所谓君子、贤人和"圣人"。
中国古代的道家学者又是如何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与人生的永恒性的呢？道家学者要求人们在日常的个我化的生活中要努力于实现"不以物累形"，不以事拘心，即不去孜孜于外物的追逐，也不受到外事的拘累；再进而实现"生无所喜死无所悲"之"生死一齐"之境界，即从身、心、灵的百般拘累中超拔出来，如此便能够直接把个体人的生活提升为生命存在的普遍性，从而达至永恒性和超越性。此即所谓"真人"、"至人"和"神人"。
传统人之生活与现代人的生活毕竟有了很大的区别，但中国古代圣贤的人生追求应该说是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的。我们只有在理论上从人生哲学走向生死哲学，在现实生活中从个我化生存迈向普遍化的生命存在，才能最终实现现代人之生死品质的提升，获得生与死的幸福和安宁。
注 释
（1） 参见《文化中国》24期卷首语，梁燕城文
（2） 参见《人生哲学概论》，杨绍南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人生十论》钱穆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绵延人生路--人生学初探》张伯钦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人生理论与实践》，沈继英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人生哲学教程》，邱琳枝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安宁照顾会讯》第26期
（4） 正中书局1996年6月第五版
（5） 同上，第24页
（6） 《简论死亡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文载《全国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 《如何面对生命终点》安宁照顾手册(一)
（8） 赖允亮：《安宁疗护之历史、现况、展望及原则》1997年9月
（9） 参见《安宁照顾会讯》第10期
（10） 刘向《说苑·至公》
（11） 周淑美《谢谢你！年轻人》，文载《莲花基金会会刊》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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