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坚持理论创新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毛泽东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毛泽东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党人革命的目的。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亡党亡国；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  
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初步构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设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使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暴干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告诫全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必须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党才能够担负起21世纪的神圣责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创新的全部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