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近代文化转型阶段、现代文化转型阶段和20年“闭关锁国”阶段。但文化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文化转型没有解决好文化决定论、中西体用论和“中国化”三个理论困境。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中国文化转型/邓小平理论/突破理论困境  
【 正 文 】  
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840年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型。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历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文明的重新振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转型理论，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文化转型的指导思想——文化转型理论本身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曾几次遭遇到挫折并最终陷于停顿。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深刻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新迈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步伐，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再次伟大复兴。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转型在近代以来历史上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及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凸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尽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文化转型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来的文化转型并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决定论就是指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把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决定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也是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难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五四以后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该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根本弱点。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看上去似乎重视文化变革的作用，实则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出路和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曾长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然而，这些文化理论都没有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都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换言之，以往的文化判决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语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这种重视中西文化形式差异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文化形式体用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学中源论”，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文化形式体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共同特点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精神实质出发。  
3.“中国化”的困境。所谓“中国化”，就是外来的文化变成中国的，即经过中国人的消化、选择、吸收，使外来的文化具有中国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实质是外来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斗争的、双向选择的过程。通过斗争和选择，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所改变。重新结合的东西，既是外来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当然，“中国化”的本义包含开放性。“中国化”主要不是自己化自己，而是把外来的东西“化”成中国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文化结构的现代演变是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同步迈进的。从走欧美日本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向苏联学习”到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设道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省中觉悟，在觉悟中超脱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运动以来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主旋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实现了这一历史使命。他们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对我国民族文化有较深造诣，并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但由于党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又加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左”的错误开始泛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歪曲、僵化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误区。从50年代末的“大跃进”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徘徊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时代化的问题开始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转型理论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痛苦的徘徊期。在历经“全面内乱”的震荡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从此，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前人没有完成的文化大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  
1.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他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文化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主张通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全面解决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主张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体用论的框架。  
一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首先，他重新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2]，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其次，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4]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影响，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这不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而且也必须从国家体制改革上进行根本解决。  
二是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到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使文化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强，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民族性向国际性转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  
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走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新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就必然在社会主义共性的基础上形成其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对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性的发展和具体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必然要有所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  
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实现的自我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当代“现代化”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了。邓小平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坚持了过去“中国化”运动的成果，而且将其发展到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阶段。  
三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备答案。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犯过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照搬其它国家建设经验和发展模式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没有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敏锐地观察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里，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样，邓小平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确切地说，这种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只是“中国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突破和超越。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总之，从文化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是在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它突破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提供了思想指导又进行了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2][4][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212,335,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