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2000-02-26)此后，在不同场合，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反复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强调研究、宣传、贯彻“三个代表”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2001年1月10日，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江泽民同志说：“纪念中国党成立八十周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宣传教育，是新世纪开局之年全党工作的大事，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地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的党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富有战斗力”[1](2001-01-11)根据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为了提高我们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性，就不能不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新划分和新归结  
“三个代表”中第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推动。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更准确地揭示了让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思维过程，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社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我的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  
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话逐字逐句地引证过来，就因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精辟的解剖，是对于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经典描述，就因为只有这样完整的引证才可以使人们从中发现马克思揭示社会秘密的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3](P.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秘密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就在于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3](P.8)。  
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是用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用政治关系解释经济关系，因而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政治关系的根源，并进而到生产力中去寻找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根源。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政治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把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所谓“归结于”就是“归根结蒂取决于”的意思。很显然，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由它决定并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再后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此看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蒂，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一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唯物史观中所讲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综合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讲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都没有再进一步分析“生产力”。马克思在讲到作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的生产力时说：“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5]十年后，邓小平同志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6](P.275)“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P.274)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第一次对“生产力”本身进行层次的分析，从中划分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一大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应当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重要思想，又进一步把“先进生产力”从生产力中划分出来加以单独的强调和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又一发展。根据这一思想，作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生产力，是一个复合体。任何一个社会里的生产力，其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可以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但真正能起这种推动作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更不是落后的生产力，而是社会中的先进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社会前进。党人要代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的要求，更不是社会上那些落后的生产力的要求，而只能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划分出“第一生产力”是对生产力要素的划分，那么江泽民同志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则是对生产力性质的划分。从生产力中进一步划分出“先进生产力”，从而也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个新划分和新归结，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先进的生产力”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具有相对的意义。它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在先进的管理方式下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从事的生产活动。在当代中国，它是以高科技为典型特征的。先进的生产力体现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对于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现象的新视角  
江泽民同志关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对文化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的理论。  
关于观察文化现象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做过原则性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7]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关系与思想形式的关系的一般观点，是我们观察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理论依据。正是依据这一基本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8](P.694)随即，以当时的中国为例具体地阐明了这种关系：“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属于这类文化的代表。”[8](P.694-695)“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8](P.695)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为政治和经济服务。这是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一理论和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在唯物史观关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突出“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动态上考察文化现象，特别强调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的理论。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之服务。因此，观察文化问题必须依据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由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分析入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的文化，才是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应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应当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的文化，应当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应当是既继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应当是既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当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只有促进这种先进的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才是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与此相联系，我们还要注意反对一切落后的或反动的文化，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江泽民同志对于“先进文化”的强调为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性质上说，我们应当发展“先进文化”。从发展上说，我们应当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作为先进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其前进方向最终是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规定的。先进的生产力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必然要求适合其发展的生产关系。由这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为了更好地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文化正是这种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归根到底又归终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已如前述，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他们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使之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服务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提升  
江泽民同志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提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基本标志。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P.1031)依据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了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也是唯物史观和党人革命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所谓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不过是基于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关系。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归根到底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对利益的追求形成了人们活动的动机，成为推动人们活动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作为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其根源就在于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利益仍然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客观动因。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在她那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9](P.1094-1095)；我们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P.1004)。在讲到对待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时，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9](P.864)  
江泽民同志坚持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统一体现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1](P.2000-06-22)这个“最根本”和“统一体现”不是一般地表明一种对人民利益的重视程度，而是集中表现出对人民利益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和党人实践中的提升。  
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文化繁荣文化。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文化繁荣文化，目的正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利益，是党一切活动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离开了人民利益的实现，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最终统一体现在人民利益的实现上，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尺度。以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也强调物质利益在人的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像“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这样把利益，特别是人民的利益，单独划出来作为一个范畴，与生产力和文化并提，而且看作是此二者的最根本的统一的体，还是不曾有过的。  
四、唯物史观总体的新把握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从党的建设方面论述了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总特征和总观点，可以看作对于唯物史观总体的一种新的把握。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讲的是物质生产的问题；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的是精神生产的问题。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基本的方面。作为这两种生产的产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社会的文明。然而，无论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其主体其基本的承担者是人民群众。“三个代表”讲的其实就是人民群众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问题，或从事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其实讲的就是人民群众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过程；所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讲的就是人民群众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可见，“三个代表”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三个代表”的主题就是唯物史观的主题；三个代表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唯物史观三个基本范畴或三个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看作唯物史观的当代的总体把握，是一种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把握。  
［收稿日期］2001-04-10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83．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7．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