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究竟是取得了胜利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些问题，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以及认真学习过近代史、现代史的中青年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建国42年，我国已从任随列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华人、华侨对此感受最深。过去，他们像美国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白人对华人、华侨刮目相看。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一箭三星的成功，使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环顾神州大地，已经面目一新，可说是改了天，换了地。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善的速度超过世人预料。过去梦寐以求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早已不在话下，这几年的经济统计公报，连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的产量也不再单列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录放机，已在城市普及。连拉萨的彩电普及率也达到85％，与法国一样。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走对了。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却越传越广，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论点，而且一度使许多人相信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者，是把中国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说今日中美经济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国(以及日本、西欧)来华工作、旅游的人，花钱很阔绰，住的是大宾馆，吃饭、坐车、买东西时，大把钞票往外掏，人人都像旧社会上海的大资本家；而中国人去美国则显得很寒碜，一个工程师一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他们难以解释这差距，于是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

    的确，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差距被夸大了、膨胀了。国外新兴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早就作了分析解释，我国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学，用一些胡说八道蛊惑群众，还互相吹捧为“著名学者”、“知识精英”。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的关于“球籍”的讨论。钦本立一伙说，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时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改革开放也失败了，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只有一条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可是，如果不是他们故意断章取义，便是他们没有把世界银行报告读懂。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图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其计算方法，被称为“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又叫“汇率法”，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图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1980年 290美元
    1981年 300美元
    1982年 310美元
    1983年 300美元
    1984年 310美元
    1985年 310美元
    1986年 300美元
    1987年 290美元
    1988年 330美元

    然而，就在同一图表的另一栏里，赫然写着：在1980—198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0％，美国只有3．1％。

    多奇怪，同一图表中，在“绝对值”栏里，美国、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跃式上升)，1992年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NP却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实际增长率”栏里，中国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2倍，比日本快1．3倍。这不是矛盾的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遍游中国采访调查后，从贵阳发出一条电讯，开头就说：“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

    其实，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误解”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他们另辟“实际增长率”一栏，就有深意在焉。他们早就发现，他们计算各国GNP的传统方法——“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弊端很大，准备改用另一种方法，只是一时还没改过来。

    世界银行报告附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它列出的各国人均GNP是估计数，方法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为汇率，除各国用本国货币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得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又叫“汇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官方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

    8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却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多次贬值。从1980年到l 987年，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从1．53元换1美元(年末中间价，下同)，依次调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换1美元。至U1991年，已贬到5．40元换1美元。U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1991年全国有人口115823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690元人民币。如果用官方汇率(5。4元换1美元)来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币自身贬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的确很大，使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更多。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4．8％，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7．9％。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计算，美元贬值更多。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统计局的材料，以中美两国1978年各自的GNP价格指数为100，到1987年时，中国上升到14l．0，美国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汇率偏差”，即货币的汇率偏离了货币的币值，没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

    由于许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了解“汇率偏差”，需要多费些笔墨来做解释与说明。

    一国货币的币值与它的汇率，虽有联系，却有差异，有时偏离很远，成为两码事。

    货币的币值，过去指货币含金量，即：可在本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银行)兑换多少黄金(或白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多数国家都因通货膨胀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钞票与黄金脱离关系。到二战结束，只剩下美国一国，还把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总量的80％，美国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国联邦银行换取l盎司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来，美国财政年年亏空，对外贸易逆差增加，黄金储备锐减，美国只好使美元对黄金贬值，并限制“美元兑换黄金”。随后改为，只准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美国连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黄金价格自由波动。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所以，现今所谓货币的币值，指的是它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包括商品与服务)。

    货币的汇率，指本国货币能兑换多少外国货币(一般指美元)。汇率是由供求关系、对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常常偏离币值。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挂钩时，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较小；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脱钩的今天，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脱缉之马偏离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确的话说，“现今汇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谁求谁。你有求于他，你的钞票就贬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钞票就升值”。具体说，急需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急需外币去偿还外债的国家，对外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大的国家，本国的钞票就会对美元(因为它是世界货币)贬值。如果上述情况反过来，本国货币就会对美元升值，想挡住也难以挡住。汇率的升降，与本国钞票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的升降没有多大关联。

    降低或者提高本国钞票的汇率，是政府调节进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汇率下降了，本国钞票对美元贬值了，可以刺激本国商品出口，抑制外国商品进口。比如：一双鞋在国内卖10元，运到国外卖1美元，如果汇率是10元换1美元，鞋厂把鞋拿到国内卖与拿到国外卖，所得的钱相等，它就不热心于使鞋出口；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这种鞋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售价都没变，鞋厂把鞋运到国外卖1美元，用这1美元到本国中央银行换得的却是12元。鞋厂出口一双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额利润，就会积极地把鞋出口外销。同样道理：一部外国机器标价l万美元，在汇率为10元换1美元时，国内厂家用10万元换1万美元，就能买回那部机器；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厂家得花12万元换1万美元才能买回那部外国机器，等于那部机器涨价20％。这会迫使厂家考虑，不买外国机器而买本国机器。

    近一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每年都有七八百亿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术产品比美国好，甚至是美国生产不了的。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换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为130日元就换l美元。在世界银行图表上，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国，但日本人承认，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成左右。联合国调查，日本实际人均GNP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调查为68％。这就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只不过偏向日元，使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连天，埋怨东京物价太贵，生活费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简单，过去用1美元可以在东京买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东京买到130日元的东西，等于工资减掉1／3，怎不叫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美元，以便从美、日等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高技术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我国能出口换取美元的，主要是农产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术产品。我们明知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了换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为了鼓励出口，所以人民币连年对美元贬值，1992年贬到5．4元人民币换l美元。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到“汇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对我国领导人说，以他为首的美国20几名高级专家组织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中国经济，发现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是相等的，按实际购买力算，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中国的经济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当时我正在采访三峡工程，碰到一个问题：按照我国专家计算，三峡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坝的造价为1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专家算出的造价为150亿美元。于是，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责我国专家做的预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价往低处说，用来“钓鱼”。我去问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她正好完成了这项研究。她在中美两国各选了几个规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来了这些工程的预算决算，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在美国需要10亿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国只需要10亿元人民币。钱部长对我说，由此可见，我国专家对三峡工程造价的计算没错，美国专家的计算也没错。她谈得很高兴，我听得也很高兴。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基辛格他们的算法是对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币等于l美元。

    1990年亚运会时，有关方面说：北京亚运工程的规模与汉城奥运会工程规模大体相等，韩国花了24亿美元，我国只花了21亿元人民币。我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奉献精神，也证实了钱正英同志的计算。

    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政学会会长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王争平合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即使按l 978年时人民币的官方汇率(1．68元换1美元)不存在汇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国的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在中国的贬值幅度，所以，按国内实际购买力(即币值)计算，l 987年时，l元人民币应当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会有这样大的“汇率偏差”。他们说：5．4元人民币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的官方牌价，黑市上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买1美元，最高时达到过8比1。由此可见，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更高。但这只能说明，黑市上的“汇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特别请教金融专家。把中美两国市场1992年初的价格作一对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市场卖20元，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卖60美元。以衬衣价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发，在北京是1．2元，贵的不过2元。在美国同等理发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发计，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票价是20一30美元。把它买来译制成华语对白，在北京的高级电影院放映，票价不超过2元。以电影票计，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饭、吃菜、坐火车、住房、医病，1元人民币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300美元一台的录像放映机，在北京市场上至少卖3000元。在美国市场卖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在北京要卖2500元。以彩电、录像放映机价格计，要10元人民币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国的电子工业比美国落后，经营管理差、劳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如美国而成本却很高，所以提高进口关税，用以保护本国电子工业)。

    如果算进口的洋酒、化妆品，以及外国名牌皮带、皮鞋、牛仔服之类的价格，可能要几十元人民币才相当于1美元。(原因是国家用高税收控制这类奢侈品进口。此外，国营商店高价出售这类商品可以为国家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普通美国人无求于人民币，不会贪图便宜而专程跑到中国来，用美元换人民币去理发、看电影、吃饭、住房、医病、买衬衣，所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低价格，不会反映到汇率上。也就是说，不会因此而抬高人民币的汇率。

    相反，中国许多人追求美元，以便从国外买回彩电、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等等高技术产品，于是把美元价格抬高了。

    倒儿爷们1990年以6比1的价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币买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购等法从国外买回一台录像放映机，就能在北京市场卖得3000元人民币，一转手赚1200元。这就是黑市美元价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时，黑市美元曾暴涨到用8元人民币买1美元仍有钱赚。这些年国产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的质量过了关，价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换美元去国外买，1990年美元的黑市价格回落，连续几年稳定在1比6上下。

    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报考“托福”，想去美国留学。考“托福”要交40美元报名费。于是每到报考“托福”的季节，黑市美元便上涨。

    黑市美元价格上涨太高，就会拉动国家银行的外汇牌价，使人民币汇率降低。

    世界银行早就察觉了“汇率偏差”问题，早就发现用“汇率法”(即“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来衡量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偏颇。他们准备采用联合国的新方法——“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简称ICP方法)”，又叫“购买力平价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国人民都需要的151类5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用加权平均法算出各国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真实币值)，然后按币值(而不是汇率)将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数。世界银行已将这种比P方法运用于60多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在全部国家运用，一是复杂，技术上有困难；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赞成改用ICP方法。因为在世界银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以印度为例，按传统的“汇率法”计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计算则是872美元，两倍于400美元这条线。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计算，则大幅度下降。

    除了“汇率偏差”，还有产业结构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也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与服务的总和。

    西方国家都输出资本，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大量投资，赚取利息和利润；加大了本国的GNP。比如，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高达3500亿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润为811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卖得的钱(1990年620亿美元)还多。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极少，劳务输出的增长虽快，所得工资不多。

    我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至今仍很不发达。1987年，美国的GNP中，第一产业占2．1％(中国占到28．2％)，第二产业占34．6％(中国46．2％)，第三产业占63．3％(中国只占到25．6％)。

    

    农民出售粮食、肉类的价格，我国高于美国(按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饭馆餐桌，美国价格就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买制成的食品来吃的多(这反映他们的生活服务水平比我们高)，食品工业发达，加大了美国的GNP。

    住房开支是美国的一个大项，占美国家庭收入的20—30％。这是要计入GNP的。我国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个学生，小两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层公寓里住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1991年时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国留学写信来说，她与一位女同学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俩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说，北京这套住房每年给中国创造60元GNP，美国那间小房每年给美国创造5040美元GNP。

    第三产业包括很广。商业、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诉讼、咨询等等都算服务业。连国家财政支付的(我国叫“吃皇粮的”)议员、政府官员、雇员、军队、警察人员都算服务业。计算方法是，政府给了他们多少工资，就算他们提供了价值多少钱的服务，给国家创造了多少GNP。

    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吃皇粮的”越多。美国等24个发达国家，平均占总人口的7．1％。他们的工资高，计入GNP的也多。我国“吃皇粮”的人数少(约占总人口的2．8％)，工资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计入GNP的也少。

    医生看病的诊费是计入GNP的。我国的诊费极低，北京协和医院的诊费(挂号费)长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话下。在美国，医生给病人看病，动辄几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灾难。西藏来的朋友给我讲，拉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美国夫妇是中学教师，去拉萨旅游，住、吃、用、玩、买东西都很阔绰。一天，由于高山反应和劳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当地居民立即抬她去医院。医生急救后要她住院治疗一周。夫妻俩坚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来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生拿价目表给他们看，他们不相信会那样便宜，以为是哄骗他们的。最后，医院院长亲笔写下书面保证，那位美国妇女才留下住院治疗。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点钱，折成美元简直微不足道。这对美国夫妇千恩万谢，感叹不已。

    律师收律师费，咨询公司收咨询费，都要计入GNP。我国的律师收费很低，全国加起来也不足挂齿。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与律师谈话按时间收费，一小时要几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财产官司，律师帮你争得的财产，他要取30％。这也加大了美国的GNP。

    学生交学费，计入GNP。美国大学收的学费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学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学一年高达6万美元，全国的学费总数颇为可观。1992年前，我国大学生基本不交学费，GNP里没有这一项。

    教育、科研也属服务业、第三产业，其GNP的计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费、科研经费，就算创造了多少GNP。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数额都比我国大许多倍。(顺便说说，1986年时，方励之在一些高等学校大讲：不是政府拨给学校多少教育经费，而是学校给政府上交了很多钱。他那套“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只知道美国的教育事业计入了国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帐面上的数字，并非“上交”数)

    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国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里只引国外权威机构、权威学者的意见。

    l 984年，世界银行派经济考察团来我国考察，他们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认为：“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比中国高10倍。”据他们估算，中国1984年的人均GNP为1100一1600美元。中国与美国(1984年人均GNP为15540美元)的差距为1比9到1比14之间。 (见1991年1月2日《经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结论：以美国为100，则中国为19，联邦德国为84，法国为79，日本为77，英国为66，意大利为54，印度为7。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5．3。(美国《幸福》杂志1987年9月14日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汪争平台著的长篇报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的三大产业，计算了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与价格(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结论：1987年中国人均GNP应为1707．7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10．7。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太多，耕地等农业资源太少，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人均GNP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农人口，中国的人均GNP为7804美元，高于台湾省和韩国。

    联合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公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130个国家的人均GNP，报告认为：1987年中国人均GNP为2124美元。中国与美国(17615美元)的差距为1比8．3，与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为1：6．2。

    1991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把中国人均收入定为1000一2500美元。美国《幸福》杂志“精确计算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472美元。香港《镜报》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举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报告后说：“由此推断，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说，绝不为过。”(喻按：他们说的是“人均收入”，换算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更大)。

    世界银行1992年报告，第一次公布了该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0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9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11，与日本的差距为1：8．7，与意大利的差距为1：7．5。

    综合国外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美国1990年的经济差距不会超过1比11。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1倍。

    由于美国的军火工业、航天工业比重很大；美国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而人均GNP是把亿万富翁与穷光蛋拉在一起计算，所以，中美两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计为1比8。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显得那么富，而我们去西方显得那么穷呢?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美国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国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是根本原因。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工作、旅游的人，多属“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穷人是来不了的，“蓝领阶层”来的也很少。我国能出国访问、工作的人。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应为“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但我国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脑体收入倒挂”或“脑体收入一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不多。拿着中国“蓝领”的工资去与西方的“白领”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汇率偏差”问题。保守地估计，1990年时，按实际购买力算，人民币与美元至少是l比o．8，而汇率却是5．4比l。美国等西方人来中国，占了汇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了四五倍，所以显得很富(我国一些宾馆客房、飞机票、火车票实行双重价格，对外宾收高价，就是要抵销一部分汇率偏差)；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国家，在汇率上要吃大亏，等于手上的10元钞票突然缩小，变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穷?

    日元与美元是另一种“汇率偏差”，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日本人用日元换成美元，到中国后用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7倍，所以显得比美国人更加财大气粗。中国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条，折合人民币15元以上。靠中国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简直活不下去。

    我与科技界朋友交谈时，常讲一个“如果”。我说：如果我国的科技和工艺能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我们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是他们非花钱来买不可的，不是我们急需美元而是他们急需人民币，致使“汇率偏差”倒转过来，1元人民币换5．4美元；那么，我们取出2000元人民币存款(这是许多人能办到的)，就能兑换11000美元。用这笔钱去美国旅游一圈，也会是风风光光的。

    科技界朋友听了笑着点头。不过，这大概不是二三十年时间能做到的。

    说来有趣，本书尚未脱稿，新情况出现了。从莫斯科等地回来的朋友对我说：你的“如果”已经在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各国变成现实。苏联、东欧剧变后，经济混乱，商品奇缺，急需中国商品，他们的货币对我国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在那里成了“第二美元”。中国人带500元人民币再提几瓶廉价的“二锅头”酒，就能在那些国家风风光光游一圈。我国留学生突然成了“大款”。北京的小贩去那里成了“阔佬”，住高级旅馆，进高级餐厅大吃大喝……。这就是“汇率偏差”带来的。由于这不是凭高技术产品取得的商业竞争胜利，我看这种“汇率偏差”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