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鸿俊

设计人性化趋向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社会的、个体的原因，也有设计本身的原因。归结来看，以下三个方面可能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社会绝大多数的生活水准来
说，是随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而渐次提升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人们对设计物的要求是简单而实用，除此以外别无奢求。而当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消费者就会对设计物产生更高的要求——包含了除实用之外的更多心理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之初，当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将大量机械制品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和数量源源不断推向市场时，大多数人是欢呼雀跃的，尽管那些产品都粗制滥造、丑陋不堪，因为在当时的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有是“聊胜于无”的。二战后的40—50年代是世界经济的恢复期，经济落后，物质匮乏，工业设计便遵循简洁、实用、耐用的原则，更少花哨和虚饰。经过60—70年代的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许多国家进入了丰裕社会时期，于是久压在人们心中的那份心理的、精神的欲求便“蠢蠢欲动”，再也按撩不住了。人们对设计物的要求变得更挑剔和苛刻，不仅是满足人生理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人心理的需要。设计不仅要实用，而且要适用。不仅要适用，而且要在设计中赋予更多审美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含义。因而80—90年代设计的人性化趋向的出现和渐成气候便成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理。正如美国设计家普罗斯所说的“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

2．人类需要阶梯化上升的内在要求

设计的目的在于满足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需要，需要成为人类设计的原动力。需要不断产生和满足不断推动设计向前发展，影响和制约设计的内容和方式。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提示了设计人性化的实质。马斯洛将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与爱情)、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上述需要的五个层次是逐级上升的，当下级的需要获得相对满足以后，上一级需要才会产生，再要求得到满足。人类设计由简单实用到除实用之外蕴含有各种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这种需要层次逐级上升的反映。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墨子所说的“衣必常暖，而后求丽，居必常安，而后求乐。”即多少阐述了人类需要满足的这种先后层次关系。虽然人类高级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一定全通过设计物品来实现，但为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载体——设计物，它在满足人类高级的精神需要、协调、平衡情感方面的作用却是无庸置疑的。因而设计的人性化因素的注入，绝不是设计师的“心血来潮”，而是人类需要的自身特点对设计的内在要求。在社会经济水平到达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设计师产品的挑剔也就不足为奇了。

3．对于设计理性化的反拨

由德国包豪斯学院创立和倡导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在20世纪40—50年代逐渐成熟，并成为席卷全球、一统天下的国际主义风格，在70年代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他的知名作品《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中愤怒地说：“米斯·凡·德罗的少则多”的减少主义原则改变了世界大都会三分之二的天际线。说的虽是建筑设计，但相同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工业设计领域。现代主义设计以其高度统一、理性化的特征和冷漠的面孔征服了全世界，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受到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新一代消费者的批评、指责和发难。1972年美国“普鲁蒂·艾戈”住宅区的被炸毁即是证明。这个由日本设计家山崎实设计，建于1954年的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住宅区，采用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方式，以混凝土、钢筋和玻璃为材料，只强调功能而缺少装饰，外观设计工整有致，冷漠而毫无情感，如同监狱一般，完工以后即使低收入的穷人也不愿迁入这样冰冷而缺乏人情昧的住宅区。从50—70年代，其居住率还不到1/3，市政府只好在1972年将其全部炸毁，以腾出地方重建新建筑。这一事件给了追求冷漠、理性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以当头棒喝。作为对过分理性化设计的反拨，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强调装饰和人性化的设计便应运而生，不断调起消费者的胃口，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德国的著名设计师兰姆斯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领袖人物，曾在50—60年代设计出一系列高度理性化、功能化、高质量而冷漠的经典德国产品而著称于世。然而兰姆斯在80年代即开始受到冲击。以德国西柏林为中心的设计家组成的“新德国设计”流派就公开反对以兰姆斯为代表的正统德国设计，强调设计的生动的、人性化的特点。其精神领袖克里斯提安·邦格拉博(Christian Borngraber)公开宣称：“我反对的不是兰姆斯，而是那种说德国设计必须象兰姆斯的刻板教条”，对沉闷的、冷漠的、理性的德国设计发起强烈攻击，反映了对极端理性主义设计的厌恶情绪。一方面是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消费口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一方面是过于刻板、冷峻、理性的千篇一律的设计面孔，其结果必然是选择变化、突破——由理性化走向感性化，由非人性化走向人性化的物极必反，矫枉过正，80—90年代的这种对理性化的反拨也实在是情理中事。

《道是无“情”却有“情”——设计“人性化”探微》节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