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当前处于西方国家众矢之的地位的南斯拉夫所经受的灾难早已是无以复加，单就北约组织去年对全国设施的军事破坏和经济制裁便使得失业人口达到70％之高，因此长此以往如何支撑下去的确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长达十年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就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活教材。就南斯拉夫目前所遭遇的空前破坏加以权衡，南斯拉夫的选民们似乎不难作出“牺牲米洛舍维其以换取制裁的解除和西方的援助与经济重建”的结论。
而在米洛舍维其下台后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兑马克汇率的止跌大幅上扬，便反映出国民相信“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困难时代已经结束，随著西方制裁的解除和外援、外资的流入，经济将步向复苏”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二）、普遍存在的渴望“民主”和反对“独裁”的社会心态占据上风是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各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反应中得到证实。在南政权变更后，南斯拉夫各报章普遍祝贺科什图尼察就任总统，认为国家在受到西方多年制裁後，已经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而科什图尼察也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宣称：“民主已经在南斯拉夫诞生，主义正在瓦解，这是瞬间的事。”在街头的民众则兴高采烈的为他们终于把“独裁者”赶下台而庆祝胜利。
米洛舍维其和他的政府在长达十三年的执政生涯里，为了维持南联盟的统一而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采取了强硬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难免背上“专制”、“独裁”和“残暴”的骂名，在客观上也导致了经济衰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困。因而导致民众对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产生反感心理，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正是这种反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南斯拉夫民众仇视北约和西方国家的心理，这时，选择什么样的人当总统已经不是选民们头号要考虑的问题了，“把他赶下台去！”成为了选民的主要心态。对此心态的验证可从记者在街头采访示威民众的报道中得到证明。

（三）、盲目修改宪法和实行大选的政治失误是直接原因。
“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2]“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统治者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一方面尽力使政策合乎民意，另一方面保持宪政和法统的稳定。在这两个前提下，尽可能地培养和扶持自己的继承人方为上策。起码在缺乏西方民主传统基础的东方（包括南斯拉夫），这是基本的和有效的政治策略。而米洛舍维其却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决定修改宪法和实行公民选举以谋求自己的连任，就首先破坏了宪政和法统的稳定，从而在政治程序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直接的原因。
（四）、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深层原因。[3]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旧体制的崩溃和消解，旧政权赖以生存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新政权判定为非法。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族，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与其他民族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