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冲击的警报尚未解除，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已经从不少地方涌起：农居集中化，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大拆大建，紧锣密鼓。

　有官员声称：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我们自应抓住机遇，加快拆迁改造推进城市建设;有学者论证：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长期陷于谷底的危险。

　　不过，从最基层传来的还有一些农民的不满、抵制，乃至抗争性群体事件，这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如何保障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合法权益?城市化拉动内需应该从何处着力? 当下推进城市化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地方的政府文件中都明确了“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应该说，这是郊区城市化、宅基地换住房中的一条不该逾越的红线：可是，实践中呢?依然有不少农民“自愿”的背后，是政府官员的强势政治动员，是当地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少数村官的擅自民意代表。更有甚者，竟有地方出台专项文件，对那些不及时“自愿”者及其亲属，以停职停薪、下岗失业等相威胁。

　　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为农民手中的实惠?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宅基地被农民视为家产，并代代相传。在宅基地换住房中，拆迁补偿的标准是否合理?是以房换房，还是以宅基地换房?宅基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原来的城乡接合部农民租赁房屋的“瓦片经济”瓦解之后，新的收入增长点在哪里?对原来的集体经济，如何保障农民发展、分红的权益?村民转变成城市居民后，怎样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就业、教育、保险等后顾之忧?这都是需要政府与农民协商一致、共同求解的难题。

　　当初，政府通过强制征用农民土地、低价补偿失地农民，推动了国家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国农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毕竟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阶段，在利益关系的协调中，应该有全新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安排。

　　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自是当务之急。以城市化为杠杆，撬动内需增长，也不失为一个积极的选择。大拆大建，加速城市化，可以有力拉动农民的住房消费，从而引领与住房相关的各类投资：但是，这种消费有多少是农民自身主动的、生存发展内在的需求，又有多少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一厢情愿强势推动、人为制造、超前解放的需求?不问农民的承受能力、幸福感受，不顾城市发展的演进规律、现实条件，期望在一个早上让所有的郊区农民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引发哪些问题?写到这里，我油然想到一些经济学家曾再三启蒙的“破窗理论”：当一扇窗户被打破后，主人自然要购置新玻璃，这就间接促进了玻璃厂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拉动了经济发展。只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人为地去打碎并非急需更换、主人也并不情愿更换的窗子，这是在“折腾”，还是在发展?

　　加速城市化，宅基地换住房，拉动了房地产的新的热潮 只是单一以住宅开发带动区域发展，虽然可以改善原居民的居住条件，但忽略了他们的生计安排在一个个“卧城”中，在缺乏坚实产业基础和巨大吸附能力的“郊区城市化”浪潮中，如何承载更多的就业?如何保障农民市民化后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保障、增进农民权益，拉动、扩张内需增长，推动、深化城市化进程，如何在“加速城市化”中统筹兼顾?我以为，在于将着力点从“土地城市化”转向 “人的城市化”，转向农民工的“融城化”、“市民化”、

　　当然，农民工城市化也有一个城市承受能力的问题，但是，这绝不应成为我们延缓户籍改革、迟滞农民工融城步伐的理由。亿万农民工，用双手托举起城市的建设，牵引来城市的繁荣，却依然被拒绝在城市的体制之外、社会之外、发展之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他们的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发展取向、社会预期、职业选择，已经发生根本性转换，他们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权利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们对公平正义、人格尊重、公民权益和价值实现的需求更为强烈、从户籍、社保、培训等方面帮助农民工有序、顺利地向产业工人转变，向城市市民转变，这足加速城市化新的更为迫切的课题。

　　官员和专家们不是一再强调城市化对刺激经济的重大意义吗?从城市看一看，如果农民工市民化了，必须有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仅在房屋建设上每年所拉动的需求就将是惊人的，更不用说还需要满足更大量的社会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服务的巨大需求， 再从乡村看一看，农民工市民化必将加速农村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充分释放土地的财富效应，充分释放转移农民的创造需求，它将为加速城市化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将为农村的现代化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要警惕，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但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扩张，走粗放经营的老路;拉动内需的机遇不可错失，但不能只重数字不重人，只重城市规模不重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