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而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部分建筑工月薪上升到5000元。
毫无疑问,“民工荒”的出现,给城市企业带来很大程度的创伤。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各地企业订单猛然上升,经济形势有所回暖。有论者称,我们应持以乐观态度,因为这是经济复苏的象征,只要给农民工较高的薪酬刺激,不愁农民工不回潮。显然,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我们必须正视,“民工荒“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薪酬定位。
当然,倘若各地企业纷纷追升月薪,势必能让部分农民工回到城市。但是,仅靠提升月薪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可以预期的是,没有从本质上下功夫,阶段性“民工荒”还会季节性的屡屡发生。
“民工荒”的出现并非偶然。根本上说,“民工荒”与农民工基本权利的缺失不无关系。有学者统计,江浙、珠三角等沿海城市,外来人口对当地GDP的贡献高于30%,但是,囿于制度和现实的羁绊,农民工却无法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显然,“民工荒”的解决,是要赋予农民工一些应有的基本权利和伦理上的尊重。在“民工荒”的倒逼下,政府和企业都开始审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似乎走向穷途末路。正因为此,江浙、珠三角等沿海企业开始提薪或提高其他方面的待遇。
薪酬、企业待遇方面的转好企业可以解决,当然,这也是市场规律下的必然。但有些方面,企业无法解决,比如说户口、孩子上学和社保等问题。地方政府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阶段性“民工荒”,就必须将农民工应该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纳入统筹范围。当然,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已然做出努力,不少农民工开始入户,孩子也能方便的入学。但是,还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不管是从制度上还是城市文化上,城市给农民工的温暖还很欠缺。比如,在就业、用工的保障上,一些企业以无赖的姿态拖欠农民工工资,而相关的维权部门又表现出极度疲软,如此的工作环境,怎能让农民工找到可以依靠的安全感。更进一步讲,一些农民工被逼无奈,以跳楼跳桥相威胁,却被解释为作秀,甚至被定位到聚众滋事扰乱公共安全。
与城市相比,虽然农村收入较少,但农民工更容易在家乡找到可以依靠的家的感觉。何况,而今的农村在新农合、社保等方面有了较好的发展。权衡左右,我相信任何一个农民工,都会觉得还是在“家”待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