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英文标题】Mao Tsetung's Reflection on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ow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AN Xian-min,XIAO Guang-rong
【标题注释】本文系湖南省2001年特别委托社科规划立项课题“关于新时期党执政规律的探索”的研究成果之一。
【 作 者】谭献民/肖光荣
【作者简介】谭献民(1957-)，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肖光荣(1968-)，男，湖南汉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内容提要】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他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对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英文摘要】Mao Tsetung is a great forerunner to probe into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owed by CPC.By attaching much importance on the mission of governing,the capability of governing and the supervision of governing,this article addresses Mao Tsetung's useful reflection on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wed by communist party.
【关 键 词】毛泽东/中国党/执政规律/有益探索
　　Mao Tsetung/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overning rules/useful refec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6-0017-05
　　中国党十分注重对执政规律的探索。1945年7月，当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出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执政规律就已开始成为领袖人物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探索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主要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谈谈毛泽东对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执政任务上的探索
　　发展既是中国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物质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方法。中国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并要求执政的中国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的形成，毛泽东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没。
　　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1]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党执政后的任务就作了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党的执政任务的战略构想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其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的整个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或伴随它而发生的。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P1428)此时，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医疗战争创伤，还对未来的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2](P1437)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新中国逐步发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2](P1333)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2](P1477)。
　　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技术方面，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化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2](P1477)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途径。毛泽东认为，五种经济成分必须同时存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P1433)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其中，必须以国营经济为主体。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2](P1428)。其次，重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毛泽东指出，要使企业的经营生产获得发展，必须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设立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党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2](P148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执掌政权，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指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了伟大胜利。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中国党面临着全新的实践考验，即党能否履行好自己的执政使命，完成自己的执政任务。毛泽东对此作了探索。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就逝世了。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越采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的闸门。他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论论证。毛泽东还纠正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的商品生产只限于生产资料的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如农业生产资料。毛泽东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的分析中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建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旦违反了它，就会使经济建设出现混乱，遭受损失，回过头来还必须按此进行调整，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两阶段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个思想虽然在内涵上远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到1960年急躁冒进和“风”的教训时，强调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把时间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太短了反而有害。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吸取“风”的教训时，比较早地提出了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首先，他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和货币的极“左”错误，强调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其次，毛泽东批判了那种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求用这方面的事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二、在执政能力上的探索
　　党执政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在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中实现的。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他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中共执政后，一方面能够凭借政权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滥用职权的危险，从而使党的内部遭到腐蚀而导致失败。因此，执政党的建设成为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对这一艰巨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惕敌人“糖衣炮弹”攻击的警告，提出要将“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执政后，毛泽东所预料的不良现象在党内出现了：有些党员因为革命胜利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工作上消极疲沓，生活上贪图享受；有些党员则以功臣自居，争待遇、争享受；还有些党员在工作作风上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这些不良倾向，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强调指出：“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3](P967)1950年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再次研究全党的整风问题。毛泽东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把整党问题列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必须作好的八项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指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4](P72)通过整风，整顿了干部的思想作风，使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较大改进，个别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行为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从而使整体上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结合这次整党，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针对当时一些不法资本家和阶级敌人，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机关内部大量施放“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到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教育。
　　加强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凭借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毛泽东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进行使得党内部分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铺张浪费习气。对此，毛泽东重申了“两个务必”的思想。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5](P139)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化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能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五十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5](P312)对于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发扬。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再次指出：“‘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5](P213)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人无完人，党无圣党，任何人、任何党都可能犯错误。是讳病忌医还是有错就改，是考验执政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对待大跃进所犯错误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对于促进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执政能力有重大影响。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提出调整经济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问题。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的解释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特别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工作中的错误。为了使执政党少犯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对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作风，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性质问题的高度。
　　　　三、在执政监督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党执政后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结局时，胸有成竹地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在党执政监督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人民是政权的主人，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力量，因而也是监督、抵制、反对党执政腐败最坚决、最坚定的力量。对党执政腐败的斗争也像革命斗争一样，需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造成一定的声势。而这种声势的形成，离开动员人民，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发动了人民群众，造成声势，“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人民监督的实质就是要用人民的权力来监督、制约党执政的权力及其运行，特别是要监督制约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党执政之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就借助人民的监督力量，来保证党永不变色。毛泽东在“三反”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5](P54)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全会上宣布：中共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借助党内外力量帮助克服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从制度上探索和提出了人民民主监督党执政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人士直接参政议政，开通民主渠道，力求扩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954年，毛泽东曾指出：“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5](P384)按照这一原则，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从国家根本大法高度为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了制度保障。毛泽东还提出并实行了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还领导制定了信访工作制度等。即使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60年代，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干部“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度，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党政干部主要负责人蹲点制度等，这些具体要求，对执政党特别是党员干部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的，因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革命党色彩，无论在思维方式、施政行为上，还是执政理念上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夸大了阶级斗争严峻性，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占据统治的地位；在施政行为上习惯于革命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以及政治、文化教育问题，如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运动，用抓革命的方式搞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革命的大批判运动；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解决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在执政理念上，将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可以实现的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人为拉平并使之理想化、简单化。如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视为单一的公有制，分配体制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甚至曾一度试行过“按需分配”，把人的全面发展简化为亦工、亦农、亦军、亦商、亦学。革命的思维方式、革命的施政行为、革命的执政理念严重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对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一个崭新而长期的过程，正如波兰革命家卢森堡视社会主义为一块有待人们奋力开拓和辛勤耕耘的“处女地”一样。在探索中既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在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留下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发生的错误和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毛泽东晚年尽管有重大失误，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
　　收稿日期：2003-07-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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